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节度使败也节度使 唐朝藩镇节度使亡了唐朝

从“节度使”到“藩镇”，大唐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

提起唐朝，必然要提起“安史之乱”，那么唐朝“节度使”、“藩镇”（方镇）更是绕不开的话题，节度使几乎贯穿着大唐的历史，唐朝亡于节度使。

“节度使”作为一种“使职”，最早出现于高宗统治时期，但是“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命官”气“节度使”一职的正式设置，始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唐廷任命薛纳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次年，唐廷又以贺践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但是，此时的所谓“节度使”在辖区、执掌方面并不明确，和以前的都督、大总管并无本质的区别。

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等十个节度使，又称为“十镇”。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57万，而边兵竟有49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唐朝藩镇名称及驻地

关内道

先后设八节度使：凤翔节度使：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渭北节度使：驻坊州（今陕西黄陵）邵宁节度使：驻邠州（今陕西彬县）振武节度使：驻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泾原节度使：驻泾州（今甘肃泾川）朔方节度使：驻灵州（今宁夏灵武）匡国节度使：驻同州（今陕西大荔）定南节度使：驻夏州（今陕西靖边）

河南道

先后设九节度使：永平节度使：驻滑州（今河南滑县）宣武节度使：驻汴州（今河南开封）平卢节度使：驻青州（今山东青州）兖海节度使：驻兖州（今山东兖州）郓曹濮节度使：驻郓州（今山东东平）陈许节度使：驻陈州（今河南淮阳）武宁节度使：驻徐州（今江苏徐州）彰义节度使：驻蔡州（今河南汝南）陕虢节度使：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

河北道

先后设五节度使：魏博节度使：驻魏州（今河北大名）成德节度使：驻恒州（今河北正定）卢龙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义武节度使：驻定州（今河北定县）横海节度使：驻沧州（今河北沧州）

河东道

先后设六节度使：河阳节度使：驻孟州（今河南孟津）河中节度使：驻浦州（今山西永济）昭义节度使：驻潞州（今山西长治）河东节度使：驻太原（今山西太原）大同节度使：驻云州（今山西大同）代北节度使：驻代州（今山西代县）

陇右道

先后设四节度使：陇右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今甘肃武威）北庭节度使：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奇台西北）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

山南道

先后设八节度使：山南东节度使：驻襄州（今河北襄樊）昭信节度使：驻金州（今陕西安康）山南西节度使：驻梁州（今陕西汉中）咸义节度使：驻凤州（今陕西凤县）武定节度使：驻洋州（今陕西西乡）龙剑节度使：驻龙州（今四川平武）荆南节度使：驻荆州（今湖北荆州）夔峡节度使：驻夔州（今重庆奉节）

剑南道

先后设五节度使：剑南东节度使：驻梓州（今四川三台）武信节度使：驻遂州（今四川遂宁）剑南西节度：驻成都府（今四川成都）威戎节度使：驻彭州（今四川彭州）永平节度使：驻邛州（今四川邛崃）

淮南道

先后设二节度使：淮南节度使：驻扬州（今江苏扬州）安黄节度使：驻安州（今湖北安陆）

江南道

先后设八节度使：镇海节度使：驻润州（今江苏镇江）江西节度使：驻洪州（今江西南昌）义胜节度使：驻越州（今浙江绍兴）宁国节度使：驻宣州（今安徽宣州）威武节度使：驻福州（今福建福州）武昌节度使：驻鄂州（今湖北武汉）钦化节度使：驻潭州（今湖南长沙）黔中节度使：驻黔州（今重庆彭水）

岭南道

先后设四节度使：岭南节度使：驻广州（今广东广州）岭南西节度：驻邕州（今广西南宁）静江节度使：驻桂林（今广西桂林）静海节度使：驻交州（今越南河内）

唐朝后期方镇

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现只遗留一部分，有今人翁俊雄补充），唐宪宗元和年间已经有47节度使（有的仍称为观察使或防御使，比如浙东浙西观察使）。

“节度使”干嘛使的？皇帝想让地方上干点啥，可是又不信任地方官，于是找来一个心腹，当面跟他安排事宜，交代自己的目标和底线，随后心腹带着皇上的令牌前往地方把皇上的事情给办了。

节度使最早就是个皇帝找出来临时办事的。这事看着稀松平常，其实折射出了整个中国政治的一个顽疾，几千年都解决不了，也就是“央地矛盾”。中央和地方不是一条心，经常中央想让地方做的事，地方上并不愿意做，就像你领导让你干的事你大部分时候不想干一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是有办法糊弄。

于是朝廷为了解决问题，就得不断向地方上派遣临时性的官员，去当地看着那些地头蛇，这些临时性官员后来就不走了，变成常驻官员后，屁股决定脑袋，心思又变了，朝廷又得重新派。

