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爆发的起因是楚国发兵进攻宋国,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因宋公曾待他很好,便召开众将商量看如何救宋。当时情况是:想向楚国去说情,怕楚国不肯,如和楚去打仗,自己也不大愿意,而且又怕齐、秦不赞成,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答应宋国,并说明原因,叫他先和齐、秦联系,请齐、秦与楚交涉,送些礼物给齐、秦。而晋先出兵伐曹、卫,把曹、卫灭掉,将他们的土地分一些给宋,以补宋人的损失。晋文公的一番运作使晋国在正面战场开打之前早已在外交战上占尽优势。
楚成王见晋欲去救宋,便叫其大将子玉不要去逼近晋师,和晋师打仗。说晋侯在外面逃亡了十九年,才回到了晋国,什么危险他都经历过,人情世故他都明白,此是天意所决定的,像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打仗的,告诫子玉要知难而退。可是这个子玉却不肯听,仍要和晋人打仗,于是派人向成王求战,说:“我不敢说一定要立功,只是想堵一堵那些说闲话人的嘴。成王听了不大高兴,就给他比较少的部队。
此后子玉便派使者对晋人说,你们如放了曹、卫的国君,我们也就释宋之围。晋人听了以后,一面将楚使者抓起来,一面私下对曹、卫说,许他们复国,并使曹、卫告绝于楚。子玉听了非常生气,就带兵进逼晋师,晋文公便叫晋师向后退却,为此,一些将领很不满,说我们是国君率领队伍,他们是臣子作帅,现在君避臣,不是太丢脸了吗?而狐偃说:“出兵要理直,气才会杜盛的。理亏气就会衰。我们国君曾受过楚君的恩惠,也曾说过要退三舍以避之。若我们忘恩失信,那就是理亏,他们就理直,士气就会高。如果我们退了以后,他们仍不撤兵,那就是他们理亏。”于是退了三舍(九十里)。没想到子玉竟然追了上去,于是战争开始了。
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上钩了。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左军。子上(斗勃)统率右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细细分析晋国得胜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城濮之战开始前晋国就定下了“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样一个总的作战方针。第一阶段先从卫国下手,初战取胜,为晋、齐之盟奠定了基础,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第二阶段围曹,入曹。至此,附于楚国的曹、卫两国都被征服,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秦两国“喜赂怒顽”,与晋结为联盟拒楚,以解除晋国的后顾之优。在第三阶段与楚国的正面交锋中,晋国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避开楚国主力部队的锋芒,以下军之佐首先对组成楚右翼部队的陈、蔡两国军队发起进攻,楚右师战败。然后以“伪循,诱敌深念以上军合攻楚左翼部队,楚左师溃。这样晋国就造成了事实上对楚的优势,掌握了主动权,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从而取得了最后决战的胜利。《左传》城溉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使我们看到,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适应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战争是敌我双方力皿的竟赛,但力量在战争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的因素。人的主观努力,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战略战术的恰当运用,对于敌我力盆的转化,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孙子主张在作战指导上要“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庙算”。孙膑主张“变”、“权”。《左传》通过城濮之战记叙,在主、客观关系的间题上,形象地反映了和孙子、孙膑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城濮之战后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可以说城濮之战一举奠定了之后整个春秋历史的总格局:天下共有东齐、西秦、南楚、北晋四大强国,而四国中晋、楚长期争夺霸权,而齐、秦相对次之。而在晋、楚两国的长期争霸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晋国相当于美国,几乎一直压制着楚国这个老对手;楚国相当于苏联,虽然在疆域人口上更胜晋国,但在综合国力上次之,加之晋国拉拢中原各国共同打击压制楚国,使楚国除了在楚庄王时期曾一度战胜晋国外,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压制状态。
