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消亡史：张作霖时叱咤风云张学良烂尾解体

文章饰演的少帅张学良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东北为基本阵地的奉系军阀是一个的军队。众所周知，东北军是由辛亥革命后东北的保安部队和新军组成的。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什么张学良这20万的东北军消失了呢？

东北军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以东三省为根据地，或出兵关内，或退守关外，建立起了近代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也建立起了一座一流大学东北大学，组建的空军也成为近代中国空军的主要班底。

就是这样一支举足轻重的东北军，好像消失得悄无声息。

一、“九一八”后东北军流离失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回关内，在关内华北地区沿线驻防，参与长城抗战。热河保卫战失败后，张学良被迫下野。为了巩固东北军，张学良在下野前将军队整编为5个军，共计26万人。

后来，张学良被任命为“剿匪”总司令，先后负责在鄂豫皖三省和西北与红军作战。1935年11月开始，东北军向红军发起进攻，但是在短时间内，东北军就损失了3个师。

与此同时，中共逐渐与东北军展开接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1936年经过洛川、肤施会谈，东北军与红军建立了统一战线，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

中央红军

二、东北军联共逼蒋抗日

1936年10月，蒋亲赴西安督促“剿共”大业。12月，蒋再赴西安训话，意图中央军开进陕北，开展第六次围剿。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东北军到华清池捉拿蒋，西北军扣留西安城内国民党大批军政要员，同时解除中央军武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随即遭到扣押。

西安事变纪念馆

在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内部出现矛盾，特别是少壮派和元老派之间的分歧。蒋回南京后，着手陕甘善后事宜，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带罪图功，并指定驻地区分。同时派遣中央军大举进军，趁张学良不在、东北军人心不稳之时，破坏红军、西北军、东北军形成的“三位一体”格局。

影视剧中的杨虎城

三、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混乱

东北军内部分成了少壮派和元老派，少壮派要求释放张学良回陕，否则绝不退军，甚至不惜与中央军打上一仗；元老派则主张先行接受南京政府的方案，撤军后再缓缓图谋释放张学良。少壮派以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为代表，元老派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双方争得不可开交。

1937年1月29日，少壮派提议在渭南召开集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和战问题。会上少壮派表现积极，最后会上军官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决定“张副司令未回来之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逼进，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到会的全体军官都在决议上签了名”。

但是2天后，也就是1月31日，在元老派王以哲家中又开了个会，少壮派只能旁听，不能发表意见，最后会议决定主和，这让少壮派大受刺激和不满。

2月2日，孙铭九派遣于文俊带人杀王以哲，王协一带人杀何柱国，结果王以哲被杀，何柱国躲在杨虎城将军处所，同时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也被杀。

王以哲

此后，少壮派军人想要拥护于学忠继续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但是于学忠表示自己不能胜任，拒绝出面。少壮派军人并不能达到控制东北军坚决主战的目的，少壮派的行动以失败告终。苗剑秋等人在中共的掩护下秘密前往红军驻地三原避难，而于文俊被剖腹，105师1旅旅长高福源等人也被枪杀。这就是所谓的“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新一轮混乱，张学良走后形成的新的核心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内部彻底失去领导，加之蒋密使游说，东北军人心涣散，开始解体。沈克率106师，檀自新率骑10师，黄永安率炮6旅，乔方率炮8旅，先后脱离东北军体系，投向中央军。到1937年3月，东北军开始东调，进入豫皖苏接受整编，整编后的东北军被降格为丙种师，撤销一军七师番号，七七事变后东北军被拆散，部署在各地。

文史君说

“二二事件”并不是一次有预谋的夺权兵变，从事件过程中少壮派军人的行动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非常严谨周密的计划。何柱国躲进杨虎城将军处所，少壮派毫无办法；在刘多荃、缪微流等部已经撤离前线，并且105师刘多荃部前出临潼威胁西安时，少壮派军人也没有应对的策略。在行动失败后，苗剑秋等人也是在中共的帮助下秘密避难的。所以“二二事件”是少壮派军人在得知东北军决定和议后的冲动，意图在于逼迫元老派与自己保持一致，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坚决主战逼迫蒋释放张学良重回东北军主持局面。

