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肆封王当猪养着 清朝限制亲王当狗养着

明清两朝对待亲王的态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源于两朝的权力结构的不同。简而言之就是：明朝把王爷当猪养，清朝把王爷当狗养。

有明一代，几乎所有皇子都为亲王，而清代皇子大部分是从低级爵位逐步到高级爵位，其中皇子最低一般为贝子，不过等到封到亲王时差不多已经是自己的兄弟为皇帝了。

清朝不像明朝一样直接封亲王，是因为明朝的封王制度有很大的缺陷，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到了清朝，旗人防微杜渐，放弃了明朝的封王制度，改进出自己的奖惩机制。这算是一种合理的调整和进步。

顺治帝在位时，仅追封了幼殇的皇四子为荣亲王，其他七子皆不给封爵。康熙皇帝继位前，身份是皇子，他是大清皇帝中生育儿女最多者，但他分封诸子，除了皇二子因嫡出而被直接封为太子，其他诸子封爵一律按功劳大小来，被封亲王者寥寥可数，而且没有被直接封为亲王的。

清代皇子多依靠军功封爵，这在清代前期极为明显。清初，设立爵位等级有鼓励皇子立功之意，清中后期，皇子不再像清初那样掌握实际的军权，所以，王爵就从奖励军功为主转变为高贵身份的象征。但是皇子封爵仍然需要一定的功劳和才干，不然即使在同等情况下，爵位却有很大的差别。

清朝的皇子并不是天生的王，这是最有别于明朝皇家的特质和进步。综观清代皇家王公贵族兴衰史，宗亲并没成为国家财政真正的负担。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庄园，但他们不能像明朝皇子那要有自己成建制的护卫军。他们要想出京，还得向皇帝报批。

而朱元璋这个乞丐王规定，所有他的“龙子龙孙”，都要由国家全包起来这个乞丐出身的货真的是穷怕了。明朝的宗室王爵一般只有亲王和郡王两种爵位，明朝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都封亲王，亲王的的儿子除世子外都封郡王。郡王的儿子封镇国将军，镇国将军的儿子、孙子、曾孙等依次封为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奉国中尉的儿孙世代都是奉国中尉。

明初的分封原则上也是“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的。有别于周、汉的分封制。但有一点必须注意，明初的藩王都具有很大的兵权，并且可以节制文武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临民与赐土的权力。再加上有丰厚的岁禄，又都是皇帝之子，又都扼守在军事要地，因此，他们的权力当然是相当大的，导致后来“靖难之变”的发生，分裂了国家，挑战了皇权。

凡是朱元璋的后代，一生下来，就可以吃喝不愁。朱元璋的这种“包养”政策后来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到明代后期，朱家后代繁衍到了几十万之多。这几十万人都不事生产，完全靠国家发放的俸禄过日子。这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最严重的时候，有些地区全年财政收入甚至只够这些“龙子龙孙”俸禄的一半。

明朝分封亲王是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一辈子精明，却在分封亲王这件事儿上犯了糊涂。他想的挺好，把儿子们分封到各地来镇守，手里管着各自的军队。一是拱卫中央，防犯外敌，二是一旦中央有变，各地的亲王可以有力量勤王，看起来很不错。

但从西汉开始，西汉西晋等无数次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地方的王爷手里有军队以后是会造反的！明朝自然也没有例外。老朱是开国皇帝，亲王们都是他的儿子，他自然不用担心。果然老朱一死，孙子朱允炆继位，就开始管不住地方的王爷们，削藩不成削出了一个靖难之役，燕王攻下南京当了皇帝，也就是永乐皇帝。

由于永乐帝自己是亲王造反，所以自然对王爷们极为忌惮。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削免了全国王爷们的权力，军队是不要想了，地方政务也绝不许亲王们插手。而且各地的地方官还有监督亲王的义务，未经中央批准不许离开城池，更不要想进京了。

不过明朝对亲王们的生活待遇倒是很好，这点给后来明朝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明朝的宗旨就是养着王爷们，好吃好喝，只要不造反，万事大吉。

即使这样，明朝永乐皇帝之后的历史上也发生了几次亲王造反，但规模都不大，但明朝的宗室政策导致的后果是明朝皇帝们想不到的。

从古到今，中国的君权都是呈上升趋势。但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王与何人共天下？

皇帝权力再大，也毕竟是一个人，能力有限。尤其面对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时候，皇帝会感觉势单力孤，难以应付。所以皇帝为了避免文官们串联起来对付自己，必须要拥有一个忠于自己的集团，用来钳制文官们。