比如什么“州牧”，“刺史”，“巡抚”，都是中央派到地方上看着地方官办事，后来常驻下来，临时官变成了常驻官，这些人变成地方官之后，又不听话了，中央又得重新派人过去看着。

节度使也是这样，地方和中央不是一条心，总是阳奉阴违，让领导非常不爽，于是派了个自己人过去，压着地头蛇把自己的事解决了。

但是刚开始节度使是可以控制的，是皇帝自己把这个常规职务一点点搞成了没法控制的状态。

那为啥会这么脑残呢？原因只有一个，缺钱。

唐朝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缺钱缺出来的。

唐朝一开始搞得叫“府兵制”，这是个啥东西呢？就是国家给农民分地，这些农民平时不用交租子，到了战时带着干粮去前线，属于一种“耕战体系”，“兵农合一”，军队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也不用花国家的钱，很符合大家对军队的直观理解。花木兰那时候就是典型的府兵制，她家就是“兵户”，平时种国家的地，承担着战时要去给国家打仗的义务。

这种制度确实有它的优越性，所以在唐朝之前搞了两百年，优势特别大。但是越到后来越搞不下去了，主要是权贵门阀们膨胀太厉害，他们把地分得差不多了，军户们分不到土地，兵源越来越少。

朝廷知道这事，可是想改革又做不到，因为大臣们本身就是权贵门阀，怎么会动自己的利益？这种状态不是唐朝独有的，一直贯穿整个封建制时代。只是一开始土地多，权贵少，后来权贵膨胀，资源不够用，老百姓活不下去起来闹，格式化之后重新来。

多说一句，中国古代的地方豪绅和官僚阶级一直以来几乎一码事，或者说豪绅往往就是官僚的裙带。

如果一个豪门家里没有当官的，他家的地根本保不住。反过来讲一个官员的家族是很难受穷的。演化到后来，不是大家族考不上科举（因为古代读书成本实在是高得离谱），没有背景成不了豪门。

中国古代的进士们几乎没有出身贫寒的，他们所谓的“寒门”是指“低阶士族”，也就是小地主。所以《潜伏》里余则成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十七高清十四朝，哪一天不是这样？都是裙带”。

回到本文话题，权贵膨胀导致没地可分，也就没法增加府兵，府兵制搞不下去了，那就搞募兵。也就是国家财政出钱，养职业军人，从此以后你也别种地了，安安心心打仗吧。这样做有个明显好处，大唐的军队战力有了明显提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府兵制立刻结束，改成了募兵制。而是边疆搞募兵，腹地继续搞“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所以大唐边军战力惊人，职业军人嘛。腹地的农民兵就非常弱了，变成了预备役。

随之而来一个新问题，以前养军队是不用花钱的，现在为了征兵花钱如流水，皇上很快有点绷不住了。

而且不大想给边疆送粮食。因为古代给边疆运粮，没有现在的铁路，只能是劳工赶着马车送，经常要把90%以上的粮食消耗在路上。所以朝廷实在是不想给送了，想让他们自己就地解决。

于是做了两个很正常的操作，一是消减内地的农民兵，把省下来的钱给边疆，毕竟国家安全压倒一切嘛。

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主要有两个方向，大家翻开地图就能看到，中国北方有两条通道通往北方游牧部落，一条是河西走廊，也就是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那一带，这仨城以前都是军事堡垒，主要对手是突厥人、吐蕃人。

另一条是辽西走廊，现在锦州山海关那一带，主要对手是契丹人，后来唐朝完蛋后契丹崛起，也就是辽国。

这两条走廊军事压力最大，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军事集团防守这两个节点，西北的是安西，在新疆那一带。东北的是安禄山所在的范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这两个军事集团占据了大唐几乎所有的精锐战力。

然后又做了一个直接给王朝刨坟的操作，既然边疆那么缺钱，朝廷觉得节度使们也别闲着，自己想想办法，最好就地解决，别整天等着朝廷从河南给你们运。

但是你让人家想办法，总得给权吧，于是把财权也给了节度使。此外也有一个关键考虑，边疆战事实在是太危急，不可能事事向朝廷请示，必须给他们足够的自主裁量权。

这下节度使的权力爆炸了。因为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刻意把地方上的财权和军权分开，一旦地方长官控制了这俩，其实就是土皇帝，比如汉朝后来的“州牧”，就是兵权财权一把抓，个个都是土皇帝。现在唐朝朝廷因为缺钱，把这个成例给破坏了。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朝廷依旧有后招。为了防止节度使瞎折腾，朝廷非常注意考察干部忠诚，一般只让朝中的宰相或者亲王去担任重要地方的节度使。

