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这些朝代都不是一个首都 最多有五个首都

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中心都大多集中在国都，然而每个历史朝代的国都数目不尽不异，只算王朝不变工作的国都数目，由于朝代不合数目也随之变化。我们熟知的历史很少讲过历史上那些朝代的首都的事情。对于首都，我们默认的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首都。但是有好多王朝并不是只有一个首都，最多的有5个首都。

陪都又叫“两京制度”，起源于西周，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西周时期，周武王为加强对东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和防止商朝势力的复辟，在洛阳建立陪都，此后各朝代无不仿照周朝设立两京，甚至三京、四京。有的甚至有五个首都。汉、隋、唐、宋时代华夏王朝大多都是“两京制”，“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那宋往后两京渐渐衰败，政治中心东移，北宋时代的两京已经是东京开封，西京洛阳了。南宋时国都转到了临安（杭州），元往后，政治中心大多在北京。少数时辰在南京（明初建都南京）。我们看一下拥有多个首都的朝代。

长安与洛阳，在我国古代历史的中前期，往往被视为东西两大片区的统治重心，王朝统治者往往在长安与洛阳之中选择一个作为帝都（统治中心），并把另一个设置成【第一陪都】（第一统治重心）。

在周、秦、汉、唐的近两千年间（公元前1046年-公元907年），整个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整个华夏天下的格局，也便以关东（又名关外）、关陇（又名关西、关中）两大片区为重心。在这样的军政经济格局下，以周汉唐三个大一统王朝为主的两千年便始终尽量以长安为西都坐镇西方关陇、以洛阳为东都坐镇东方关东。

西周王朝：宗周与成周

西周以宗周丰镐为统治关中平原、陇山东西乃至汾河下游的核心，并且将大量畿内诸侯分封在这片区域，强大的王师也驻扎在此处，周室宗庙也在岐山、丰镐有所设置，构成了西周统治的核心力量与信仰核心。西周又在周公东征前后营造了成周洛邑，供周王室凭借“殷八师”的武装力量控制关东诸侯，并且为关东诸侯的朝觐天子、缴纳贡赋提供一个更方便、更短途的场合。西周的首都是镐京，但是洛阳当时也是西周的首都。要不然西周灭亡之后周平王可以立刻迁都洛阳。当时西周在建国的时候就着重建立这两个首都。洛阳算是陪都的性质。

汉朝

汉朝因王莽新朝分西汉和东汉，区分是以首都，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

西汉

西汉其实和西周一样，都是两京制的。西京长安，东京洛阳。这个格局可以说之后历朝历代的北方统一王朝都是这样做的。之后东汉虽然定都洛阳，但是对长安还是很重视的。西汉也是开启了长安作为首都的朝代。

莽新东汉：长安与洛阳

秦与西汉始终没有把洛阳设置为东都，但西汉中后期便由儒生掀起了一波迁都洛阳的舆论势头，洛阳被视为天下之中，符合儒生心中的理想国都。这一思潮最终影响了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王莽再度抬高洛阳地位，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并一度准备迎合儒生迁都洛阳，奈何王莽施政过于理想，无法解决西汉末年的社会矛盾，这才作罢。

刘秀建立东汉之时，一方面考虑到当时尚未稳定控制西部地区的形势，一方面也考虑到儒生对于洛阳的推崇，也便干脆把帝都定在了洛阳，并以长安为西汉帝都、帝陵所在，而尊为“西京”，并保留“京兆”设置。与此同时，刘秀还把家乡南阳设置为南都，与东西二都并立，构成东汉三都。

曹魏：洛阳与四都

曹魏政权继承了东汉的帝都以及东汉对于陪都的设置，并且在东汉三都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把与曹操霸业相关的许昌、邺城都算了进来，外加一个曹魏帝乡谯，构成了曹魏五都（洛阳、长安、谯、许昌、邺）。对于曹魏而言，许昌、邺与长安分别是曹魏在南、北、西三个方向上的军政重镇，谯都的象征意义更浓一些。

隋唐：长安与洛阳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乱世，隋唐与武周，先后营造了久经战乱破坏之后的新长安与新洛阳，并且先后正式定都在长安与洛阳，比如隋炀帝、武则天就曾正式以洛阳为帝都。唐朝除过尊崇洛阳为神都、尊崇长安为上京的时期，往往直接给长安、洛阳上个“西京”、“东京”的名号，与东汉时期相仿，东西并称为京。

唐朝可以说是绝对的两都制，长安和洛阳。而且两个地方都是有皇帝的行宫的。武则天建立大周的时候就是定都洛阳，而且把洛阳改成神都。

长安与洛阳的一同衰落

唐末五代的战乱导致长安与洛阳的一同衰落，加上开封占据大运河漕运的便利，导致宋金二代往往以开封作为黄河流域的统治核心。随着宋金战争与蒙元南下，黄河流域在几番拉锯苦斗中进一步衰落，长安与洛阳乃至开封的政治地位也便只得拱手让给北京与南京，经济地位则彻底让给了南方的长江流域。

长安一座千年帝都如何丢掉了王气？

长安城是怎样被黄巢等农民军毁灭的

唐初，李渊之所以把国都放在长安，是因为他要依靠胡汉一体的关陇集团。李家有鲜卑血统，而关中从西魏到北周隋，鲜卑贵族已成为能左右政局的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而洛阳所在的山东士族对李渊未必感冒，因为隋朝末年，杨广死后，李渊在长安拥立杨侑为皇帝（恭帝），后在618年取而代之，而617年隋朝大臣在洛阳拥立越王杨侗为皇帝，619年王世充废杨侗称帝，国号为郑，也就是说李渊称帝时，洛阳还是王世充的地盘，直到公元621年，李世民才攻下洛阳。所以，唐建都长安很正常。

李渊建立了唐朝把首都定在了长安这是有原因的。长安从古至今就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中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首都建在长安。从资料来看，他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