在两汉时期，皇帝依靠外戚钳制文官。魏晋的时候，皇帝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所以皇帝在以门阀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的面前毫无抵抗力，君权衰微。南北朝之后，军事贵族们崛起，有枪便是草头王。从南北朝到隋唐中期，皇帝一直是依靠军事贵族们来维护统治，对抗文官。唐末开始依靠宦官，随即进入五代的混乱时期。到了两宋，皇帝既没有外戚的力量也没有宦官和勋贵的力量，所以宋朝的皇帝在士大夫的面前相当弱势，权力很有限。

到了明朝，事情发生了变化。

明朝皇帝严格限制自己的血亲，无论是亲王还是外戚。而朱元璋把明朝的勋贵几乎诛杀殆尽，永乐朝以后的勋贵根基不深，于是明朝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文官，必然选择一个集团宦官。

所以明朝历史上，宦官为祸非常普遍，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等等，宦官的破坏性很大。

明朝封在各地的王爷和当地的官员是什么关系？

根据明太祖朱元璋的制度设计，皇子在各地分封为王（主要是亲王），承担着“镇戍”的重任；亲王不仅拥有三护卫的兵力，而且其封国内的军卫有司，都要受其节制。洪武时期，亲王的权力是非常大的。需要说明的是，明代亲王所居为“封国”，不是“领地”。

因为在明代的分封政策下，亲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地方军民二政，由布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藩府不能直接干预，地方有司的军政官员，也由朝廷（即中央政府）任用。建文帝即位后，对错误的分封制度进行了修正，下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并且规定王府官员不准兼任地方职务，从而斩断了亲藩干政（干预地方之事）的渠道，也开始重新调整亲王与地方有司的关系。

众所周知，明成祖朱棣是从燕王起家，夺取大位，成为皇帝的。他是明初藩封制度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当他坐天下后，跟曾经反抗的建文帝一样，延续了“削藩”之略，采取多种措施削夺亲藩的权利。从永乐时期起，明朝封在各地的王爷，与所在地方官员，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宣宗（朱棣之孙）即位后，才一年就发生了“（汉王）高煦之乱”。其实，要说朱高煦造反，证据不足，宣宗这位野心勃勃的叔叔，很大可能是“被造反”的。不管怎样，朱高煦被杀后，明朝对宗室的控制遽然加严，出现了许多针对亲藩的“藩禁”。

“藩禁”的内容很多，比如亲王不准上京，藩府之间不准往来；别说亲王兄弟不能相互走动，就是想出城踏个春、扫个墓，都有严格的禁令，需要提前奏请，得到旨允才能出行，如果未请而私自出城，就是“违制”这些被称之为“城禁”，其目的是为了限制亲藩的活动，它在事实上将无罪的宗室变成了没有自由的囚徒。

明代的“藩禁”在宣德以后就非常严了，而这些严格的禁令，由谁来复杂实施呢？那就是地方有司。虽然有司官员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可以朝见亲王（平时不准无故进见），相见时行君臣大礼，似乎亲王的地位很尊贵，可是这些官员都是能掐住王爷脖子的人，是真正得罪不起的！

比如藩府所需钱粮，要由地方拨付；王府要办事，也得找官府，如果亲藩与地方关系不睦，你要办事，地方找各种借口刁难，给王爷们来个“事难办，脸难看”，王爷还真没办法；地方官负有监视王府之责，看王爷不顺眼，抓住王府什么事，上疏参他一本，说他违法乱纪、不轨有迹，就教王爷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王爷们到了地方，还得拜地方官的“码头”，对布政司、按察司的大员，如布政使、参政、按察使、副使等，凡事都得客气着；对统管一省政务的巡抚，以及朝廷派来的巡按御史、镇守太监，更是不敢得罪。这到底是谁在谁的地方吃饭呢？

这样的例子不少，封在南昌的宁王是一个典型。从第一代宁王朱权，就开始“吃瘪”，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地方官的监视之下，随便叹口气、发句牢骚，马上就会被奏报到他四哥朱棣那里，朱棣立马不客气派人来问，“你几个意思”？

