清缅战争故事 清缅战争故事简介
清缅战争伤亡？
清缅之战，双方直接交手时间长达7年，冷战19年，总共持续了26年。
前前后后乾隆皇帝曾组织过四次远征缅甸的战役，但都被缅甸击退，虽然最后是缅甸一方主动表示投降称臣，但其结果对于乾隆而言“虽胜尤败”。
毕竟，这次清缅之战中，清军损失上万人，耗银900多万两。
其中因这场战争而死的人中，还包括湖广总督刘藻、云贵总督兼任兵部尚书明瑞、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乾隆小舅子傅恒这些影响力不凡的大人物。
清缅战争对缅甸影响？
清缅战争是18世纪末清朝和缅甸贡榜王朝两国围绕边境地区的领土和资源控制权发生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以1762年冬缅甸入侵中国云南普洱地区，清军自卫反击为开端，以1769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停战合约收场。历时7年，清朝虽然取得了缅甸名义上的臣服，但是并未能获得战争的真正胜利。
这场清缅战争对参战双方而言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双方都不是胜利者，非要说胜利者的话，那也只能是暹罗了，由于缅甸在战争中消耗甚巨，郑信带着残兵败将竟然击败了缅甸，建立吞武里王朝，随后的曼谷王朝更是延续至今，缅甸多了个头疼的对手，统一东南亚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清缅战争清朝的失败原因有哪些？
真正动摇傅恒地位的，是他经营缅甸事务的失机。清初，中国和缅甸之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联系，但两国地域毗邻，民间来往很是频繁。乾隆十八年，通过与缅甸关系较密切的云南茂隆厂主吴尚贤的介绍，两国开始有了交往，清政府允许缅甸使节来华，这是两国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但这良好的开端却由于不久发生的缅甸内乱而中止。从乾隆二十年起，缅甸军队不断侵扰清朝耿马、孟连等土司。乾隆三十年，缅军甚至进犯云南九龙江橄榄坝，入据车里城。云贵总督刘藻遣兵征讨，因指挥失宜，反为其败。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清政府又派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杨应琚到任后，指挥军队击退了缅军的进犯，收复了失地。但杨应琚却因此而傲慢轻敌，贪功启衅，他自普洱移驻永昌后，致书缅甸国王，声言将率大军数十万征讨，要缅甸投降。于是缅甸起兵迎战，双方战事再起。清军数战不利，缅甸军队乘机进扰云南。乾隆帝闻讯大怒，诏逮杨应琚至京，赐死。乾隆三十二年，派将军明瑞分兵五路征缅。战争之始，清军连战皆捷，进展很快，已逼近缅甸国都阿瓦（今缅甸曼德勒），但毕竟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终于在第二年二月兵败退回，明瑞也自尽身亡。
清军惨败的消息使乾隆帝甚为震惊，他见军情紧急，“必须重臣前往督率调度”，于是授傅恒为经略，阿里衮和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经办征伐缅甸事务。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率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余名出征。临行时，乾隆帝亲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并把自己用的甲胄赠给傅恒，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希望。
这一年三月，傅恒抵达云南，四月到永昌、腾越察看情况，着手进行战前准备。他得知缅军防守“专恃木栅”，而“清军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就“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时暗铸大炮，出其不意”。他还聚集众将，商讨进兵方略。鉴于过去明瑞将军专由陆路进兵，缅方得以集中兵力防御，而遭败绩的教训，傅恒决策水陆三道并进。因缅甸都城阿瓦在大金沙江以西，若由东路锡箔江进，则阿瓦仍隔江外，于是定议一路由戛鸠江（亦名兰鸠江，或槟榔江）出河西，取道孟拱（今缅甸密支那之西）、孟养（今缅甸密支那），直捣阿瓦，此为正师；一路由伊洛瓦底江东岸，经孟密（今缅甸杰）夹江南下，这是偏师；另一路则由伊洛瓦底江水路，顺流而下，先造船于蛮莫（今缅甸八莫），以沟通前两路军的联系，壮大声势，并兼及供应两军所需。