当李渊从唐王成为皇帝后，把国都放在哪里，成了他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给李渊的选择并不多。南方基本未开发，北方的发达城市又不多。唯一的选择就是在长安跟洛阳当中挑选一个。按理说，这两个城市其实都不错。长安，秦、汉两大帝国的首都。那么多聪明人选的地方，位置肯定不会太差。洛阳，周朝时候就是中国的国都，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在这里修了一条大运河，把南北方连接起来，交通非常好。而且也是老牌国都。其实李渊要的很简单，哪个城市能让唐帝国不至于开场夭折，自己能坐稳皇位，一切都好商量。反正没人知道李渊摸着脑壳，想了多久，总之到了最后，他拍板把国都放在了长安。这当中又有几个意思呢？

长安这个地方，够牢固，够坚挺。当年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么多诸侯国，那么多能打的人，最后都给挡在外面，连长安的大门都没摸到。到了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叛乱，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长安能这么猛，更它的地理优势有很大关系。长安这个地方，由四个关口扼守要塞。这四个关口，分别是潼关、武关、大散关和萧关。个个都是险要关口。以潼关为例，在古代，潼关不仅顶着”天下第一关“的名号，更主要的一点在于，它跟秦岭、禁谷连接起来，又有黄河作为屏障，再加上刻意修建的城池，只允许一辆车经过的宽度。让历代的军事家面对潼关，都得抓破头皮。

这么一个险要地方，对于李渊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大唐新立，根基不稳，先不说北方的突厥，光是应对国内的局面，都足够李渊头疼了。所以，长安的地理优势，算是一个被选中的原因之一。

图为古长安模型一部分，布局很棒

不过，如果只是比较地理优势，洛阳并不比长安差。如果但从防御的角度来讲，洛阳其实比长安更有优势。洛阳本身是一个盆地，四周都是中条山、崤山这些高山，前面又有洛水、黄河能作为屏障，旁边的邙山，同样能作为依靠。当年留侯张良，就盛赞过洛阳的地理优势。

但洛阳有一个劣势，那就是它作为一个盆地。如果被包围，很难做长期坚持。因为它地方就这么大，哪怕都用来种粮食，也不足够长期消耗。虽然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专门用来运粮食。但如果大运河被切断，洛阳就可能陷入死地。到时候，就只能等着被包饺子。

而长安不一样。长安的背后是关中。关中土地肥沃，地方开阔，产粮高，人口多。而且唐朝时候的长安，温度要更一些，这说明气候相对更适合居住。这些特点，对于长安面对被包围时的长期坚守，都是非常有利的。

更何况，当时的李渊，真的穷得叮当响。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人口、财产锐减，国库根本没什么钱，还得经常往外倒贴。所以，这也决定了李渊不可能像隋炀帝那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得学会精打细算的过日子。长安是隋朝建国后，新修的都城。战争时期，因为没有遭受太大创收。所以，保存还非常完好。把这里选做国库，肯定能省下一笔钱。

当然，洛阳保存得也不错。而且洛阳的宫殿更加大气奢侈。可洛阳是隋炀帝修建的。隋炀帝最后的下场是国破身死的下场。如果把国都放在洛阳，会不会引起非议：唐朝皇帝其实跟隋炀帝是一样的，都是贪图享受的皇帝。要走的，会不会就是隋炀帝的老路？这些非议的后果，都是李渊必须要考虑的。现在新朝初立，如果把国都放在长安，就等于给天下人表明了大唐的态度。那就是重整河山，给老百姓一个安稳日子。这对于稳固大唐的统治，李家的江山，也是有好处的。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地理》

李渊曾想让李世民去洛阳

唐朝的天下可以说基本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世民很有才能，虽说李建成也不差。李建成是长子，自古长幼有序，李渊也是这种思想，就算李世民功劳再大，他也不可能废了李建成去立李世民为太子。毕竟隋朝就是因为废了长子杨勇，立了杨广为太子，才会导致隋朝二世而亡。前朝的教训摆在眼前，李渊不敢去触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李渊打算把李世民派去洛阳，毕竟洛阳是李世民一手打下来的，给李世民做封地也不是不可以。李渊是这么想的，但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却不同意，他们担心李世民去了洛阳就会坐地为王。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把李世民杀了，这样他们就能高枕无忧。

李建成跟李渊说李世民的手下听到马上要去洛阳了，都很开心。这么一来李渊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难不成李世民已经有了计划，想要脱离他的管制了吗。还有李建成怂恿一些官员跟李渊说，李世民去了洛阳，怕是会把李渊辛苦建立的大唐搞得分崩离析，到时有谁能够打得过李世民呢。

在很多人的说服下，李渊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让李世民继续待在京城。后来李世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亲兄弟，逼自己的父皇退位。

宋朝

北宋的都城在东京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那北宋的都城既然称东京，是不是也该有西京与之相对呢？我们在看《水浒传》时，又知道北宋时期还有北京大名府，那既然有北京，是不是也该有南京与之对应呢？其实，在北宋的历史上是的确有此四京的。这四京分别是东京开封府（也称汴梁、汴州、汴京）、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北宋

宋朝四京制

北宋的首都比较多，四京制：东京汴梁（开封府），西京洛阳（河南府），南京宋州（应天府，别名河南郡），北京大名（大名府）。

东京为首都、京畿路路治，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京是京东路路治和宗庙社稷所在地、也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西京为京西北路路治；北京是河北东路路治。

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开封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建城史，号为“八朝古都”，其正式成为国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魏国，魏惠王从安邑迁都至大梁，自此魏国也称梁国。魏国在此建都共历六世136年，而大梁城又地处东方商旅的交通要道，便使得大梁城在当时是极为地繁华。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围攻大梁城，魏人顽强抵抗，王贲便引水灌大梁城，使得这战国时期的名都大邑遭到了极大地破坏。