多说一句，唐朝的宰相不是一个，是一群，经常同时有三四个，类似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和清朝军机处军机，有一个首席，还有一堆辅助。而且唐朝尽管有科举，但是规模不大。唐朝官员基本都是豪门出身，他们家眷也都在京城或者洛阳等超级城市待着，也就成了人质。

这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节度使制度发生变质，但是这套系统本身不稳定，迟早坍塌。

节度使制度被玩坏这事倒是不意外，只是后来变坏的方向大家是没想到的。

这事跟李林甫有关，这人能力极强，毛病也很明显，太过小肚鸡肠，权力欲望极重，他怎么能让自己的宰相同僚去边疆领兵嘛，唐朝宰相本来基本都出身豪门，那些大豪门出几个节度使还了得？

所以他刻意扶持一些没啥根基的胡人担任节度使，比如咱们熟知的一堆人，安禄山（爹是粟特人，妈是突厥人），史思明（突厥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厥的突骑施部）就这么上位了。

这些人无一例外能力非常强，通过在边疆艰苦作战，再加上苦心经营朝中关系，最终成了一方大员。而且他们根基很浅，非常好控制。

李林甫死后，新上任的是杨国忠，这人在历史上名声非常臭，他并不反对李林甫这么干，只是看不惯边疆将领都是李林甫的人。于是天天怂恿皇帝去修理那些位高权重的节度使，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安禄山。

这个操作客观上又把矛盾给激化了，造成了叛乱的加速。不过史学界普遍认为叛乱只是时间问题，差别只是被什么事给触发。就好像一顿楼已经歪得不成样了，坍塌是随时的事，可能是因为小地震，也可能是因为被车撞了一下。

安禄山也纠结，皇帝宠信他，但是朝廷的官僚阶层已经极度不信任他了，他自己也面临进退失据的问题，而且已经有人替他走了一次他想过的路，就是王忠嗣。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小伙伴肯定对这人很熟，那本书的背景，就是王忠嗣率领唐军对突厥人发动了最后一击，突厥人垂死反抗，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入了长安，最后却被唐朝流亡边军所利用。这书其实也映射了另一个背景，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基层已经糜烂得不行了，这也是为啥后来一场胡人叛乱能持续那么久的原因。

王忠嗣对大唐那是忠心耿耿，通过战功升到了陇右和河西节度使，一个人身兼两个节度使（后来干到四个），和安禄山一模一样，安禄山自己就是范阳和河东节度使。

这么个人，后来竟然被污蔑下狱，差点死在狱中，边疆名将们集体作保，才放了出来，但是依旧被贬，没几年就死了。

某种意义上讲，王忠嗣就是安禄山的镜像，如果安禄山跟王一样放下兵权，去朝廷服软，大概率结果和王忠嗣差不多。而且王忠嗣是李隆基的养子，这都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别说其他人了。大家打开唐朝历史，那叫一个杀人如麻。

其实大家想想，对于安禄山来说，他面对的也是个死局。他经营大唐东北军区几十年，势力盘根错节，朝廷早就已经对他不信任，尤其还有杨国忠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皇帝也不是啥善茬，连自己儿子都杀，他的信用又值几个钱呢？

可能有人说，为啥朝廷不在安禄山去面见皇帝的时候杀掉他呢？主要也是当时整个范阳军区的东北野战集团上下都是安禄山的人，是一个完整的战争机器，想拆掉需要时间，直接杀一个安禄山没啥用。后来的情况也能看出来，安史之乱爆发只过了一年安禄山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小弟继续闹，整个唐代都没彻底搞定那个团伙。

某种意义上讲，此时已经无解了，甚至可以说，就算安禄山不反，参考后来他小弟的操作，大概率小弟也会推举别人反。于是公元775年，安禄山最终下定决心起兵反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多说一句，安禄山也有家眷在京城做人质，其中就包括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安庆宗，安禄山起兵后这个儿子被杀了。留下的儿子安庆绪他实在看不顺眼，矛盾越来越大，后来安禄山被这个儿子给弄死了。

一个边疆将领造反，能持续八年，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朝廷甚至觉得三个月结束战争都有点太过保守了，因为大唐盛世这么久，叛军肯定是没有民意支持的，没人支持的叛乱能有啥前途？

这也是为啥朝廷逼着哥舒翰出潼关和叛军决战，被叛军先锋部队一举打垮，20万唐军都填了潼关前边的大深沟。这下长安也危险了，皇帝只好仓皇逃往四川。

八年后，叛乱被平息，那几个造反的地方依旧不听中央的，这又是大家更没有想到的。

其实说白了，唐朝中后期对老百姓的压迫比起藩镇来可能更严重，以至于藩镇治下的老百姓反而觉得藩镇里爽一些，这也是为啥叛乱能持续那么久，结束后依旧不听中央管。

《长安十二时辰》核心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事，唐朝中后期对老百姓压迫已经很厉害了，退役边军生活惨淡，老百姓也诸多不满，不少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变成了通缉犯，索性铤而走险。于是起来闹事，甚至可以说，那本书讲的就是一次小型的安史之乱，当初九死一生死守烽燧堡对抗突骑施的大唐边军变成了恐怖分子。