但是要实现水陆并进的方针，首先要解决船的问题。早在傅恒未到云南之前，乾隆帝就曾有造船的打算，并派副将军阿里衮去经办此事。但阿里衮以“边外峡行湍险，舟楫不通，沿江亦无办公所奏止”。随后，傅显与佐三泰又奉命前往察勘实情，“所言与阿里衮等同”。这样，造船之事只好暂且搁下了。傅恒抵滇后，详细地察询当地居民，获知蛮莫附近的翁古山树木较多，而位于此山旁边的野牛坝，气候凉爽无瘴气之害，是建造船只的好处所，于是傅恒就派遣傅显督工运料，并令湖广来的工匠造船。不久，一批船造成了。乾隆帝闻报很是高兴，特颁旨嘉奖，作诗《造舟行》以壮此举。
在兴造船只的同时，傅恒对征缅的其他准备事务也在加紧进行。清政府增调的军队陆续抵达云南，马匹和粮草也大体齐备。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满、汉精锐之师数万余众，马骡六万余匹，以及各种火器，如京师的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和四川的九节铜炮等“皆刻期云集”。然而当时距霜降尚早，部下诸将以“南徼地多瘴，群议宜俟霜降后出师”。傅恒虽然也有些犹豫不定，但他害怕时间拖长了，不仅耗费很多物质，而且士兵也会产生松懈情绪，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所以他就不顾部下的劝阻，毅然下令进兵，打算乘敌准备不足之机进攻，收出其不意之效。同年七月二十日，傅恒祭旗进发。时副将军阿里衮已患病，傅恒要他留下养病，阿里衮坚请从征，傅恒同意了，只留阿桂于蛮莫督造战船。傅恒领军至戛鸠江后，征集船只，打造木筏，用十天的时间，全军渡过了戛鸠江。然后挥军西进，一路之上，孟拱、孟养两土司先后归降，并“各献驯象四，牛百头，粮数百石”。此时缅甸正值秋收季节，一时未集军迎战，同时孟拱、孟养离缅甸中心地区又较远，因而傅恒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已前进了两千里。但是这期间，天气十分恶劣，“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加之，清军人地生疏，经常迷失方向，实在是难以深入了。面临如此险恶的困境，傅恒只得改变原先攻占木疏（即今缅甸甘布鲁），由陆路直取阿瓦的计划，于同年十月回师至蛮莫，与东路阿桂军会合。傅恒因率军“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虽然如此，傅恒还是带病指挥，试图扭转这不利的局面。他见水战所需战船已大都造就，并且福建和广东水师也已到达蛮莫，就把军队重新布署，以阿里衮为西路，阿桂沿江东南下为东路，而自己则督舟师居中，沿伊洛瓦底江南进为中军。此时，缅甸亦集水陆军前来迎战，双方经过一番激烈交锋，缅军败退，清军三路告捷。不过，清军虽一时得手，但阿里衮随之病亡，许多官兵不是负伤就是患病，已无力再向阿瓦进攻。于是集全力图谋夺取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以迫使缅甸乞降。老官屯前临大江，缅军在江东西岸周围二三里的地带树立了许多高大的木栅，栅外掘三重濠沟，沟外又横放大木头，使尖利的树枝朝外成鹿砦，使人无法通过。这是缅军的惯用之法。傅恒先命部下修筑土台，将大炮置放台上，向敌军阵地轰击。炮弹虽然将木栅击穿，但它却不塌落，而破损处又随即被缅军修补好。傅恒见此法不能奏效，就又“属生革为长钩之”，但力急绳断不能倒其栅。随后他又派士兵“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使数千人曳之，但藤却被缅军用斧砍断，此法又失败了。虽然屡次失败，傅恒仍不甘心，就又施用火攻，“先为杆牌御枪炮，众挟膏薪随之，百牌齐进，逾濠抵栅，而江自四更雾起，迄平旦始息，栅木沾润不能，兼值反风，遂却”。最后，傅恒又派士兵挖地道，埋火药轰之，然而火药引爆后，虽然“栅突高起丈余，贼号骇震天”，但随之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复动，盖栅坡迤下，而地道平进，故土厚不能迸
此时，傅恒若以小部兵力继续围困老官屯，而以大部兵力从江西岸直攻阿瓦，还有扭转不利战局的可能，但他却坚执统军非取老官屯不可，于是清军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特别是日趋加重的瘴气，使清军大量减员，傅恒在给乾隆帝上的奏报中说：“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名，满兵一千名，见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乾隆帝接到奏报后，知清军已陷困境，遂下令暂行撤兵，并命傅恒返京师，“老官屯既不可久驻，野牛坝地方尚高，酌量于该处留兵屯守，并著土司等于关外相度地势驻扎防范。令其以暂时退驻，明年再行进兵之言，宣示于众..著传谕傅恒将善后事宜交阿桂筹办，即速驰驿来京”。