唐朝末年，汴州成了朱温的根据地，后朱温废唐自立，为梁太祖，建都於此。后唐灭梁，迁都於洛阳，但洛阳多遭战乱残破，始终不敌汴州繁华。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都建都於汴州，而以洛阳为西京，汴州也便称作了东京。所以，东京，开封，汴梁这三个名字，在宋朝实际上都是指今天的开封。

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洛阳为我国的四大古都之一，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有四千多年的建城史。可以考据的建都史，始於周成王时期，周公营造洛邑，周人以镐京为宗周，而以洛邑为成周。周平王时期，宗周地区遭受到了戎人的侵扰残破，便迁都於洛邑。从此也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跌宕起伏的春秋战国史篇。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尤其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时期，洛阳都为我国当时的城市之冠。到隋唐时期，洛阳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二都。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南方便渐渐成了朝廷最为仰仗的财赋来源地。水陆交通便利的洛阳相比四塞之地的关中长安，优势就渐渐凸显了出来。而再到了唐末五代时期，长安与洛阳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洛阳仍有大都的气魄在。故五代时期，除了后唐建都洛阳，其他四朝也都以洛阳为陪都，北宋也继承了这一点。

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大名，古属邺地，地处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向来为河北重镇。唐末，为魏博节度使的行在。五代时，李存勖在此称帝，国号唐，建都魏州（大名），都名东京。待其灭掉后梁，又迁都於洛阳，而称大名为邺都。至宋真宗时期，正值宋辽对峙，宋真宗驻跸於此，建有行宫，以便抵御辽人，便将大名建为了陪都。

南京应天府（宋州，今河南商丘），也叫河南郡。商丘为殷商之故都。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又成了宋国的国都所在地。到后周时期，赵匡胤被封为归德军节度使，驻地在宋州（今商丘），也在宋州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大宋。故这里也是赵宋王朝的龙兴之地，故建国号为宋，并在宋州建立赵氏的宗庙。至宋真宗时期，将其建为南京，并下诏以南京应天府为陪都，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公元959年的六月，赵匡胤当时担了殿前都点检兼任宋州节度使，960年的时候，赵匡胤发动了兵变，在赵匡胤登基以后，因为他发迹在宋州，所以把宋州改为宋。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真宗以宋州是肇基之地，提升宋州为应天府，取顺应天命之意。应天府始为京东东路路治，后为京东西路路治。

到了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亲自来到了应天府，并且主持了隆重的仪式，正式建应天府为南京，与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共为北宋陪都。

绍兴二年（1132年），金朝所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将宋朝南京（今河南商丘）降为归德府，是归德府设置之始。金天兴元年（1232年）十二月，金哀宗迁都归德府，蒲察官奴发动归德政变在归德之战中大败蒙古兵。

东京，是指此处的地理位置，在四京中相对靠东（实际上只是针对西京洛阳而言，大名和商丘都在开封东边）开封是府名，府是行政区划，相当于今天的市，宋朝更高级的区划是路，但路类似于东汉的早期的州，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和明清之后的省有所不同。汴梁是地名，唐之汴州，古梁地。

这样表述可能会清楚一点：宋以汴梁之地为东京，名开封府。所以在行政区划上，东京代表它的地理位置，最初只是表示方位，但久之就成了地名。开封是府名，也就是正式的行政区划名字。

北宋时开封，深色的大内就是内城，淡黄的就是外城。

汴梁可看做古称，也可看做非官方，非政治性的地理名词。结论：宋朝时，这三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城市，只不过侧重点不同，东京侧重方位和都城地位。开封府侧重行政区划，汴梁侧重历史地理。

南宋四个首都不在自己掌控之中

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曾白纸黑的写着南宋都城是临安，但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临安在南宋的政治地位中还真不是真正的首都。

1126年，北宋灭亡，赵氏集团除康王赵构在外领兵作战外，其余所有皇族成员均被团灭。出现漏网之鱼，果然是天意不灭赵宋。

靖康之难中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女真人俘虏，包括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员和宫廷女官、大臣，宫廷乐师，厨师等都被女真人俘虏北上，康王赵构得以幸免。公元1127年，金国从东京（今河南开封）撤军，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史称伪楚。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后降金，东京军民对其憎恨有加，一大部分旧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万般无奈之下，张邦昌把哲宗废后孟皇后请来垂帘听政，尊为元佑皇后。靖康之难中，孟皇后由于居住在宫外，所以侥幸逃脱。世界以痛吻我我愿回报以歌孟氏垂帘重建大宋

孟皇后听政之后，立即派人前去迎接逃亡在外的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下诏书立赵构为帝。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二十一日，赵构从济州南下，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营筑“中兴坛”，于五月初一正式即位，改元建炎，重建立宋政权，史称“南宋”。

1128年，金国以南宋杀死张邦昌为借口，大举南犯。赵构闻风即逃，一路向南，过淮河，渡长江。1129年宋与金以淮水和大散关一线为界，但界线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限制金人南下的障碍。1130年，当赴赵构将江宁改为建康府作为行都时，金军再度南进，赵构立吓的立马逃走，从此再也不敢回来。因为建康府（今南京）太靠近长江，一旦金军渡江，南京就会和北宋的开封城一样暴露在敌军的围攻之下。如果将都城设在南京，不仅会消耗国力，还出在防线出现漏洞时导致国都无险可守。由于赵构已完全被金人吓破了胆，因此不敢将都城放在离金国太近的地方。

由于南方水网密布，水运极为便利，南宋就选择了杭州做为落脚的地方，而对于皇帝赵构，安全是他最担心的地方。后来金军再度南下时，赵构一连在船上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前线传来韩世忠大破金军的消息，赵构才敢下船登岸。绍兴元年，南宋将杭州改为临安，而将北宋的开封府称作京师，临安意为是临时安顿之意。以此也告诫南宋君臣不能忘记收复北宋故土，结果直到南宋灭亡，南宋皇帝仍然在南方待着。