而且平叛过程中，唐朝又搞了一堆节度使，这让战后的结果也彻底没法收拾了。

那为啥这么脑残呢？

也是没办法，事急从权。因为展开当时的地图就能发现，当时叛军的势力范围正好在现在的河北和北京地区，战场在河南，朝廷在西边，产粮区在江淮。

所以朝廷无论如何要在河南建立起牢固的防御纵深，防止叛军突破河南进入南方产粮区，那样就彻底没救了。当时重点争夺的睢阳，就是产粮区的北大门。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搞“分权”来限制地方大员的权力，反而要充分授权，让他们能够把地方上所有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于是一口气又搞了一堆节度使，这下彻底没招了，再也别想把权力收回了。

最后用了八年，安史之乱倒是确实平息了，不过国家也成了个烂摊子。

唐帝国消灭叛军主力后，自己也把几乎所有的精锐都葬送了，比如大家热议的香积寺大战，大唐最精锐的两股边军在这里爆发了决战，忠于大唐的西北军团和叛乱的东北军团在这个地方相互冲杀，唐朝官军惨胜，最大的两股军力几乎同归于尽了。

以至于后来竟然无力打到范阳叛军老巢，安禄山史思明死后，他们的部将说是要投靠朝廷，朝廷欣然接受，默认了今后那群人继续做土皇帝的现实。从那以后形成了所谓的“河朔三镇”，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

更倒霉的是，其他地区也不给朝廷好好交钱了。

如果所有地区都默认好好交钱，朝廷有足够资源压着大家。而且由于地方上主要的钱都上交了，也就没资源跟朝廷对着干。

现在不交钱，结果也就反过来了，朝廷没有能力去打服那些刺头，刺头们截留了财税，用于武装自己，实力大增。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平衡态，一直持续到唐朝完蛋。

安史之乱结束后的大唐又混了一百多年，但是教科书上提到的非常少，顶多是什么“武宗灭佛”，“两税法”，“牛李党争”什么的。事实上也确实没啥可聊的，王朝进入了一种“混乱共生”的状态，朝廷灭不了藩镇，藩镇想反朝廷也属于政治不正确，可能会遭到其他藩镇的围攻，于是处在一种“弱而不死”的状态。

取代唐朝的是宋朝，宋朝吸取了唐朝教训，赵匡胤自己就是宋州节度使，后来掌管禁军，然后当了皇帝。武将出身的他对武将充满了刻骨铭心的反感。

他吸取唐朝教训，觉得坏就坏在了武人权力太大，再坏的文官都没有武官危害大，于是各种抑制。

边军打仗，边上都得有个文官给看着。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边疆的作战计划是几千公里之外京城文官们根据不咋准确的军事地图拍脑袋想出来的，然后要求边将严格执行。这种情况下，宋朝打仗的战绩可想而知。至于网上说的什么胜率80%，纯忽悠。

边疆上转入了全面的守势。哪怕后来岳飞高歌猛进，也被十二道金牌给召了回去，因为皇上实在是没法接受一个尾大不掉的军头。

在宋高宗的眼里，岳飞和安禄山没有任何差别，都出身草根，都战功赫赫，也都得到了手底下士兵们的绝对忠诚，看着都对朝廷忠心耿耿但风险完全不可控（安禄山前期表现得极其忠诚，哪怕反了之后，唐玄宗依旧不相信），所以干脆利索叫回来，找了个理由杀掉了，顺便杀了岳飞儿子和主要将领。在他眼里，自己主动平息了一场未遂的“安史之乱”。秦桧那句“莫须有”，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都要变成安禄山了，杀他还需要理由吗？”

中国也就进入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状态，之前的尚武时代彻底终结了。

尾声

写得够长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了，以前看安史之乱那段历史，总觉得可能还有补救的希望，后来越看越觉得确实不太行，有种宿命般的东西在作怪。

慢慢琢磨出来，那种“宿命”其实就是财政，或者说就是钱，就好像一个大公司不可避免走向衰败，因为消耗太多，却没法弄到更多的钱，只能接受越走路越少的结局。

其实和人也是一样的，年轻时候没钱但是有激情，花得也少，到了中老年如果依旧没钱或者有钱却入不敷出，没钱啥也干不成，导致路越来越难走。

唐朝节度使制度的确立影响了藩镇？具体有什么影响？

玄宗时期边疆局势的发展，促成了节度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募兵制改革的实施，节度使逐渐拥有募兵之权，于是藩镇体制得以确立。玄宗时期的藩镇体制具有延边设置和不具备割据能力两大特点，但其导致唐王朝“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为藩镇割据提供了制度前提。