“二二事件”事件的严重影响是东北军的军官已经难以指挥军队，而且造成人心惶惶。

叛变首先出现于东北军骑10师，当时他们驻扎在蒲城。同时，东北军106师也宣布听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东北军。东北军105师的部分军队也与中央军接触，准备脱离东北军。由此，东北军迅速分化瓦解。

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尽了最大努力，但于事无补。“二·二”事件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给蒋介石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

1936年2月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9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将东北军分别调拨各个战区投入战斗。

第49军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49军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49军之一部立即加以阻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49军守军奋力抵抗不支，被迫向南撤退。

1937年10月底，49军被调到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个团长相继阵亡，营长伤亡了2/3。109师一个整师基本打光了。

尽管第49军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得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49军的一个整师就这样被剥离。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修水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揪住不放，对49军大加挞伐，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谁能料到，东北军整整一个第49军就此名存实亡了!

1941年12月，王铁汉升任第49军军长。1947年9月，第49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王铁汉在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第49军前军长刘多荃则留在大陆，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第51军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七千余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九千人以上。

淮河战役后，于学忠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的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率部殿后，该部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l938年6月，51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任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

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的职务，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调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编第51师师部向我华东野战军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绥晋区副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避居四川重庆乡间。建国后，于学忠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第53军

“七七”事变后，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了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武汉会战后，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军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对日作战，为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周福成在辽沈战役中率53军官兵投诚。万福麟则在1949年逃往台湾。原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奔走呼号，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10日，第53军116师346旅691团在华北战役中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任务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的带领下，于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毅然北上在冀中平原打游击。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为八路军序列。吕正操创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57军

1937年11月，缪徵流的第57军奉命驻防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一线的江防要点。112师在无锡附近与敌接战，紧接着又参加了巩卫江阴、固守镇江的战斗，损失较大，师长霍守义负伤，全师撤往江北。12月10日，112师开赴南京前线。12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112师671团、673团在南京城北长江一线阵地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112师副师长李兰池在率队冲锋时于南京太平门附近中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谥为少将。

11月间，第57军的第111师在靖江、扬州一线抗击登陆日军，打响了靖扬之战，几次战斗均极为激烈。11月25日拂晓，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长江北岸111师阵地，占领施家桥，掩护大批日军登陆，旋又占领了都天庙。111师333旅的万毅部全部退守横沟桥。上午8时，日军沿扬州城公路向333旅阵地冲击，111师师长常恩多亲率两营官兵与敌浴血奋战。酣战之际，常师长又果断地命令662团出击，连续击退日军步兵的三次反攻。日军遂调来坦克在前面开路，后继以步兵再次冲向111师阵地。常师长指挥士兵以平射炮和集束手榴弹向敌坦克猛轰，并以猛烈火力向日步兵射击。战至下午4时，日军狼狈逃窜。111师乘胜追击至施家桥。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面对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33旅官兵毫不畏惧，血战15昼夜，先后攻克敌人三个据点。战斗中，333旅伤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营只剩下十余人，有的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由军士自动代理连长作战，前赴后继，战斗不止。日军亦伤亡惨重，伤亡2000多人。为此，333旅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57军亦通令全军，称之为“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在此期间57军的高级将领开始走向反动。1940年9月15日，57军军长缪徵流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常恩多和万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徵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徵流仓皇出逃。但蒋介石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还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在日伪顽反共嚣张的严峻时刻，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常恩多牺牲在担架上。为维护统一战线，起义部队仍用第111师番号，师长为万毅，副师长为郭维城。1944年10月20日，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建成“东北挺进纵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下挺进东北。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以后又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参加了伟大的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又作为38军的组成部分，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通电最后特意加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第67军

