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大战中李自成为何战败？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尊西夏国主李继迁为太祖，改名李自晟，宣布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置百官。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兵分两路，直扑北京：其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率领，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约定会师于北京。

这两条行军路线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李自成部是主力，担任主攻，只要攻破了太原，就可翻越太行山，蹂躏真州、保州，直犯京师，而宁武、大同、宣化等地乃是大明王朝重兵集结之地，其担心京师危急必会出援，此时不免内外受敌。刘芳亮是偏师配合，可乘瓦解之势，收天下精兵，扫清北京的外围，切断北京与外界的联系，使明廷坐困京师，落己掌握之中。

而早在上年十二月二十日，李自成已趁冬季坚冰封长河，派出先头部队尝试渡河。

负责黄河防务明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蔡懋德驻守领3000人平阳(今山西临汾)，因居住在太原的晋王朱求桂心忧太原有失，再三驰书，要求蔡懋德回援。则蔡懋德交付2000人给平阳副总兵陈尚智，要他分守汾州、平阳，自己带着标兵千人返回太原。

当大顺军的先头部队出现，平阳知府张璘然弃城逃遁，陈尚智拥兵窜入泥潭山。受封居住于平阳的河西王朱新甄及宗室三百余人全部被俘杀。

消息传到蒲州(今山西永济)，明将高杰心胆俱裂，自蒲州东走，先奔泽州(今山西晋城)，后往济源，途中恣意掳掠。

大顺军由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蒲州。

猗氏、闻喜、绛州(今山西新绛)等明朝州县官员纷纷迎递降表。

二月，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进逼太原。

太原虽是战略要地，但守兵不多。巡抚蔡懋德急向屯驻在保定的督师李建泰求助。

李建泰怯懦，一味推诿拖延。

三边总督余应桂也按兵不动。

这样，二月初七日，太原城破，蔡懋德殉国。

攻下太原后，李自成并没有避虚就实、直接攻打北京，而继续北攻打大同、宣府。

十六日，大顺军连下黎城、临晋、潞安、忻州等城。

大顺军此来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捷，顺风顺水。

然而，到了代州(今山西代县)，出乎意料地遭上了顽强的抵抗。

这个抵抗来自于镇守山西兼关门、代州、三关的大明总兵周遇吉。

周遇吉，辽东锦州卫人，少有勇力，善于骑射。投身行伍后，每战都率先登上城墙，累积战功一步步升迁为统领3000人马的京营游击。

京营建制于土木堡之变后，是兵部侍郎于谦为改变卫所兵士战斗力低下局面而改革兵制招募的军队，号称营兵，长驻于北京，亦称京营。

到了明末，京营将领很多都是靠拉关系取得职位的官宦子弟，怕苦怕累，怠于训练。

周遇吉曾劝他们说：“各位都是家世良好的官宦子弟，平时不勤加操练，只怕将来难以征战疆场，为什么要白白享用朝廷的俸禄，不肯抓紧时间操练武功，为以后抱效国家尽早做些准备呢?”

周遇吉这番赤诚之语却招来了同僚们嗤之以鼻的嘲笑。

虽然京营是天子城里的军队，但时逢乱世，也得频频作战。

周遇吉遂在这层出不穷的战事中建功立业，被朝廷破格加封为太子少保、左都督。

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天，周遇吉出任山西总兵。到了任上，便裁汰老弱士兵，修造甲仗器械，训练队伍，积级备战，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李自成渡河之前，周遇吉曾命令朝廷派来的副将熊通率其部两千人协助巡抚蔡懋德守河。可是，李自成大军一来，熊通就率部投降，并返回代州劝说周遇吉投降。

周遇吉喝斥道：“我蒙受国家厚恩，岂能跟着你背叛朝廷?你领兵两千，不能杀贼，还要反过来给他们当说客，真是可耻!”传令将熊通斩首、首级送往京师，同时请求朝廷增派援救之兵。

在代州，周遇吉一面凭城坚守，一面偷偷出兵进行袭击，杀敌无数。

五天后，代州城内粮尽，不能再守，退保宁武关。

大顺军蹑踪而来。

周遇吉以宁武关城为依托，列阵于关城外围，以战为守，白天不断出兵袭击大顺军，到了晚上则收兵入城，在城上凭城发炮，给大顺军以巨大杀伤。

李自成久攻不下，便玩起了心理战，传檄恐吓，称“五日不降者屠其城”。

关城兵民人心惶惶。

有人劝周遇吉为全城军民着想，略作一点变通。

周遇吉笑道：“若辈何怯邪!今能胜，一军皆忠义。即不支，缚我予贼!”