宋朝势力最初偏南方之时，中原故土的百姓和南迁军民都渴望宋军有朝一日能够王师北定，还都东京，毕竟宋朝七帝陵墓尚在中原，抛弃先帝陵墓是南宋历代皇帝所不能承受的，在舆情之下，南宋将建康改为行都，后再改为留都，表示自己收复故土的决心，其结果不过又是糊弄老百姓。就这样南宋将杭州当成临时的首都，更名称临安府，表明自己只是在这时临时停留。南宋偏安下来后，真正的北伐寥寥无几，还不如当年三国时期弱小的蜀汉政权。

就这样，南宋又历经七帝，杭州从来没有在官方口中称为首都，但除了没有名分外，它具备了作首都的一切条件。临安的发展在繁华程度上甚至一度超过的当年的东京开封府，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国际性城市。尽管如此，临安在名义上仍然只是宋朝的临时办公所在地，从无首都之名，南宋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定都的朝代。

1276年，距离北方的金国灭亡就有42年了，这一次，宋人永远无法返回北方了。蒙古人的到来，让南宋这个偏安一隅的政权终于走到尽头。临安陷落三年后，陆秀夫背着宋末帝赵昺一起投进茫茫大海，赵宋灭亡。

辽国五个首都

辽国的首都是最多的，一共有五个。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当然地位也是不一样的，只有上京和开封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

辽的五京是陆续建立的，由于辽是草原民族，并不像汉人那样建筑城池假寓糊口，而是随水草而居，哪里水草肥美，便摈除着牛羊去那儿那里，搭帐篷栖身，然而跟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国称帝往后，河山面积越来越广宽，管辖生齿数目和民族品种也随之添加，为了更好的办理好华夏汉地比如幽云十六州和渤海国故地，这些民族文化风气不合的社会地区，便在渤海国故地设立东京辽阳府、在华夏汉地设立南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如许便对这些新增领地起到了很好的办理浸染也促进了新降服地区的经济生长和生齿恢复。

元朝三个首都

元朝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饱受争议的王朝，一方面有人指责它搞种族歧视，摧毁汉文化；另一方面又有人称赞他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又创造了沿用至今的行省制度。但无论怎样，这占据中国历史长达100年的神秘王朝永远都会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元朝有三个都城。

一、上都

这是元朝立国后的第一个首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20公里闪电河北岸。

早在忽必烈未即位前的1256年春，他即命近臣僧子聪(刘秉忠)于桓州城东、滦水北岸的龙冈相地建城，以此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藩府驻地。1258年新城建成后，被命名为开平。蒙古大汗蒙哥去世后，忽必烈在1260年春于此正式即位，建元中统。此后，开平府不断得到增修扩建。中统四年(1263)五月，正式升为都城，定名上都。到第二年八月燕京改名中都，两都巡幸制正式确立后，上都遂成为元代长期并存的两大首都之一。

1369年7月20日，明军常遇春攻克元上都，改上都路为开平府。1403年为明廷废弃。

二、大都

大都就是今天我们的首都北京，这是元朝的第二座首都，也是元朝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首都。

为什么要建立大都呢？原来，元朝建立后，因统治重心南移，忽必烈在继续扩建上都的同时，于至元元年(1264)八月，将原金朝首都燕京定名为中都，开始正式确立两都巡幸制度。至元四年，因中都旧城残破不堪，忽必烈决定在中都的东北建筑新城，至元九年二月，改中都名为大都，到至元十三年，新都建成。元朝统治期间，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国际大都会。探寻元大都皇宫遗址宫殿以蓝瓦白墙为主色调

1368年9月14日，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退出大都，明大奖徐达常遇春攻陷元朝大都，宣告元王朝的灭亡。明太祖将大都改名北平。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改为北京。

三、中都

中都位于今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白城子。金属抚州，元属隆兴路。大德十一年(1307)，即位不久的武宗海山下令于此处建旺兀察都行宫，第二年行宫建成后，立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于是，元朝又一座都城产生了。由于当时的中都只有宫阙，没有城郭，武宗还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外城，这一工程直到武宗去世也没有结束。至大四年(1311)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罢中都之役，撤留守司，复立隆兴路总管府，仅存在两年零十个月的中都建制至此废除。

四、应昌府

1368年，元顺帝先退至上都，第二年又退至应昌府（元代弘吉剌部兴筑的城郭，鲁王城，亦称应昌路，城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腾旗达里诺尔西南的达尔罕苏木），仍继续奉元朝正朔，执行既定的政策，史称为北元。1370年(至正三十年)四月，元顺帝病逝于应昌，由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改元宣光，是为元昭宗，同年五月，李文忠率军直袭北元朝廷所在地应昌路，攻入城中，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逃往哈拉和林，身边仅有一小股随从陪同，众多妃子及儿子买的里八剌被俘，五万余元军投降。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待明兵退回后，又一度占据了应昌城。1378年卒，由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位，改之天元。在明王朝军队的打击下，北元势力只得远退至漠北蒙古高原，应昌被明军设置应昌卫，宣德以后此城被废弃。

五、哈拉和林

公元1235-1260年之间，哈拉和林是当时的世界中心，它是13世纪蒙古帝国首都。今天的同名小镇已经名不见经传。这种巨大反差本身，就透露着蒙古帝国兴衰的密码。1236年，第二代大汗窝阔台下令将哈尔和林扩建为蒙古帝国的新都城。此时的他们，已经攻灭了控制中原的金国，并准备下一轮的向西征伐。因此，蒙古人正式将和林升级为都城，完成了成吉思汗时期所不愿意做完的事情。

忽必烈在1263年开始建立靠近中原的元上都，并将原本的金国中都恢复往日地位。这等于是在行政上废除了哈拉和林的蒙古都城地位。到1271年，忽必烈索性搬到了由中都扩建而成的大都--汗八里，并建号大元，成为了中原式帝王。