朱权吃了几次亏，就怕了，为了避祸，只好搭间小屋，天天坐在里面写书吹箫，自称“神仙”哪里还敢提，他四哥朱棣当年可答应过，要与他“中分天下”的！而且南昌也不是宁王的本封之地，关外的大宁是回不去了，可他想要的苏杭，四哥又不给；到了南昌，连王府都不给他盖，教他住在过去布政司的房子里。你说这位神仙气不气？

可能是打朱权那起，就跟朝廷和地方积下宿怨，后来几代宁王，与地方相处都很不好。朱权之孙朱奠培在位时，与朝廷及地方守臣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也许是这种怨气的积累，到朱奠培的孙子朱宸濠做宁王时，一心复仇，要造反，最后将南昌省城的全体军政大员一网打尽。

从几代宁王与地方的恶劣关系来看，第四代宁王朱宸濠的反叛，一点都不突兀。

朱元璋为了巩固中央政权恢复了之前的分封制度，将自己的儿子们分封为藩王，分散到全国各地，希望他们将来能够作为皇帝的屏障永保大明江山。姑且不论这个制度是否起到了作用，藩王制度有一点尤其让一些人诟病，他们认为经过两百余年的繁衍，明末的藩王和宗室已经多到了万余人，给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这些藩王们似乎也并没有带来多少正面的作用。明代的亲藩，被逐渐剥夺“事权”，又不准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甚至连从事“四民之业”，自谋生路都不准，使得名义上高贵的宗室，沦为完全的寄生阶层，成为地方官严密监视下的囚徒。历史上留下的多是他们恃强凌弱、吃喝玩乐、贪生怕死、投降清朝的斑斑劣迹。

清朝亲王全都限制在京城

虽然清承明制但是大清有俩不学更保守更专制

清朝共封多少亲王？

宗室亲王44个，其中后来登基为帝的亲王4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亲王11个，降等承袭德亲王25个，死后被追封的4个。

外藩亲王15个，其中蒙古亲王14个，回部亲王1个。

一共封了59个和硕亲王。

到了清朝，清朝吸取了明王朝的教训，宦官是绝对不敢用了。而且由于清朝是满族王朝，而文官却几乎都是汉人，所以清朝为了对付汉人文官，必须选择满族贵胄！为何历朝历代几乎都有皇子、诸王、诸侯起兵造反，为何唯独清朝没有？

清朝的皇子和王爷手上都没有兵权和财权，想要造反几乎是不可能。

清朝可以说完全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再对于那些危害皇室统治的皇子和王爷严密的控制他们手中的权力。

对于清朝来说，明朝的皇子之乱完全是自己的反面教材。当初朱元璋之所以将自己的儿子早早封了王，也是想要起到拱卫中央的作用。

但是朱元璋没有实在错估了自己儿子的野心，在朱元璋去世后，朱棣没过多久就起兵造反，把朱允炆给赶下来台。

后来清朝推翻了明朝，为了避免发生明朝皇子作乱的事，几乎不会让皇子掌握兵权和财权，防止手中权力过大，危害皇室继承人的权利。

为了防止皇子和藩王的造反，清朝制定严格的分封制度。

比如帝王的子嗣出生后，根据其出生的先后顺序来赐予称谓，等到皇子长大后再由宗人府来进行封爵。

对于封爵，清朝的管理很严格，有十二个等级，大多数皇子都被封为贝勒。而对于那些亲王的子嗣，其王府继承人不是继承自己父亲的爵位，而是要比自己父亲低一级。

如果对于国家没有什么功绩的话，亲王的孩子可以继承爵位，但是需要低一等。

在皇子被授予爵位后，都需要从宫里搬出来。然后朝廷会按照其爵位高低来发放俸禄。皇室可以很好的养着这些皇子，但是让他们掌控兵权是几乎不可能的。

没有实权，就相当于没有造反的资本，没有资本怎么可能玩得过有实权的帝王，所以清朝的皇子和藩王才会老老实实的。

要起兵造反的话，手里边儿必须要有兵权。但是清朝的兵权一般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也只有那几个亲信才可以。所以就没有那么多起兵造反的事。

