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三光政策”的形成始末 抗战期间日军为何实施“三光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欲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疯狂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他们人性沦丧、兽行肆虐，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罄竹难书，那么，日本对华的“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乘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西欧和北欧迅猛推进、美国尚未完成战略准备、西方诸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下政策，攫取英、美、法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以期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为放手南进，日军大本营妄想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于7月23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的命令，为此，一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讹诈和政治诱降，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夺西安”；一面集中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侵华日军疯狂推行所谓“肃正建设计划”，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分割摧毁各抗日根据地。
至1940年7月，日军在华北新建修复铁路2300千米，公路1.5万千米，新建碉堡据点2700多个，以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寇这一恶毒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配合正面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总部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遭受沉重打击的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随后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并实施所谓的“烬灭作战”，杀戮居民，对粮秣、房舍及其他物资设备进行彻底的破坏，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
日本学者新村出主编的《广辞苑》（1955年第1版）收录了“烬灭作战”一词，将“烬灭”解释为“烧尽灭绝”，意即“烧光杀光”。
烧光华北大“扫荡”中，日军放火焚烧村庄
1940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扫荡”中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暴行；24日，《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题为《粉碎日寇对华北“烬灭扫荡”的新阴谋》的社论，指出：“日寇称其近日对华北进行的为‘烬灭扫荡或‘焦土扫荡，其内容便是：逢屋便烧，逢人便杀；俾其扫荡区域，屋归于烬，人归于灭……日寇对华北的兽行，决不单是报复（注：指百团大战），也决不单是军事企图。而是在其‘和平攻势失败而增加局部军事逼迫的策略下，直指华北八路军的。”
当天该报的第二版还刊登了我华北军民痛歼暴敌，粉碎日寇“烬灭扫荡”，以及日寇在“扫荡”中所犯下的烧杀奸淫抢掠的种种暴行，这是在“三光政策”这一用语正式出现前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批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提出要“继续对中国进行压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
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今后“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并调集除关东军外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和“蚕食”。
据统计，1941年至1942年的两年间，华北日军组织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132次，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就达27次之多，有时在同一地区反复“扫荡”3至4个月。
“扫荡”的伎俩更是五花八门，诸如“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梳篦清剿”“拉网合围”“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虽然日军在作战命令和作战术语中并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战”一词，而称之为“烬灭作战”“彻底的肃正作战（讨伐）”“彻底覆（讨）灭”“讨灭作战”等，但毫无疑问，它们“实际是非常接近、或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可谓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号称日本“三杰”的老牌侵华头子冈村宁次。
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扬言“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此，他纠集日军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和伪军共7万余人，用其在朝鲜和东三省的“剿共”经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其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绝后的。
日军在“扫荡”中惨无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惨案，甚至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千米、南北宽40余千米的无人区，如1941年1月，日军血洗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焚烧房屋千余间，1942年5月至7月，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日军残杀、伤害、抓走群众高达5万多人，当时的华北地区，呈现出“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惨景。
杀光1941年1月，日军在河北丰润制造“潘家峪惨案”
“三光政策”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惨重的损失，最困难时根据地面积缩小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还变成了敌占区，人口也由5000万锐减至25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至34万，敌后抗战进入到极端困难时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总司令撰写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敌后经济的特点，是敌人的封锁和毁灭政策。在封锁方面，则隔断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隔断城市与乡村的来往，在毁灭方面实行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口号，这种经济上的封锁摧残，其为祸之烈，在敌后方显然比我后方要厉害得多。”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这一时期，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晋察冀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我党我军主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并做了更形象、更具体的描述与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刊登的《敌寇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运动》一文指出：“所谓‘三光政策就是敌人每次‘扫荡我根据地时，常挨村洗劫，将男女杀光，东西抢光，房屋烧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军民无法安居，形成所谓‘无人区。
在实行‘三光政策时，日军特别注意对生产工具与牲畜之破坏与掠夺，企图根本摧毁生产，以饿死军民。”“三光政策”作为侵华日军野蛮凶残、奸淫烧杀、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代名词，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家喻户晓了。
抢光日军在“扫荡”中破门闯入民居抢掠
在战后日本出版的刊物及书籍中，也出现了“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如《百科事典》《广辞苑》等均收录了“三光政策”一词，并解释为“日华战争中，日本实行的残酷的非人道战术，是中国的叫法”。
综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带有战略意义的极其恶毒的政策，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及物质基础，进而霸占全中国的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
然而，作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在其战后所著的回忆录中竟然无耻狡辩，诡称：“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这条标语并非出自我的发明，而是借用了清军入侵明朝时的禁令。”俨然将自己装扮为“三光政策”的反对者。
尤为甚者的是，冈村还倒打一耙，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三光政策”的无情揭露污蔑为“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杀、可烧、可抢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妄图颠倒黑白，欲盖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