1937年8月下旬，吴克仁满怀报国之志昂然请缨，率67军奔赴华北前线的河北大城，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9月1日，日军第6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猛攻67军的大城防线。吴克仁指挥全军与敌血战十日，日军屡遭重挫无法前进。当日军增派二十余艘汽艇，载有山炮、机枪等重武器溯子牙河偷袭时，又被67军预先埋伏在姚马渡的部队兜头猛击，第一艘汽艇首先被击沉，后续敌艇也被分段截击。日军船队虽凭借重火器反扑，又派飞机助战，但在67军沉重打击下，终于溃不成军，被击沉汽艇五艘，毙伤三四百人后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又调集二十余门火炮、五架飞机，出动三千余人，于20日再次猛攻67军正面。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御敌，敌我双方竟至演成肉搏。67军官兵终以重大牺牲压倒敌焰，粉碎了日军强大攻势。大城防线鏖战月余，67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重挫敌锋，歼敌数千，并阻扼敌军南犯，掩护了友军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1937年10月底，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急从华北战场抽调第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临危受命，协同第43军郭汝栋部“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撤退。8日夜12时，“死守三日”的军令已经完成，吴克仁让郭汝栋率百十人的43军残部先撤，他亲自率67军在后掩护。经一路突围苦战，9日下午吴克仁率部到达苏州河边白鹤港。不料苏州河大桥被炸断，吴克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指挥属下先行泅渡。傍晚时分突有一支日军便衣队袭至，交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落水，光荣牺牲，时年43岁。这是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整个保卫松江和突围战役，67军光荣战死的还有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322旅旅长刘启文、321旅旅长朱之荣和王熙瑞等八名团长以及绝大多数的营、连、排长，107师损耗殆尽，108师也伤亡惨重。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这样一支忠勇报国的部队，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褒奖表彰，却被别有用心的宣传机构诬蔑为“吴克仁率部叛乱，67军临阵投敌”，蒋介石乘机取消了67军番号，缩编为108师，师长为张文清，拨归中央军王敬久的第25军。

后来，张文清升任第25军军长。1940年，108师参与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解放战争时期，108师所在的25军归黄百韬指挥，淮海战役期间，在大兴庄、两台子、大小牙庄、碾庄等地分别被华野4纵、13纵先后打击，直至全军覆没。

骑兵第2军

1937年8月下旬，骑兵第2军调晋绥前线与日军作战。军长何柱国率骑3师(骑6师在绥远作战，归马占山指挥；骑4师一直驻河北，1938年因缺少马匹，骑4师被改为步兵第24师，至此骑4师番号被撤销)从陕西经同蒲路北上，增援大同，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大同失守后，骑兵第2军退到晋西北平鲁一带抗日。9月下旬在井坪镇一役中，骑兵第2军被日军击溃，损失很大。1939年冬，骑兵第2军奉令换防到豫皖边的沈邱、项城一带，归第1战区前方指挥官孙桐萱指挥。1940年，何柱国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骑3师师长徐良接任骑2军军长。以后骑6师归还建制，又合并骑3师和骑6师，保留骑3师番号，由王照问的暂编第14师廖运泽部拨归骑兵第2军建制。1944年，徐良升为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骑兵第2军军长由非东北军系的暂编第14师师长廖远泽升任，骑3师师长王照骑2军副军长，所遗骑3师师长由徐长熙升任。

抗战胜利后，骑兵第2军开赴济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2绥靖区主任，将骑兵第2军改为第96军，仍以廖远泽为军长，所属的骑3师改为暂编第15师，这样，骑兵第2军的番号不复存在，东北军骑兵军也就名实全亡了。

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退役养病。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东北军被瓦解后，其将领命运各不相同。有的在抗日战争上建立功勋，有的在内战时期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的。也有东北军的将领加入八路军的，比如1937年5月，吕正操秘密完成了入党仪式。1937年10月14日，宣布脱离国民党军，加入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国家铁道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其中，在人民解放军中还有其他的原东北军的人员，在1955年，被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还有：万毅、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说服蒋改变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最后，蒋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国共两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成为从内战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由于这一事件，蒋和张学良这两个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蒋认为张学良背叛了他，把他软禁起来。蒋其实想杀张学良。他曾和张学良也是结拜过异姓兄弟的，所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蒋没有放过张学良。因此，张学良被软禁在安全的地方54年，得到了极高的待遇。这种对待普通犯人的方式很难，因此可以说明张学良在蒋心目中的地位还是不一般的。

参考文献

张建基：《东北军始末（二）》，《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贾自新：《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

应德田：《二二事件纪实》，《十七路军军史资料（2）》，2008。

中央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

刘博山：《西安事变后的“二二事件”述评》，《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