所以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吸取明朝教训，封爵制度逐步完善，便始终严格控制数量，清代对宗室没有实行封藩建国，强调“一统”天下，但同时对皇子和军功都实行封爵制，从分封亲王至奉国将军分为14等。清初开国只有8名世袭亲王即睿亲王、礼亲王、郑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顺承郡王、克勤郡王等所谓“铁帽子王”。后又增加恭亲王，怡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不滥封王这一点非常重要。清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前朝藩王泛滥的教训，严格控制了王爵的分封，不是所有皇子都能封王，而且只有爵位没有实际的封地，更加重要的是王爵不一定能够世袭，这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王朝后期王爷数量的泛滥。

从清朝入关开始，清朝的亲王们就在政治结构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因为清初的亲王们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武将，等于是军事勋贵和皇室亲王的结合体。甚至清朝初年的政权架构里，还有“议政王会议”这种机构，军国大事需要由王爷们开会讨论批准，王爷的地位可想而知。

而这种传统也继承下来，清朝两百年的时间里，王爷们一直在北京，在北京的主要目的，一是不让他们掌管军权，防止亲王造反。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朝廷里担任要职。由于清朝的民族色彩，所以清朝的亲王们几乎都与皇室站在同一战线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清朝的王爷们在对抗文官上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只到清末，满族王爷们和旗人还依然在清朝的政权里占据主要地位，曾国藩张之洞这种汉族名臣，想要做点什么事情，还要靠亲王奕忻的支持。袁世凯这种实权重臣，也要靠旗人亦誆做后台，满州贵族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不过这种政策也并非全无好处，终清朝一世，宦官始终没有抬头过，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李莲英小德张，跟明朝的大太监比，权力实在是小的可怜，这算是清朝政权设置的科学性吧。清代不分封藩王，而采取封爵，数量少，对朝廷不构成威胁。应该说清代不分藩王的政策是清王朝能够维持三百年统治的重要因素之一。

殊不知，在清朝有着一个特权阶级，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王爵，但是他们庞大的数量以及阶层的整体素质，比明朝的藩王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八旗子弟。

八旗是一种满洲在入关前所采取的准军事制度。分为牛录、甲喇和固山等几个不同的级别，每个级别都有自己的军事长官，每个级别所拥有的人数也不同，这些被编入八旗的满洲青年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非常类似于历史上在很多朝代都存在过的屯边军事组织。屯边和戍边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屯边就是即守卫边疆又从事农业生产，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好像我们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而戍边则比较少从事生产活动，在营房院子里种点儿蔬菜不能算。

八旗制度也可以理解为满洲当时采用的是全民皆兵的政策，这个军事组织分为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八旗。满清最后能够在明末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成功地夺取天下和训练有素、组织有序的八旗军有很大的关系。

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自从清朝入关定鼎后直到宣统退位，老一辈八旗军的后人们，即“八旗子弟”们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始终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不管是在“康雍乾盛世”还是在“同光宣”的衰落时期。

当然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清朝对待“旗人”的制度有关，清朝对“旗人”有着种种特殊的安排，例如：除了做官不可从事其他任何工作，不农、不工、不商，除了士农工商，其他的行业都是下九流，旗人可以喜欢但不能从事，例如唱戏。

在京城有固定的地方居住，每个旗都有固定的地方居住，分布在北京内城的东南西北四城；在其他城市分布着驻防八旗，也住在其他城市中的“满城”中，且不准离开京城，有许多旗人家庭几辈人都没有出过二环。这些“八旗子弟”们不工作（国家不让工作），只能提笼架鸟、游手好闲，还要过奢侈的生活，就需要国家财政的支出，（虽然旗人有一定的土地可以收到地租，但远远不够），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给清朝的财政也带来了越来越重的负担。这一点与之前的明朝藩王有点类似，只不过八旗子弟的数目要远超明朝藩王了。

“旗人”与“民人”（就是非旗人）不得通婚，旗人家的女儿也不得随意出嫁，要等皇帝选过一轮后，落选了才可以在旗人中找夫婿，清朝的皇帝是只在“旗人”中挑选女性入宫的，当然不光是有满八旗还有汉八旗和蒙八旗。旗人还拥有一套独立的司法体系也与其他民众分开来执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龙入关的“旗人”是清朝的一个特权阶层，且是一个封闭的板结化了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不事生产但需要国家奉养。到了宣统年间，在北京的“八旗子弟”约有一百万人，他们的生计就变得非常糟糕了，这沉重的“旗人”负担也成为了最终压垮大清的一个重要砝码。

清朝避免了明朝藩王制度这个陷阱，却落入了自己挖的一个更大的“旗人”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