李唐帝国的疆域极其广大，幅员达到二万余里，东、南抵海，西达葱岭，北界大漠，国界线极为漫长。而且，唐帝国的周边一般都分布多个强大外族，与唐廷多有战事发生。唐玄宗统治时期，唐王朝的经济和军事达到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但是在对外关系上，唐廷却与周边各族全面开战，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据统计，在开元、天宝年间，唐廷与周边外族共进行了次边疆战争，其中与吐蕃有战争次，与突厥共发生次战争，与契丹的战争有次，与奚的战争有次，和南诏的战争次。但是，除了突厥亡于回乾之外，唐廷并没有通过武力永久性地解决与任何一个外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唐帝国完全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

唐王朝立国之初，就拒绝修筑长城。事实上，由于同时面对多个外族的军事威胁，特别是西南方向吐蕃的攻势，依靠长城抵御外族侵扰，并不现实。玄宗之前，唐王朝凭借强大的军力，一直奉行“以攻为守”的战略，到“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这一战略更有加强。但是，唐王朝周边外族大多是游牧或半游牧的民族，都拥有强大骑兵，他们变动不居的突袭常令唐军防不胜防。这就要求唐廷整合地方军事力量，设置某一方面的大“军区”，以应对数个外族的侵扰。而且，由于边境线距离长安路途遥远，如果边镇的军事活动均由唐廷指画，难免鞭长莫及、贻误战机。于是“睿宗景云年间以后，在东北、西北边地划分出军事防区，设置边防重镇，令节度使镇守，可见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辖区化、镇所化是势在必行”

节度使制度正式确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这一时期节度使在数量和职权方面均有所发展。截止到天宝元年，唐廷于东北和西北边境地区一共设置了十个节度、经略使，分别为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陳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以及在岭南地区设置的岭南五府经略使。同时，节度使的权力也不断扩张，兼任采访使，史载：“初，节度与采访各置一人，天宝中始一人兼领之”釆访使作为“道”的监察长官，类似于西汉时期的“刺史”，处于由监察官员向地方长官的过度阶段。不久，节度使皆行采访使之职权，“唐世於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这样节度使就间接获得了掌管州县地方事务的权力。在玄宗时期，使职差遣化日益严重，节度使往往还获得其它方面的使职。如开元二十八年，安禄山就有以下头衔，除了持节充平卢节度使外，还兼度支、营田、陆运、扞（押）两蕃、激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使等，其中“支度使”掌管地方的财政，“营田使”则掌管地方的营田和屯田。可见，幵元、天宝年间，节度使已经逐步掌控了地方的军权、政权、财权，就是所谓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在节度使制度下，中央权力下移，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此时，节度使的职权已经基本具备，唐代中后期的节度使制度已经基本形成了。玄宗时期节度使制度的特点。

天宝元年，唐王朝形成了“十节度、经略使”边疆格局。与唐代中期相比，玄宗时期的节度使制度，有以下特点：

节度使只于延边地区设置，执行防御外族入侵的职能。玄宗时期节度使主要为了应对当时的边境战争，是出于边防的要求而设置的，“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朔方节度扞御突厥……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平卢节度镇抚室韦、秣鞮……隗右节度备御吐蕃……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猿……岭南五府经略缓靖夷、猿”，此时的节度、经略使的辖区只局限于边地，主要掌管边地的军事事务。由于李林甫为阻绝节度使“出将入相”之路，建议玄宗大量任用胡人，因此天宝之后的节度使也大多由能征惯战的胡人担任，如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为外族，这尽管有利于削弱节度使对内地事务的影响，也有利于唐廷对节度使的控制，但也容易使其产生独立倾向。

此时的节度使尚不具备割据的条件。此时的十大节度、经略使己经拥有地方的行政、财政、军权，但是并不具备割据的可能，“节度使既是适应边境军事需要而设，统率军镇、指挥军事活动自然是他们的主要权力。史料显示，开元天宝时期，无论是指挥战争的重大决策，还是设置军镇、备边、募兵等措置，节度使都要上奏朝廷，遵循中央的旨意行事，并没有专擅之权”。节度、经略使拥有一部分财权，但是“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具破用、见在数，申金部、度支、仓部勘会”没有独立的财权，节度使就也无法实现地方的军事割据。