城濮之战主要交战方是楚国与晋国,卷入战事的还有秦、齐、宋、陈、蔡等。这是春秋时代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是晋国霸业的起点。
下面,我细细说一下战役的过程。
公元前632年,以晋、楚为首的北、南两大军事集团战于城濮。
楚军布署如下:楚令尹子玉亲自指挥中军;左军由司马子西指挥,统领申、息两邑的军队,战斗力上稍逊于中军;右军由斗勃所统率,主要是陈、蔡两国的军队,战斗力不强,这是楚军的弱点所在。
相较于楚军,晋三军的战斗力相对均衡,而且有秦、齐、宋的军队作为机动部队。晋军的布署如下:中军由元帅先轸指挥;上军由狐毛、狐偃统领;下军由栾枝、胥臣为正副司令。在具体对阵上,将以栾枝与胥臣的下军迎战楚军团中的右军,即楚军最薄弱的环节,其余两军先按兵不动,等待元帅先轸的命令。
能否击败强大的楚军,关键在于击垮楚军中实力最弱的右军兵团,即陈、蔡联军。但是楚军的布阵,使得右军兵团随时可以得到实力强大的中军兵团的支援,对于晋军总司令先轸来说,还必须牵制楚中军兵团,为此先轸制订了一个大胆的欺骗战术。
晋军下军副司令胥臣率先进攻楚军的右翼兵团,即陈、蔡联军。胥臣命令将战马蒙上虎皮,作用是增强战马的防护能力,同时增加攻击时的气势,令对方战马产生畏惧感。陈、蔡两国的军队本来战斗力就不强,在晋军的猛烈攻击下了手脚,很快演变成一场溃逃。不过子玉从来就把没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陈、蔡两国的豆腐军身上。
在晋军下军与楚军右翼兵团开战的同时,双方最强大的中军都没有轻举妄动。为了搅乱楚军总司令子玉的判断,晋军总司令先轸连续实施三个欺骗手段。
欺骗之一,右翼的上军司令狐毛挂起中军元帅的旗帜,让子玉错误地判断晋军实力最强的中军乃是位于右翼。子玉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楚军受南蛮习俗尚左的影响,经常将主力集中于左翼,源于中原文明的晋国则尚右,右翼作为最强的配置,这是有可能的。
欺骗之二,狐毛、狐偃的上军假装畏惧后撤,营造晋军内部混乱的假象。
欺骗之三,下军司令栾枝在晋军阵地后方,让一部分士兵用战车拖动砍下的树枝奔驰,扬起漫天飞尘,制造逃跑的假象。
晋军一系列军事欺骗战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楚军总司令子玉观察到晋军右翼出现撤退的混乱局面,接着又是在阵地后方扬起漫天尘埃,判断是晋军士兵开小差,驾着战车逃离战场。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展开全面进攻。
子玉果断地下令左军司令子西出击,奔袭晋军的右翼。
子西急着抢下头功,命令楚国士兵全力进击。晋军右翼的上军兵团只是佯装退却,当楚国左军战车以迅雷般的速度发起冲锋时,上军司令狐毛下令全体战士调转车头,做好战斗准备,迎击楚军。
先轸诱敌深入的计划取得成功。此时晋军右翼的上军兵团伪装撤退,位置在中军兵团之后,而子西的楚军在进攻时,必然要穿过晋中军的右侧,才能对上军兵团实施攻击。就在子西穿过晋中军的右侧时,先轸见楚军已经进入晋军的夹击范围,他果断投入最精锐的部队,对楚国左军实施拦腰截杀。
子西很快他就意识到,他遇到多么强劲的对手,无敌的楚国兵团在中原战场第一次遭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晋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很快就体现出来。
楚国的中军仍然按兵不动,子玉本以为晋军已丧失斗志,但他没想到,晋军的撤退根本是个圈套,致使子西兵团遭到晋中军与上军的夹击。子玉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命令楚国中军兵团向前推进。
然而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化,晋国人掌握了主动权。
楚军右翼的陈、蔡兵团已经退出战斗,落荒而逃,子玉兵团右翼已经失去保护,如果贸然突进,后路很可能晋军所截断,那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身陷险情,子玉犹豫了一下。在他迟疑的时侯,楚国左军在晋国上军与中军的夹击下,完全招架不住,很快被击溃。
子玉的中军已经成孤军,如果不能撤出战斗,势必被晋国的三路大军合围歼灭。胜负已判,子玉长叹了一声,无力挽回败局,他下令中军全线撤退。楚军毕竟训练有素,中军在撤退过程中,秩序井然,丝毫没有受到败局的影响,并没有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单从战斗的结果来看,楚国的损失并非惨重。楚军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基本上未受损失,除了阵亡人员外,被俘虏一千多人,被缴获的战车一百辆,陈、蔡两国军队损失要多一些。
尽管伤亡数目并不很大,但是从战略意义上说,楚国遭到其北进中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这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大战,由于楚国的战败,中原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晋国以强有力的手腕,遏制楚国在中原地区的扩张,同时也宣告晋国作为中原霸主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