元朝本身就在1368年走向灭亡。在此之前10年，的元上都已经被红巾军摧毁，算是对哈拉和林命运的预演。等到大都几乎兵不血刃的向明朝投降，出逃的必力克图汗便开始以和林作为自己的北元都城。

1372年，明军50000人分三路杀向哈拉和林，将领是朱元璋麾下心腹徐达。由于不熟悉草原环境，徐达选择自己亲率中路军冒进，最终被北元军队伏击大败。哈拉和林就这样成为了北元最重要的抵抗基地。长期的修养生息和保护政策，或多或少为当地留下了一定资源。但局势的继续发展，注定了此城和北元本身也只是在苟延残喘。在大部分贸易断绝的情况下，城市不仅无法支撑起反攻中原的事业，连大量云集境内的流亡人口都不能养活。1380年，已经招募到足够带路党的明军再次北伐。在攻占和林后，整座城市遭到摧毁。大部分建筑被夷为平地，余下的也被返回的蒙古人遗弃。

明朝有五个首都

明朝两个首都北京和南京，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了解的。还有三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南京是北京在理论上地位是一样的。朱元璋建都南京建立明帝国，朱元璋和朱允炆在南京，在朱棣篡位后迁都北京以天子守御国门。明帝国享国祚276年，历经十六位皇帝，两个在南京，14个在北京。北京有的南京都有，包括官职都是一样的。即使是在明朝末年起义军攻克北京在崇祯上吊大明灭亡后，明宗室建立了南明也凭借南京仍然存在一套可以支持帝国运行的官僚体系撑了几十年。可见南京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第一个自然是南京，元朝时称集庆，公元1356年，朱元璋展开“集庆之战”，争夺这一战略要害之处，用十天时间攻破集庆，朱元璋改集庆为应天府。两年后，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又改应天府为南京，这是古金陵称南京的开始。在朱元璋、朱允炆统治时期以及朱棣统治初期南京都是事实上的国都，甚至在朱棣迁都北京，其子朱高炽继位后也将南京定为国都，称北京为行在，那么北京何时才不再称行在的呢？

北京是大明帝国第二个拥有实际地位的国都，元时称大都。明朝开国时，北方元朝并未退到漠北还占据着北方大局部河山，在徐达和常遇春的北伐之下，元顺帝北逃，改大都为北平，北京这座分开了华夏王朝四百年之久的“古幽州”，才重新回到了华夏王朝的掌控之下。后来朱棣不满朱允炆削藩政策发动“清君侧”，成功攻入南京，朱棣登基之后将其封地北平改称北京，又称顺天府，作为陪都。为了更好的抵御北元和巩固自身统治，朱棣决意迁都北京，将南京改为留都，并且在北京和南京都建立官僚体系，终明一朝北京、南京政府机构都是同时运行的。后来朱高炽继位，留恋自己做太子监国时期的旧地，于是又将北京改为行在，意欲将都城迁回南京，只是朱高炽突发疾病驾崩才没有成功实践。明宣宗继位后没有更改其父的旨意，虽然仍然留在北京但是没有在法律上宣称北京的合法性，直到明英宗时期正式称北京为首都，不再称之为行在。

明朝开国之后，明军攻占汴梁，改汴梁为开封，这是北宋时期的旧都，自宋高宗南渡，汉人政权再一次拥汴梁的主权。开封府地处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朱元璋亲自来到开封，将开封改称北京，要求轮流驻守，朱元璋此举有安抚中原之意，因此当时的明帝国有两个实际意义上的国都。直到洪武十一年，天下大定，开封才取消北京之称，南京成为正式的首都。

古代开国君王多会以自己的龙兴之地为行在或陪都，朱元璋也不例外。在洪武二年，朱元璋意欲在其出生地濠州建立中都作为陪都。一切布置皆仿照京师，经过六年的紧张施工，中都城已初具规模。洪武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朱元璋却以“劳费”为由把“功将完成”的中都工程停了下来。朱元璋改濠州为凤阳府，使其直属中书省，直到永乐年间才将凤阳改属南京，至今凤阳仍有明中都遗址。

凤阳明中都宫城午门，拍摄于2014年。

明中都皇城西华门，拍摄于2014年。

明中都宫城城墙，拍摄于2014年。

凤阳鼓楼建于洪武八年（1375年），是中都城最后建起的一座地标建筑，位于今日县城中心。台基正中间开三个门洞，上方有太祖亲书的“万世根本”四个大字。毕竟朱元璋幼年失学，书法基础不好，楷书没练好就直接写行书，书法气势有余章法不足，这几个字只能算横平竖直，写的非常用力。鼓楼通高47米，台基南北长72米，东西宽34米，高15米。台基上楼宇初建时，“层檐三覆，栋宇百尺，巍乎翼然，琼绝尘埃，制度宏大，规模壮丽。登焉则江、淮重湖萦紏渺弥，一目而中都诸山空濛杳霭，隐见出没于云空烟水之外。”终明一代，高大雄伟的凤阳鼓楼一直为国内之最，不仅台基高大，而且台基上的楼宇为皇家建筑特有的“九五开间”，采用如此高的规制，在中国鼓楼中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了李自成的纵火、清前期的缩建、近代农业生产的破坏，明中都如今仅剩下了残垣断壁。皇城遗址中保存较完整的是午门城台，呈凹字形，与北京故宫午门的形制相同，正中有三个门券。皇城西华门三个门券洞和城楼台基基本保存完整。皇城东华门、玄武门及东南、东北、西北角楼尚存有高7至10米的夯土台基。城外护城河宽80米，与北京筒子河相当，基本保持原状，城中金水河故道蜿蜒曲折。