开元时期募兵制改革的完成，天宝元年“十节度、经略使”边疆格局的形成，几乎是同一个过程。掌控地方众多职权的节度使拥有募兵之权，就将募兵制和节度使制度结合起来，这标志着藩镇体制的形成。藩镇体制对玄宗朝的政治和军事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藩镇体制破坏了唐王朝传统府兵制下的“内重外轻”军事格局，变成了“外重内轻”。天宝元年，唐王朝的军队总数为人，其中藩镇控制的兵力就达到人，占到总数，占绝对的优势。唐廷虽然建立了“擴骑”，但是兵力有限，也没有得到唐廷应有的重视，于是强兵猛将多集中于边疆，内地兵力空虚。

其次，节度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而且不仅控制一镇，还出现一人兼领数镇的现象，如“因（王）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陳右节度使。其月，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这样节度使就变成独霸数镇的“军阀”。

再次，节度使任期太长，这就为其专擅提供了条件。唐玄宗边疆战争频繁，但是良将难寻，于是一些将领久任不替，史载：“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着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

阿史那社尔、契甚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馀年不易，始久任矣”，如安禄山出任平卢节度使长达十五年，兼任范阳节度使又十二年，兼河东节度使也达到五年之久。这种情况下，节度使培植党羽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地方将士“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增加了地方军事割据的可能性。

唐朝“安史之乱”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安禄山正是利用当时的形势，发动了叛乱。安禄山是居住在今天辽宁朝阳的胡人，据说他的祖先是从今伊朗迁移而来。安禄山通多门民族语言，年轻时在边境市场充当突厥与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后来得到幽州节度使张守的赏识，被认作养子。安禄山贿赂使臣，献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断加官晋爵。到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已成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具备了称霸一方的实力。而在安禄山起兵之前，他却丝毫没有被玄宗怀疑，得益于安禄山将朝廷内部，玄宗身边的情况早已摸清楚，并进行了精彩的胡旋舞“效忠”表演。一次，玄宗见他那肥硕的肚子，便笑着问：“你这肚子里都装什么了，这么大？”安禄山答道：“除了一颗效忠您的赤子之心，没有别的东西了！”安禄山得知玄宗与太子存在矛盾，就故意在玄宗面前表现出对太子不敬。一次，玄宗命安禄山与太子见礼，他却不拜，还装傻说：“臣是胡人，朝廷里的官太多，臣弄不明白，这太子是什么官啊？”玄宗跟他说：“这是储君，未来的皇帝。”安禄山竟然答道：“臣头脑愚笨，只知道一心效忠陛下您，不知道还有什么储君？”为了进一步显示忠心，安禄山竟请比自己小16岁的杨贵妃认自己作养子。这样一来，玄宗对他就丝毫没有了戒心。

即使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已露出了叛乱的马脚，但自信的玄宗还表示：“禄山对我推心置腹，肯定不会谋反！”安禄山在安抚玄宗的同时，却在马不停蹄地做叛乱准备。他大规模修筑城池，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8000名，组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大量购买马匹，囤积粮草，购置武器。天宝十四年2月，他获准在自己的辖区里以32名蕃将代替汉将，至此，安禄山的准备工作就绪了。由于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发制人，遂于同年11月9日，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了叛乱。

这场叛乱，唐朝政府没有丝毫准备，所以安禄山进军速度很快。12月12日，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并向长安进发。此时的唐朝中央，乱作一团，京城周围兵力很少，调动军队就花了许多时日，又急调大将火速回京护驾。唐军初战不利，高仙芝、封常清等大将都因战败被杀。皇帝的御驾亲征也没有成行。而这时的战争出现了片刻的喘息，那就是安禄山于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因此放慢了战争的节奏，给唐军在潼关一线集结兵力创造了条件。在接下去的半年里，双方一直在争夺潼关。因为潼关是进入长安的大门，潼关失守，长安必然不保。但六月九日，安禄山的军队还是攻占了潼关。于是，唐玄宗不得不携带文武百官、后宫、宦官等，于6月13日逃离了长安。之后的历史，对唐玄宗李隆基而言，是使他陷入了自登基以来从未遇到的困境。

6月14日，当玄宗一行到达马嵬驿时，随行部队发生了哗变。军队将士认为此次叛乱全都是由杨国忠而起。当大家看到杨国忠与吐蕃使臣谈话的时候，就有人喊：“杨国忠与蕃人谋反啦！”众军士怒火中烧，将杨国忠斩首。而这时大家又在想，杨国忠能权倾朝野，原因何在？很自然，兵士们想到了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愤怒的士兵认为唐玄宗之所以废弛朝政、贪于享乐，杨国忠之所以小人得志、惑乱朝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杨贵妃。因此，将士们群情激奋、山呼海啸，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这让老皇帝始料不及，他很难在江山与美人中间作出取舍，但玄宗最后舍弃了美人，将杨贵妃缢死。这才平息了哗变，使大队人马最终得以到达成都。而就在此时，另一件事也让老皇帝非常吃惊，那就是7月，太子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711762年），尊玄宗为太上皇。这是公开的夺权行为，可对于出逃在外、无计可施的玄宗来讲，他只能听之任之。至此，唐玄宗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于762年忧郁地病逝于长安宫中。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759年）3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3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762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藩镇节度使搞垮了唐朝，他们自己就好过吗？