与此同时，缅军在清军的攻势下，也日感震惧，加之阿桂的战船又截断了东西岸缅军之间的联系，他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于是就主动派人向清营递送文书，请求双方选择一适中地点，商谈休战罢兵之事。傅恒集众将商量对策，阿桂和其他将领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傅恒虽不愿以议和结局，但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听从诸将的意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休战撤兵协议。同年十二月，傅恒上奏，说缅甸方面答应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贡的条件，请求乾隆帝批准协议。乾隆帝本来就已下令暂行撤兵，现在缅方又答应向清朝进贡，当然很快就予以批准。这样持续数年的战争宣告结束。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还至京师，乾隆帝命他与其子福隆安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然而不久，傅恒的处境就很不妙。主要是缅甸一直未履行进贡的许诺，乾隆帝认为这很失体面，很是恼怒。只是因傅恒的病日见沉重，不忍心处罚他。傅恒本人更是羞愧难忍，数月之后即病死，终年还不足五十岁。乾隆帝亲自到其府宅祭奠，下令以宗室镇国公例丧葬，谥号“文忠”。这以后，乾隆帝东巡途经傅恒墓时，又进行了祭奠。嘉庆元年（1796），傅恒之子福康安去世，推恩赠傅恒郡王衔。
傅恒作为乾隆帝的宠臣，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他对乾隆前期朝政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提拔重用了不少有文韬武略的干练之才，“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一些颇有作为的文臣武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毕沅、孙士毅、阿尔泰和阿桂等，都是经他之手，得以施展才能，显露风采的，“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其次，他对下属“每多谦冲”，“毫无骄汰之状”。乾隆二十三年吏部尚书汪由敦死后，傅恒极力推荐其子汪承霈，终使其得授兵部主事之职。后汪承霈奉命外任福建邵武知府，傅恒因其母年已八十，无人照看，特为之陈请，使汪承霈得以留京供职。兵部尚书舒赫德因处理阿睦尔撒纳归降一事不合君帝，触怒乾隆帝，被籍没遣戍，傅恒特地拿出自己的银两赎买其宅，等后来舒赫德被赦归
但是，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这对当时日渐兴盛的豪华奢侈之风，无异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傅恒对于贪赃枉法残害民众的官吏，往往不能严之以法。两淮盐政使高恒因贪污，下刑部议罪，定为死刑，“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即傅恒）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高恒”。因而当时就有一名叫汪松的参军批评傅恒“以宽厚博众誉”，“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誉以济其私者。玩惕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礼亲王昭琏甚至把乾隆后期和掌政后，官场盛行的苟且偷安之风也和傅恒联系起来。他说：“后和相（指和）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冗为能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文忠公（指傅恒）有以启之也”。这话不无道理。
