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灭亡后女真文化得到传承
金朝国势衰落后，1215年，其将领蒲鲜万奴自立为王，国号大真。1216年降于蒙古，1217年再度自立，改国号东夏。1233年，东夏为蒙古所灭，沦为蒙古的藩属。东夏占据的东海地区属女真故土，一直是东部女真聚居区，女真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东夏立国时间不长，虽然对女真社会发展有所推动，但从长远看，这种推动力和影响力不大，当地女真人并未像南迁的女真人那样被汉化。相反，他们将先后迁入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等融合，即女真化。明代，以东部女真为主体的女真族逐渐复兴，史称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他们传承女真文化，仍然保持其固有的民族特征。
女真诸部使用共同语言
语言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在民族诸特征中，语言较为稳定，变化最慢。元明女真与辽金女真一样，操女真语，不仅女真地区的女真人如此，而且明朝辽东东宁、三万、辽海等卫的女真人也一直操女真语，朝廷往往从中选拔女真通事(翻译)，“盖取其族类同，语言习也”。据《辽东志》载，辽东的女真通事，成化年间有七人，弘治年间有八人，正德年间有二人，嘉靖年间有五人。
记载明代女真语言文字的资料，流传下来的不多，主要有永乐年间编定的《女真译语》，即《女真馆杂字》和《女真馆来文》，共收女真语基本词汇871条，女真字近700个。此外，还有明末会同馆编的《女真译语》，共收女真语单词和词组1155条，无女真文字和进贡表文，仅用汉字记录了当时的女真语音。《女真译语》是女真通事们编辑的读物，成为后来研究女真语的重要资料。明末，努尔哈赤兴起，他一再强调首要目标是统一“言语相同的诸申(女真诸部)”。可见，女真诸部使用共同的语言。
《辽东志》在记述黑龙江流域各族分布和文化习俗时，只提到以松花江流域生女真和熟女真为代表的“女直”语言相同。当然，他们操用的语言与黑龙江下游诸族的语言有异或完全不同。《重建永宁寺记》则说到，明朝使者前往奴儿干等地，会遇到语言障碍，“非重译莫晓其言”，表明沿途诸族并未形成统一的语言。明朝往往要以操女真语的海西女真为中介，经辗转翻译，才能与其他诸族沟通。
女真文字在传承中发展
女真文字创制于金初，有大字和小字两种，先后颁行。经元入明，女真文字仍在汉区和女真地区行用。明代，女真赴京朝贡，要进呈表文，表文用女真文字书写;朝廷发往女真各部的敕谕或任命女真官员的敕书，也用女真文字书写，例如：永乐元年(1403)，明朝通过朝鲜李朝招谕图们江一带的斡朵里、兀良哈等部，敕谕行文即“用女真书字”，李朝君臣看不懂，只得“使女真说其意，译之而议”。永乐时，女真馆编辑的《女真译语》收入了一些女真词汇和表文，以供有关官员学习和使用。其时，女真致书朝鲜李朝，也往往使用女真文。此外，女真人私下书信往来，也行用女真文字。
明中叶，一些海西女真部落已不用女真文，而行用蒙古文。随后，朝鲜李朝发往建州女真的书信“用女真字、蒙古字翻译书之”。在建州女真中，蒙古文也逐渐取代女真文，出现了“汉字、女真字皆不知”的现象。到努尔哈赤兴起时，“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明代，女真逐渐废弃表意的女真文字，学习并采用了拼音的蒙古文字，这在女真文化史上是一大进步。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新的女真文字，史称“老满文”。这种拼音文字优于原先的女真文字，是女真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