明朝还有一个并没有实际意义的国都，明武宗驾崩之后由于没有留下子嗣，太后和大臣决定迎立武宗堂弟，兴献王之子朱厚熜为帝，是为嘉靖皇帝。嘉靖帝在位期间将其父兴献王的封地湖广安陆府为兴都，只是此都只在嘉靖朝存在一时，所以大部分人都并不了解。嘉靖以其父封地为都，只是为了在抬高其父的地位，也是标榜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嘉靖帝后来改兴都为承天府。

清朝1+1+2个首都

满清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其实也是有两个首都的，一个在北京，另一个是陪都，在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

满洲是大清的龙兴之地，1583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起兵，屡败明军。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挺进辽东，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东重镇辽阳，在辽阳大兴土木，修建宫室。但让人意料之外的是，辽阳行宫刚修建的差不多，1625年努尔哈赤突然提出要迁都盛京，几乎所有亲王贝勒、满汉大臣都反对，但努尔哈赤坚决要迁都，最终众人拗不过大汗努尔哈赤，大清仓促迁都。至于为何迁都，据说努尔哈赤的迁都与大清龙脉有关。从此，盛京便成为后金的国都（1625至1644年），成为大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迁都后，努尔哈赤在盛京城内仿照北京故宫修建了沈阳皇宫，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清故宫，以区别于北京的明故宫。

沈阳故宫而今被现代城市包围了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以盛京为陪都，设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尹，在辽东实行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一地两制”的旗(八旗)、民分治制度。盛京的内务府和五部一应俱全，具有完整的陪都架构。

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列强的侵略和大清的衰落，盛京的陪都地位愈来愈淡化，最后也没能成为满清最后的依托，成为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政治中心。

若是把1621至1625年的东京辽阳算上，那就是四个国都。

中国古代国家首都圈行政区划的变迁

我们今天所说的首都圈，古代相关的称呼很多，有王畿、帝畿、畿内、畿甸、京畿等等。古人对首都和首都圈非常重视：“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京师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师之辅也”；“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京畿者，天下之根本”。由于首都及首都圈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各个王朝除了在军事、经济上重视外，在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体制上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到了清代，更有将直隶地区行省化的一个过程。

古代首都圈的政区设置特点

古代首都圈的政区设置大体上说有四个特点。

一是实行行政区划层面的特殊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首都圈的行政区划通名与其他地方不同，职官制度也不一样。古人认为：“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多个朝代在政区通名层面对首都圈进行特别的命名。

秦朝在全国施行郡县制，两汉为郡国制。秦朝将首都咸阳附近的地区称之为内史，西汉改置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官制也不一样。唐代全国实行的是州县制或郡县制。唐玄宗登基后，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据《唐六典》记载，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置有府牧（从二品）、尹（从三品）、少尹（从四品下），品级分别与在外的大都督府都督、长史、司马相同，在外各州设刺史（按州的等级，分别为从三品、正四品上、正四品下）、别驾、长史、司马等官缺。京畿各府的官员品级明显要比各州高。唐玄宗将首都圈政区命名为府，这一制度为以后多个朝代所继承。

唐代（选自谭其骧主编《历史地理图集》）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朝代实行双都城制或多都城制，首都以外的都城虽然也实行特殊名称，但职官有可能是低配。如东汉以河南郡为都城，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即西汉的首都圈）为陵庙所在，因而“不改其号，但減其秩”（《续汉书·百官志》）。

二是首都圈的政区通名与其他地区相同，但是实行特殊的职官制度。

有的朝代，将全国的高层政区或统县政区统一为同一个通名，首都圈的政区表面上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它的职官制度有些特别。

东汉时，以河南郡为都城，行政长官为河南尹，其他各郡的长官为太守。京都西、北、东三面的弘农、河东、河内三郡，也是置尹。这是尊崇京都和京都附近各郡的举措。东汉后期，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制，此后曹魏和西晋均以司州为首都圈，司州与其他各州一样实行州制。但是，西晋司州的行政长官为司隶校尉，其他各州为刺史。

隋朝，对京畿地区先是在开皇三年（583）置雍州，设有州牧（从二品）、别驾（从四品）等官，佐史共达五百二十四人。同时期的其他各州设有刺史（按州的等级，分别为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不等）、长史（正五品）等，其中上州佐史为三百二十三人。显然，雍州主要官员的官衔与其他各州不同，品级要高，官吏的总数也多。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雍州改为京兆郡，设有京兆尹、京兆丞等官员，佐史降到了二百四十四人，其他各郡设有太守、丞、尉等官，各郡佐史总数相应降到一百四十六人。

从宋朝开始，以府相称的政区逐渐增多，京府与其他府的差异，只能通过职官制度进行区别。北宋以开封府为首都，设有府牧一人，从三品；尹一人，从三品；少尹二人，从四品下。但这些都是荣誉性职位，并不常置。实际上的开封府行政长官为权知开封府事。普通的府仅置知府、通判等官缺。

明代首都顺天府设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治中（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从六品）等，普通府设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清代仍以北京为首都，顺天府、普通府的官缺设置基本同明代，仅仅裁掉了推官。清代又特别重视京师的管理，从乾隆年间开始，钦派部院大臣兼管府尹事务，称为“兼尹”，也就是顺天府实际上有两员行政长官。

三是辖县数量比其他统县政区为多，而且政区的等第较高。

历代首都圈所在的高层政区或统县政区，所辖县的数量，往往比其他政区为多。如此安排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首都圈有一个比较大的腹地，便于军事布防，同时也有“以重观瞻”之意。如《汉书·地理地》载三辅共辖五十七县，《隋书·地理志》京兆郡辖二十二县，《旧唐书·地理志》载京兆府领县二十，《宋史·地理志》载开封府辖十六县，辖县数都比同时期的统县政区要多。只有南宋临安府成为行在之后，没有扩大辖区，仍为九县，幅员较小。明代改路为府，北方地区由此出现一批辖有大量州县的府，因而顺天府所辖州县数量并无优势。清雍正年间，北方的大府析为两至三个府或直隶州，每府所辖州县数量减少。据乾隆《清会典》记载，顺天府有二十六州县，其他各府所辖的州县大多在二十个以下。

