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49年紫荆关之战：挽救大明命运的关键一役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传入北京，京师大震。次日，皇太后命令明英宗的弟弟郕王，也就是后来的明景泰帝朱祁钰监国。在最初的慌乱过程中，明国的中央并没有很快的完成统一的决策。郕王命令群臣商议战守方略，侍讲徐珵夜观星象，认为星象有变，京师应当南迁。就在大家莫衷一是的时候，如中流砥柱般的名臣出现了，他就是于谦!
紫荆关
于谦厉声呵斥道：“言南迁者，可斩也!”接着于谦又请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自此“人心稍安”，随后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是正统“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其实如果当时明国南迁，则正中瓦剌的计谋。因为根据《明实录》记载，当时的也先确实有攻占北京之意：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郭登奏：送自虏中还者白叵罗至京，言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可以看出，也先其志不小。当他得知明帝国毫无讲和意图以后，当即调集兵马，打算“再去相杀”，迫使明国南迁，恢复故元大都。
在也先调兵遣将，攒着劲攻打北京时，明帝国唯一要做的就是和也先在时间上赛跑。面对惨败以后军政残破的形势，明帝国要赶在也先入犯京师以前做足准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国沿边的将士用自己的生命来诠释了忠勇的含义，为北京的备战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也先自大同东进以后，于十月四日到达紫荆关北空地。五日，投降瓦剌的内官喜宁，率领也先部前哨进入紫荆关北口。明军严阵以待，与蒙古军相持四天，蒙古军一直无法突破明军正面防线。但是，当时的紫荆关尚不完备，还有很多能通往关内的小路。加上由于明帝国建国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蒙古军能侵犯至此，所以武备松弛，军士战力不堪。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下旨堵塞山口，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明军并不能将可通人马的隘口完全封堵，当时的紫荆关依然像筛子一样四处漏防。
虽然当时紫荆关先后有于谦调遣的一万二千余人，但是由于紫荆关可通人马的隘口众多，守军分散防守，再加上时间太过仓促，所以当也先攻打主关口时，守军到达自己岗位的人数还不到十分之一。因此在也先凌厉的攻势下，守军纷纷溃逃。就在此危急关头，山东都指挥同知韩青奋力挥舞帅旗，招得劲骑百余，晓以忠义，军士皆为之感泣。此后韩青仅率领百余骑兵，纵骑驰突，与瓦剌军大战于升儿湾，并亲自手刃数名蒙古军。韩青的骁勇成功吸引住了敌军，引的蒙古军纷纷来战。
韩青在乱军之中，突中流矢，他却仗剑屹然不动，因此仅凭百余骑兵，居然自午时战至申时，打了将近四个小时，而且明军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转战益力”。之后蒙古军凭借人数优势围之数重，想要招降韩青，不料韩青勃然大怒，他破口大骂道：“我背忠义而狥汝乎!”说罢便引刀自刎。韩青死后，右副督御史孙祥又率领未奔逃的残兵凭关坚守长达四日。最终蒙古军眼见无法正面突破，便找到了紫荆关还未封堵的其他道路，绕到守关明军的背后，腹背夹攻，明军逐渐不支，紫荆关遂破。关破后，孙祥并未奔逃抑或投降，而是再次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韩青、孙祥二人自始至终保全了对国家的忠诚，用自己的生命为北京换来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十月初九，当也先所部突破紫荆关以后，至京师的路线再无一点障碍。也先纵骑狂奔，两日行二百余公里，在十月十一日，到达了卢沟桥，这是北京保卫战的开始。但是此时的明军，已经不再是之前的狼狈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