清缅之战真相？
清缅之战，双方直接交手时间长达7年，冷战19年，总共持续了26年。乾隆皇帝其间曾组织过四次远征缅甸的战役，但都被缅甸击退，虽然最后是缅甸一方主动表示投降称臣，但其结果对于乾隆而言“虽胜尤败”。毕竟，这次清缅之战中，清军损失上万人，耗银900多万两。其中因这场战争而死的人中，还包括湖广总督刘藻、云贵总督兼任兵部尚书明瑞、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乾隆小舅子傅恒这些影响力不凡的大人物。
清缅之战真实历史？
清缅战争
清朝和缅甸贡榜王朝的战争
清缅战争，是18世纪末清朝和缅甸贡榜王朝两国围绕边境地区的领土和资源控制权发生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以1762年冬缅甸入侵中国云南普洱地区，清军自卫反击为开端，以1769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停战合约收场。历时7年，清朝虽然取得了缅甸名义上的臣服，但是并未能获得战争的真正胜利。清朝缅甸双方都损失惨重，在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中，对缅战争也是其中唯一存在较多争议的一件。乾隆帝晚年时曾说过，“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
一些参加过清缅战争的将领，目睹了部分缅兵所持火器威力之大，有感自身的火器技术落后。返回后曾上书乾隆帝，提议向西方购置先进的枪支，雇佣西方军事技术人员，仿制枪支，增强自身国力。但乾隆皇帝受“骑射乃建州之本”祖训的影响，认为发展火器将会导致本来入关后因腐化导致骑射和冷兵器作战技艺松弛的八旗军依赖火器，其该方面技艺进一步松弛，所以未予以重视。
这场战争造成中南半岛上的重大政局变动。清缅战争爆发时候，缅甸正和它历史上的死敌暹罗（今泰国）交战，刚灭了暹罗就遇上大清军队进攻。国内空虚的缅甸被迫只留下九千兵力驻扎暹罗，全军归国抵御清军进攻。暹罗的郑信由此得以击败国内其他割据势力，击退缅兵，重建暹罗。清缅战争造成中南半岛上发生一大变局，缅甸被战争削弱，暹罗得以复国。
缅甸战后十年主动求贡，重新被纳入东亚朝贡体系。
中缅战争最终谁胜利？
清缅战争，是1762年冬缅甸入侵中国云南普洱地区，清军自卫反击为开端，围绕中缅边境地区的领土控制权发生的一场战争。
清缅战争从边境土司小冲突开始，演变为精锐主力对决，1769年11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战役中，清军统帅明瑞率领1万清军大破缅军攻到缅甸首都阿瓦附近，但在缅军大规模的坚壁清野下，清军粮尽退走，遭到缅军5万主力包围。清军趁夜色沿小路撤退，为保大军顺利撤退，统帅明瑞、扎拉丰阿、观音保让大军先走，率数百八旗兵拼死殿后皆殉国，清军万余官兵及伤病员和体弱文官都得顺利撤退。缅军惧怕明瑞，不知明瑞殉国，多次乞降，乾隆不许。最终战役，清军前线出动1.8万士兵。缅军出动主力三万余士兵，还有数百法国兵。依然是缅甸兵力占优，但双方野战能力有一定差距，整个战役，还是清军保持攻势，而缅军保持守势。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缅战争是哪？
打过了日军的便衣队当时已上了惠通桥，如不是当时一个极偶然的事故，该桥就会被日军完全占领。而且即使桥炸了，日军部分部队仍然过了江，幸好当时36师部分军队赶到，阻击住了日军。但滇西部分地区还是沦陷了，才有了后来的高黎贡山、龙陵、松山诸多战斗。
清法战争始末？
提起中法战争，大家恐怕都会想那句著名的“清朝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确实，在接连取得镇南关、谅山等多场胜利，且法国内阁倒台的大好形势下，清廷本可乘胜而进、一扫之前屡败于列强的耻辱，可却让人大跌眼镜地签署了又一个不平等的《中法新约》。仗打胜了还求和签约，这就是“不败而败”的由来。
那么，在千夫所指、不败而败的背后，到底有何原因？清廷接受《中法新约》，究竟是软弱妥协以致丧权辱国，还是迫不得已顺势而为？
乘胜追击清军：太难为我了！
中法战争中，清廷最让后人诟病的，无疑是在镇南关大捷后没有乘胜反攻，反而拱手让出胜局重启和谈。不过，细细分析当时中法两军的形势，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清军根本无力反攻了！
就双方的主战场越南战场而言，清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在镇南关大捷前，法军已控制几乎整个越南，并攻入大清境内。