电影《刺客聂隐娘》以旁白交待，魏博是唐朝最强的藩镇。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是唐朝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魏博镇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藩镇对抗朝廷的核心武装是什么样的？藩镇节度使与其军队的关系又如何？

持续七年的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权威衰落，藩镇坐大，尤以安史降将控制的魏博、成德和幽州三镇（时称河北或河朔三镇）实力最雄厚、最不受唐朝中枢控制。三镇历任藩帅（节度使）皆力求“以土地传之子孙”，维持世袭地位。到唐灭亡为止，河朔三镇先后57任节度使里，只有4人是由唐朝中央政府任命。

安禄山（703-757年）

为防备和遏制河朔三镇扩张与反叛，唐朝又在河南、山西、江苏等地设置河东、昭义、宣武、忠武、武宁等藩镇，节度使直接由唐廷派遣。加上东南财税型藩镇和西北西南的边疆藩镇，唐朝中后期藩镇超过四十个，唐廷直接有效控制的疆土资源非常有限。

在唐朝后期财力和军力不足的情况下，以中原藩镇制约河朔藩镇不失为一个折中之举，藩镇力量平衡大体上维持了王朝的相对稳定，安史之乱那样破坏极大的动乱没有出现，但是短期、小规模的冲突动乱频仍。

魏博、成德和幽州（卢龙）不但节度使世袭，还自署官吏，自置户籍，不向朝廷输纳贡赋，这些特权被称为“河北旧事”，此三镇独立性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兵强马壮。以最具代表性的魏博镇为例，第一任节度使田承嗣至少带甲十万，他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牙兵相当于节度使的精锐亲卫军，是藩镇割据的核心军事力量，驻守于节度使所在的治州。不但河朔三镇，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有数千人到万人的牙兵部队。

牙兵骄纵跋扈，废立擅杀藩帅

为确保拥有一支忠诚的亲卫军，节度使往往以丰厚赏赐笼络收买人心，牙兵的军饷待遇远高于普通的藩镇军队。牙军深知藩帅倚仗自己割据一方而不得不妥协姑息，渐渐演变为骄兵悍将，“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犯法令，长吏不能禁。”正如河朔藩镇节度使职位世袭，彼此之间联姻结盟以对抗唐廷，藩镇尤其是魏博镇的牙军，多是魏博本地人，也“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姻党盘户”，形成了盘根错节、以丰厚军饷赏赐为主要诉求的地方职业军人利益集团。

河朔三镇

田氏家族统治魏博时期（公元763-822年），虽然节度使继承并不平稳，权力仍掌控在藩帅家族手里。在魏博镇后期，世袭继承经常失败，真正拥有废立决定权的是上述形成利益集团的骄悍牙兵和野心勃勃的牙军将校。

任何藩帅如果威胁到牙兵利益，无论是削减赏赐军饷，还是长期率兵于魏博之外作战，或是企图控制和削弱牙军，都会遭到牙军逐杀，之后一个能维护牙军利益的将校被推举为藩帅。唐廷很少能左右魏博内部的叛乱，只能事后确认牙军拥立的藩帅并给予节度使官职。时人有云“长安天子，魏府牙军”，可见牙军势力之强。

829年，唐廷调任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为河中节度使，史宪诚欲将府库中的钱粮全部带走，激怒牙兵，军乱爆发。牙内都知兵马使何进滔趁机杀掉史宪诚，并一举击败朝廷派来的新任节度使，何进滔遂成为新任藩帅。何进滔之孙、继承魏博节度使的何全皞暴虐成性，870年6月传言他要削减军队粮食和衣物补贴，士兵哗变，怒而杀之。从史宪诚开始，魏博镇10任节度使中就有4人死于兵变。

不仅魏博镇如此，中原型藩镇武宁镇在832到862年这30年，共发生了3次牙兵武力驱逐节度使事件，由于动乱频繁，唐朝中后期武宁镇（前身为徐州）也屡遭废除。据学者张国刚统计，763-874年间，涉及所有类型藩镇的171起动乱中，与唐中央冲突的有22起，占13%，兵变（99起）和将校作乱（37起）合占80%。藩镇动乱如此之频密，令唐朝国力不振，民不聊生，同时更表明唐廷控制藩镇的能力之弱，除了在短暂的元和中兴时期。