宋代（选自谭其骧主编《历史地理图集》）

朝廷通过对政区等第的划分，可以决定该政区长官的级别、行政机构的规模（僚属与其他人员的数量）、行政经费的多少，以及地方官升黜的依据。唐宋时期对全国政区的等第划分是以经济因素，主要是以户口数来划分的。但是首都圈各级政区等第的划分标准是政治地位。如唐代以户口标准将各县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同时又实行赤、畿、望、紧的制度，首都及陪都所在的各县为赤县，也称京县，首都及陪都各府所辖的其他各县为畿县，不再考虑其户口的多寡。

元明清时期，采用了一种较为务实的等第划分标准。元代将首都圈的府州县与其他地区一样，完全按照户口多少进行划分，如至元三年（1266）规定长江以北州县，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两千户以上为中县，以下为下县。只有两京县为赤县。此后，则以三万户、一万户为区分江淮以南上、中、下县的标准。明清两代，是以事务繁简来确定各种地方官缺的重要与否，京师顺天府所辖各州县除了两京县外，也是采用这一原则。

第四，行政区划相对稳定，当社会出现变动时，政府通过管理制度的调节加强对京畿地区的控制。

唐安史之乱后，至德元年（756）置京畿节度使，领京兆府和同、岐、金、商等州。这个变动，使京畿的区域由京兆一府扩大至一府四州，扩大了京畿的腹地，管理体制也由府统领制演变为道统领制。又如北宋，景德三年（1006）置开封府界提点司，地位相当于在外的路，管辖开封府各县事务，成为一个特别路区。此后，或有开封府界建制，或设京畿路。在这种情况下，开封府知府的主要职能调整为以管理京师为主。皇祐五年（1053）设置的京畿路，区域包括京府开封府，同时将京东的曹州及京西的陈、许、郑、滑等五州作为京师的辅郡，使得首都圈的范围扩大，共辖四十二县。唐宋这两次变化，一方面扩大了首都圈的范围，同时使得原先的京府行政长官的管辖区域缩小或职能缩减。类似的还有明代的总督巡抚制度，也是打破了顺天府与直隶固有的政区，形成了京畿地区的多个巡抚辖区。

清代直隶地区的行省化过程

元代的首都圈为大都路，辖十州二十二县。又将河北、山东、山西、漠南等广大地域直属于中书省，称为腹里，同时设行中书省管理各地。如此一来，产生了一大片既不属于行省，又不属于首都圈，但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区域。

明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以所领郡县直隶六部，全国共有一个直隶地区及十二个地方高层政区。永乐元年（1403年）罢北平布政使司，所领府州直隶北京。由此，明代的首都圈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广义的为直隶（北直隶），狭义的为京师顺天府。

全国十三个高层政区，设有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分管兵、钱谷、刑名之事。此举解决了元代行省制下地方权力过于集中的矛盾，随之而来的是三司鼎立、互不统属的矛盾的产生。宣德以后，或者边防有警，或者地方不靖，朝廷派出中央具有一二品大员职衔的总督、巡抚前往相关地区，集当地的军务、察吏、治民大权于一身，逐步成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直隶地区由六部直接管辖，也存在着管理不便的诸多问题，先后置有顺天、保定、宣大等巡抚，分管直隶地区和顺天府各县。巡抚分管顺天府各县的后果，是府尹失去了对所属各县的考核权。

崇祯二年（1629）十月，府尹刘宗周上了一道《请修京兆职掌疏》，指出，“国朝定制颇仿前代，然共事之以抚、按，分隶之以五城御史，责任不无少轻，积而至于今日，不过为各衙门钱粮转输之地”，认为所属州县“往往呼之而不应，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原因就是“各属之贤否不关臣府，故虽有统辖之名而脉不贯”，“又因臣府之耳目未周，各属故漫无贤否之状，而举劾难行”。请求崇祯帝“特重京兆事权，许臣衙门得考察属吏，如抚、按其平日查访贤否，许臣岁遣风力推官，查盘仓库、狱囚，因得悉其官评，以备举劾”。刘宗周作为府尹，希望像巡抚、巡按一样拥有对下属官员的管辖权、考核权，使府尹与知州、知县成为真正的上下级关系，才能使政令畅通。次年三月，刘宗周再次向崇祯上疏要求恢复考核权。从崇祯年间政治、军事形势推测，刘宗周的请求应该没有得到允准。

光绪《畿辅通志》中的顺天府全图

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通过职官层面的调整，逐步将直隶地区变为直隶省。清康熙年间，直隶地区与各省职官制度的主要差别，一是总督巡抚，二是布按两司。

清朝入关后，京师顺天府和直隶地区设有宣府、顺天、保定三员巡抚，形成三个巡抚辖区。顺治十一年，调整为两个总督巡抚辖区：直隶巡抚（即顺天巡抚）管辖直隶八府，宣府镇仍由宣大总督管理。顺治十五年，裁宣大总督，分设顺天、保定两巡抚。次年由保定（直隶）巡抚管辖宣府镇。顺治十八年，设直隶总督，裁顺天巡抚，以直隶总督、保定巡抚（直隶巡抚）管辖直隶地方。康熙初裁直隶总督，由直隶巡抚管辖直隶全境及顺天府在外各州县。雍正二年十月，因直隶巡抚李维钧“办事勤慎，且能训练士卒，整饬营伍”，授为直隶总督，并令提督、总兵官听其节制。雍正下谕此为特例。此后，一直未设直隶巡抚。乾隆二十八年，照四川总督之例，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至清末未变，是为清代八大总督之一。