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法军攻陷谅山及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西路法军也大败黑旗军及滇军，致使清廷朝野震动。当时在前线负责巡视军务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就表示：“近日密查关内外军情，甚为可忧……诸军气馁心离，军民多怨，目前边事益难。”彭玉麟作为湘军名宿，也是晚清数得着的勋臣悍将，其戎马一生素以善战著称，连他都对战局感到灰心，其余官兵的心思就不用说了。
后来老将冯子材重整旗鼓，并抓住法军轻敌冒进的绝佳良机，在镇南关挫败对手，继而收复谅山。但此役清军以两万兵力对阵三千法军，付出的伤亡竟高达两千五百人（其中阵亡一千五百余人），只毙伤俘敌六百余人（关于中法战争中双方的战损数，因各种史籍记载大相径庭，且中法两国都对敌方伤亡颇有夸大之嫌，因此本文所有相关数据仅引用各国对己方损失的记述），是一场典型的惨胜。
尽管清军收复谅山，但法军仍占据越南95%的领土和几乎全部交通要道，清军只能局促在中越边界一隅。云贵总督岑毓英更是上疏道：“迄今将及一月，多方招集，不足千人；战守两难，进退失据。”可见一两场局部胜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弱法强的局面。清军在越南战场上所面临的形势，仍是紧急且严峻的。
中法之战另一个战场台湾战场上，虽有淮军第一名将刘铭传坐镇指挥，几番败敌。但由于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法军完全封锁了台湾及东南沿海，刘铭传部的粮弹给养无从着落，能否长期坚持孰难预料。即便刘铭传能够确保台湾无虞，但失去海上力量支援的清军也最多是守有余而攻不足。直到《中法新约》签订前，虽然法军统帅孤拔毙命，但福建、浙江沿海都由法军控制。法国只是因为担心列强干涉而不敢北上威胁京师。所以台湾方面，清军也是始终居于劣势。
由此可见，要求清军在镇南关之后乘胜反击，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狼狈不堪法国：你听谁说的？
谅山大捷后，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一般认为这件事标志着法国已经狼狈不堪，无力继续战争，因此说清廷在此时放弃反击转而求和是屈辱的。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首先，内阁倒台这种事在西方代议制国家中是很常见的。
正所谓“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但这种乱象并不一定就导致国内动荡。经过近两百年的试验，当时英法等列强的政治运作已经十分成熟，议会、政府换届改选已是一种常态，社会各界对此早就习以为常。而恰恰是对于这些政治常识的不了解，才会使得当时的国人做出法国国内民怨沸腾、法国已狼狈不堪这种一厢情愿的猜想。
其次，茹费理内阁倒台后，议员李播就在公开场合表示：“这不是说要放弃我们兵士用鲜血取得的阵地。放弃这些阵地，不但是一种国家所不能宽恕的懦弱畏葸，抑且使我们在交趾殖民地的荣誉与安全不能保持。”因此，内阁倒台不意味着战争终结，卷土重来才是法军的下一步计划。而且这时法军已经由法属西非征集了两万援军，反观清军在中越边界只剩下万余人马。
镇南关之战一月后，即1885年4月13日，张之洞向廷枢报告：“顷接冯廿四电，探报法添兵到，定廿八日分三路复攻谅山。”可见如果清廷不选择议和，就会迎来新的恶战。以累战疲弱之师对彼新锐之旅，结果如何想必不用多说。
合纵连横局面：双方和局几定
综上所述，清军虽因镇南关、谅山的胜利改变了连战连败的颓势，但战场主动权仍完全在法军手中。要说清廷有什么优势，顶多就是携眼下得胜之余威，且趁法军援兵尚未抵达时，可以要求重启和谈并提升自己的筹码。况且，当时清朝已经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中法战争的结果如何，肯定要受到列强与大清合纵连横的影响。从当时的国际大势来看，英法大致是一个阵营的。如果清朝胜利，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英法的在华利益。所以，英国当时的政策非常明确，那就是居中调停，让清廷作出一些让步，然后中法握手言和，这样皆大欢喜。
另外，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如此打算：中法战争拖得越久，法国越受牵制，无暇顾及欧陆，美德则可趁机扩张。况且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趁着中法干仗，两国可以大搞军火生意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清军乘胜而进，万一法国退出越南，其对外政策的重心势必重返欧陆，这对美德来说必然不是利好消息。故而倘若清军真的发起反攻，定会遭到两国的干预。