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藩镇割据（806-820年）

藩帅建立私兵以抗牙兵

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嵌套对立结构。为对付外部的游牧部落侵袭，唐朝建立起北方藩镇，安史之乱以后，为防备河北三镇，又以中原藩镇制约抗衡。在各藩镇内部，为对抗朝廷维持割据，藩帅建立牙兵部队，牙兵废立驱逐藩帅迫使后者不得不组建私人兵力来克制牙兵。

唐朝军事格局的嵌套结构

仍以魏博为例，886年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乐从训聚集五百亡命之徒以为心腹，称之为“子将”，招致魏府牙兵不满。经过一系列军乱和冲突，极具野心的下级军校罗弘信抓住机遇，与宣武节度使朱温勾结，杀掉乐彦祯父子，最后登上了魏博节度使这个“火山口”。罗弘信之子罗绍威继承节度使之位后，又经历了牙将李公佺的叛乱，愈发惧怕牙兵，纠集数百奴客作为护卫兵。

唐朝各藩镇节度使也纷纷组建私人卫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有养子千余人，用于防备淮西著名的牙军骡子军（淮西一带战马不足，骑兵乘骡）。唐宪宗时期的浙西节度使李錡，招募胡人异族和善于射箭之兵，组成“藩落”和“挽硬”（能拉硬弓，善射箭）亲兵。其他藩镇还有保护节度使后宅的亲兵，称为后楼军或后院军等。

唐朝将士

但是这些私兵亲兵部队就比原是藩帅近卫军的牙兵可靠吗？887年，拥有千余后楼兵的镇海节度使周宝，遭手下将领率军攻袭，其麾下后楼兵也随之反叛。但在日本学者堀敏一看来，牙兵是“官健”，是正规部队，而节帅的私兵是家奴、亡命徒或流散于中国的异族人，没有社会地位，多与藩帅结为义父子关系，一般只能无条件服从藩帅。在牙兵与藩帅对立时，私兵是值得后者信任的。上面提到的李錡被捕后，他的“挽硬”和“藩落”私兵以自杀相报，这是藩帅与私兵关系牢固可靠的明证。

唐末五代牙兵的演变

906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的私兵奴客数百人联合朱温的一千亲兵突袭魏府牙兵，牙兵和其家族共8000人被杀，此外还有2万-5万驻扎各地的镇外军被灭。这次屠杀一举除掉了魏博历任节度使的心腹大患，但罗绍威也无力维持强藩的地位，只能归附朱温（后来的梁太祖），不过魏博的职业军人和尚武传统仍在。因丰厚财力、军力和地理位置的特殊，魏博成为后梁称霸中原的重要力量。

912年，后梁名将、魏博（天雄）节度使杨师厚，成立八千人的银枪效节军，以为亲兵。银枪军骄纵妄为，牙军故态复萌。杨师厚死后，后梁欲将魏博镇一分为二，导致银枪军叛乱。军将张彦率叛军拿下节度使贺德伦，归降后梁死敌、晋王李存勖（后来的唐庄宗），魏博镇也为晋王获得。魏博易手后，晋梁争霸局势愈发有利于前者。

五代将士

银枪军骄纵但勇悍无敌，是五代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在后唐取代后梁过程中屡立殊功。918年的胡柳陂之战，李存勖亲率银枪军“杀入梁军阵中，斩击十余里”。战役当晚，银枪效节军正面突袭梁军，另一支骑兵从侧面攻击，梁军大败，死亡近3万人。

唐庄宗灭梁之后，依旧执行削弱魏博之政策。926年，魏博军士皇甫晖等兴兵作乱，后唐肱骨之臣李嗣源奉命讨伐。不料，李嗣源为亲军、叛军和各路兵马所拥，而且李嗣源早就被庄宗猜忌监视，遂自立而反。927年，被银枪军推举上位的李嗣源，反过来设计屠杀银枪效节军及其在营家属，史载“永济渠为之变赤”。魏博牙军的叛乱历史至此终结。

后唐灭后梁的路线图

唐末五代时期，唐朝的军事级别体制已瓦解，作为“官健”的牙军和军阀的私兵亲兵差别不大，各地节度使率亲卫部队叛变更层出不穷。牙军追随的军阀如果成为皇帝，前者也往往成为中央禁军。

李存勖和节度使出身的石敬瑭称帝后，都将当年的帐前亲兵升格为中央禁军，前者作为皇帝更直接控制禁军。后周世宗柴荣整顿军政，禁军战斗力大大加强，但他并未能建立起根除武将（节度使）和禁军（牙军）叛乱废立主帅的体系和制度。周世宗死后，禁军统帅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中唐到五代两百年间，中央衰落、地方割据武将专兵、军阀乱战。北宋开创者制定了强干弱枝、崇文抑武、守内需外等基本国策，并建立起长期发挥作用的制度措施，成功避免了上述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