从明代开始，各省均设有布政使司、按察司，主管全省钱谷、刑名。康熙八年六月，因直隶地方无布政使司、按察司，将原先存在的通蓟道改为守道（直隶守道），总管钱粮；改霸易道为巡道（直隶巡道），总管刑名，均驻扎保定府。在这种官缺架构下，直隶守道、巡道起到了其他各省布按两司的职能，直隶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省。当时人已经有这种认识，康熙五十一年刊刻的《西宁县志》谓“县治由炮儿岭出紫荆关，至保定省城五百八九十里”，此时驻扎在保定省城的是巡抚与直隶守道、巡道。雍正二年十二月，皇帝下旨：

直隶守道职司通省钱谷，巡道职司通省刑名，即如各省之有藩臬二司也。今若概与诸道员一体，不加分别，似未允协。盖向以畿辅重地，不立布政、按察名色。朕思畿辅与各省有何区别，今应更改划一，著将守道改为布政司，巡道改为按察司。

在雍正的眼里，畿辅的官员架构已经与各省相同，没有区别，因而下旨改设布按两司，官缺设置与各省相同。畿辅地区完成了由六部“直隶”到行省的过程。

直隶地区实行省制后，“直隶”这个省名容易引起误解。乾隆十三年九月，礼部尚书王安国在奏折中说：

明时南北两京皆不设布按等官，事由道府直达内部，故曰“直隶”，犹直隶州之不隶于府而直隶布政使司也。本朝初沿明制，裁南直隶，增安徽、江苏两布政使司。厥后直隶亦设布按官，事申总督题奏，不直达内部矣，而“直省”之名仍旧。此见之寻常文字原无妨碍，惟典礼之书期垂不朽，似应核其名实。

建议皇帝给直隶省取个新的名字，达到名实相符的效果。此事虽未实行，但奏折所言反映了当时朝廷官员对“直隶省”的认识。

光绪《畿輔通志》中的畿辅全图

直隶总督行政空间的缩小与直隶省的消亡

如前所述，明末随着顺天府和直隶地区施行总督巡抚制度，顺天府尹的行政空间仅仅局限于京城之内。进入清代，顺天府尹与直隶总督（或巡抚）的行政空间关系时有调整。

对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来说，钱谷刑名是他们的主要职权。对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来说，他们的主要职权除了钱谷刑名之外，就是对地方官的考核权和委署权。在顺、康、雍三朝，顺天府府尹只有对顺天府治中、通判、经历和大兴、宛平两京县官员进行京察的权力。直隶总督虽然也有对这些官员的考核权，但仅仅是形式上的会稿。顺天府其他各州县官员的考核以及与直隶各属之间的官员相互升调，大多由直隶总督会同府尹题奏，也就是说此项权力主要在总督手中。直隶总督实际上主管着顺天府属各州县官员的升迁，使得顺天府尹位高而权轻。乾隆帝对这种现象有所了解：“向来顺天府属各厅州县，大率趋承总督。而于府尹虽名为上司，未免心存歧视。”

嘉庆十八年九月的天理教起义，部分起义者攻入紫禁城，对朝廷震动很大。嘉庆为此采取的措施，改变了顺天府尹与直隶总督的行政空间格局。得知这些起义者大多居住在顺天府固安县及黄村（今北京市大兴区驻地）一带后，朝廷首先例行处分顺天府、直隶省相关大员，多任顺天府尹被降职，前任直隶总督温承惠因“顺天府属地方，皆其所辖，著交部严加议处”。

御史陈用光则从制度层面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反思，认为是地方大员对州县官考察不力，使得才能平庸者也能成为首善之区的官员。这些官员能力有限，不能防微杜渐：“大兴、宛平二县为首善之区，向来专循资格，以阘茸无才者授之，安能责以发奸摘伏。”这个反思实际上也是清朝官场的习惯性思维：当地方上发生变乱时，其原因或是州县官力不能胜任；或是地处偏僻、距府厅州县治所距离较远，州县官有能力而控制不周。顺天府为首善之区，在军队布防和政区设置上都极为完善，能够改进的只有州县官考察升调这一环节。嘉庆于同年十一月批准了新制定的《顺天府属州县官考察升调例》：

查顺天府所属二十四州县，定例均系直隶总督专主，府尹会衔。嗣后大兴、宛平二县缺出，请归府尹于所属之员详加遴选，出具考语，奏请升调。其外二十二州县拣选题调，均令府尹主稿，总督会衔。如顺天府所属官员无可保题，再咨行总督于通省拣选，令总督主稿、府尹会衔。顺天府属佐杂各缺，亦归府尹专主办理。

经过此次改革后，顺天府全境二十四州县的正印官和佐杂各官的考核调补均由府尹主稿、总督会稿，也就是说顺天府尹对下属的人事权，由大兴、宛平两京县扩展到整个顺天府辖区。顺天府尹由此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顺天府行政长官。顺天府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只有当本区域内挑不出合适官员时，顺天府尹才会咨行总督从其他地区挑选官员进行调补。此后，顺天府尹对属官的考核权扩大至相关道员和四路同知。

经过上述改革后，直隶总督名义上仍为直隶全省的行政长官，实际的管辖范围有所缩小。同治十二年闰六月，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其实有两京兆分管二十四州县，热河都统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仅止一督。”揭示了直隶省的政治地理格局是由四位大员管理着三个区域：京师顺天府由顺天府兼尹、顺天府府尹掌控，口外的承德府由热河都统管理，其余区域由直隶总督管辖。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京兆地方与直隶省

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于1913年1月颁布《划一现行顺天府属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保留顺天府，以顺天府尹为长官，顺天府与直隶省的关系一如清代。次年5月，将距离北京较远的宁河、文安、新镇、大城四县划归直隶省，同时将原先受直隶行政长官节制的司法、财政等权力全部划归顺天府尹。10月，北京政府公布《京兆尹官制》，将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下辖二十县，京兆地方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首都圈行政单位。

直隶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北京政府时期先后称直隶都督、民政长、巡按使、省长等。1914年，承德等十七县往属热河、察哈尔两特别区域，辖境缩小。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同时废除京兆地方，所属各县并入河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