中法开战初显端倪时，李鸿章曾言：“息事宁人终久长远之计。”此言可谓一针见血地预料到了战争的结局。众所周知，李中堂在对待列强的问题上，向来是主和的。但主和不是懦弱，更不是无能。近代史上中国一次次被动挨打，证明没有金刚钻却硬揽瓷器活，才是误国误民、昏聩无知。
在当时，清廷内部的主战派比比皆是。颟顸自大的顽固派自不必说，洋务派中除了向来与李不和的左宗棠、张之洞外，张树声、刘铭传等淮系官员也是支持开战的。在这种背景下，1883年底中法关于越南交涉失败，最终导致了战争爆发。
但开战后，在举国上下“议和就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氛围中，老李的对法政策仍以求和为核心。他说“法人长于水战”，而“华兵仅赖营垒炮台”；“法兵操练熟悉”，而“滇桂各营操练素未讲求”。总之，老李想说的其实就一句话：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说到底，在当时国内外波云诡谲的环境下，“和”才是解决中法矛盾的根本，老李看得很透彻。
上图_《中法新约》局部
《中法新约》中法国放弃对台湾的封锁，及撤离基隆和澎湖群岛，换取清朝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虽说清朝因此失去越南，但越南不过是大清的藩属，用一个早已陷落的藩属来确保对固有领土台湾的主权，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清朝不用向法国割地赔款，则还是鸦片战争以来的首次。若战争继续下去，一旦法军援兵到达，清军能坚挺多久，能不能保住胜势，这些都是未知数。倘若再有一次丧师失地，割地赔款肯定是少不了的。
总之，清朝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既有实力不济的无奈，也有国际大势运作下的必然性。败，是败在了实力上，而不是那一纸条约。
光明战争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策划和发动内战。国民党广东当局调集重兵围攻东江地区，对包括光明在内的深圳地区进行残酷的“清乡”“三征”运动，欺压群众，强征暴敛，残忍杀害革命骨干。光明地域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积极恢复和壮大人民武装，军民团结一心，不畏艰难，主动出击，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光明革命的壮丽篇章。
党的组织遭到破坏
光明地区再度陷入“白色恐怖”
在抗日战争期间，深圳地区是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将东江解放区列为军事进攻的重点，调集重兵进驻，妄图利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摧毁广东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彻底消灭人民武装，实现其完全控制整个广东的战略目标。
1945年10月至1946年春，国民党保八团团长徐东来派周义心大队重返观澜，配合国民党新一军“扫荡”观澜路西根据地，多次包围白花洞村（今光明地区），杀害观澜乡党组织负责人周来友和部队东流剧团副团长肖英，以及白花洞地下党员徐马连等多位革命同志、爱国青年和进步群众。1946年7月，东江纵队北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宝路西地区摧毁民主政权，解散农会，恢复反动政权，实行五家联保的保甲制度，大搞“清乡”“自新”运动，光明地区一批共产党员、战士家属、复员人员和进步群众惨遭捕杀。
1946年夏，广东全省由于水稻成熟时遭遇特大台风，早稻歉收。国民党广东当局不管人民死活，竟成立税警团，用高压政策推行“大三征”（征粮、征兵、征税）。国民党反动军团所到之处，强迫农民交粮交税，肆意抢掠财物，恶意烧毁房屋，无端殴打百姓。一时间，光明的天空再次笼罩着“白色恐怖”，人民生活在惶恐不安、暗无天日的处境中
战争课文故事？
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平型关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