不过，这种攻守战消耗极大，明军大炮火药很快用尽。

大顺军因此得以抬大炮接近关城轰炸城墙，城墙两次被轰塌而强修。

援兵久盼不至，这样下去终不是办法。

周遇吉决定兵行险着，他先在城内设下伏兵，然后派出弱卒搦战，在败退中引大顺军入城，看看入城的人数差不多了，便放下闸门，关门打狗，将入城的大顺军悉数斩杀。

李自成眼见伤亡惨重，心萌退意。

手下将领劝说：“我兵力百倍于彼，只要以十攻一，轮番攻打，绝无不胜之理。”

大顺军此次东征，按照其在平阳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名义所发布檄文的说法，是“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即总兵力是一百五十万。

但这是唬人的，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

李自成在襄阳建立军政府时，建立军制，据载有军兵60万人。在西安建国，军队当有所增加，很多材料说其有马兵60万，步兵40万，合起来是百万人。这是包括野战军和地方军的全部军兵人数。而参与东征的，只是野战部队，其应该是20万左右。

周遇吉的宁武守军只有4000人。

20万对四千，如果打不下来，岂不贻笑天下?!

李自成因此重新部署了兵力，再度对宁武关发起了猛攻。

在火炮的轰击之下，关城不断坍塌。

周遇吉殊死搏杀，同时飞章告急。请求大同巡抚卫景瑗发兵增援，卫景瑗命姜瓖率部援救，姜瓖贪生怕死，拒绝入援。

周遇吉孤军奋战，又坚守了四昼夜。

最终，明军兵少食尽，力不能支，宁武关宣告陷落。

周遇吉宁死不屈，继续指挥巷战，胯下的战马倒毙，他仍徒步跳跃闪转，亲手杀死贼兵几十个人，身上被射上的箭像刺猬一样，重伤力竭，不幸被俘，被吊于教场旗竿之上，惨遭乱箭射死。

城中士民被周遇吉的英烈行为所激励，相继出战，全部死亡。

周遇吉夫人刘氏，蒙古族，骁勇异常，率领家中众妇女，登上屋顶用箭射杀入城大顺军。

大顺军不敢靠近，放火环烧总兵暑，周遇吉老母、刘氏及全宅数十口人葬身火海。

大顺军占据了关城后，实施了屠城。

在满城血色中，李自成面露忧色，对众将说：“宁武关虽被攻破，但我军将士死伤颇多。自此到达北京，还要历经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等军事重镇，皆有重兵把守，倘若都像宁武守军一样，我军还能剩下一人吗?不如暂且先撤回陕西休整队伍，徐图后举。”

李自成由此定下了班师日期。

哪承想，大同镇总兵姜瓖、宣府镇总兵王承荫的降表相继送至。

真是天助我也!

李自成笑逐颜开，大喜过望，

大同、宣府是明朝设立九边中的重镇，是北京屏障，其既已相率归顺，则取北京犹如探囊取物矣!

由是，李自成长驱直入，历经大同、宣府直抵居庸关。

明居庸关守将唐通等开关迎接。

李自成兵不血刃地进入了京畿地区，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大明帝都进北京城。

大顺军的兵将因此常常对人说：“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

李自成大军占领了北京，成功地灭亡了大明王朝，胜利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可是，据被李自成掠至军中的河南归德(今商丘)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一书中所记，河南有位贡生和牛金星是姻亲，当李自成在西安称帝，该贡生曾到西安找牛金星求官，牛金星却推辞：“如今世间方乱，你才力不够，当不了官的!”贡生大感诧异，问：“先生莫非认为北伐不能成功?”牛金星答道：“明军主力已丧失殆尽，纵有抵抗，不过是螳螂挡车，怎么会不能成功呢?”该贡生更加奇怪，接着问：“若得北京，则天下大局已定，我为什么当不了官?”牛金星叹了口气，说：“说你才力不够你还不信，其实，以大顺朝的实力论，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我置身其中，只是为了避祸，前途如何，实非我所能把握，我军北上后，你赶快回家，万不可再参与这场祸乱!”

如果这则记载是真的，那么，牛金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头脑清醒，并且有远见的非凡之人。

李自成不能御清兵于关外，按照流行的说法，主要是两大原因：

一、大顺军进京后，上下集体腐化，战斗力迅速下降，无法抵挡清军的强势出击;

二、吴三桂出尔反尔，降清献关，与清兵联合，陷大顺军于极度被动位置。

其实，大顺军进北京以后，只是对权贵进行拷打追赃，军纪还是保持得不错的，并没有太多侵害普通百姓的记录。而且，从进京到开往山海关只有一个月，即使真的是集体腐化堕落了，也不可能堕落到一个月前战斗力爆表、一个月后战斗力就大幅度下降的地步。

从大顺军以二十万之众攻击周遇吉四千孤军的种种表现来看，其实，大顺军在进北京之前的战斗力就一直是很水的。

要知道，大顺政权在陕西建立根据地才一年，其军队还算不上真正的正规军。

这一点，从一年之后大顺军在西安一溃千里的表现也得证实。

当然，吴三桂献出了山海关，出钱出人替清军打头阵，这无疑会加速大顺军在山海关一片石的败退，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退一步说，就算山海关掌握在李自成的手上，清军另行从蓟门镇打进来，以大顺军的战斗力，也阻挡不了清军铁骑定鼎中原的步伐的。

这，就是牛金星早已经窥察到的真相，同时也是他所担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