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院系调整回眸 折腾一圈又回到综合原点
古有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育大计，关乎国本。从古到今，教育问题一直都为人们所重视。
其实，从清政府时期开始，统治者就萌发出要在教育上改革的念头，不然也不会由清政府出钱资助一些孩子从小就前往法国留学，孩子中最著名的就有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只是最终由于清政府内部太过于腐败，教育强国的目的最终难以达成。
清政府被推翻以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始大范围的效仿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民国政府也不惜重金开设多所综合性大学。这些大学培养了各式各样的人才，推进了民国的进步。
建政初期，随着工业化建设和一五计划的有序展开，新中国陷入了缺少工业人才的窘迫局面。当时的中国政府由于缺少专业人才，再加上许多留洋的人才困居外国，因此“以苏为师”和“一边倒”的政策就成为了新中国的国策。
1951年，经过了小范围的试验之后，中共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宣布了拟定的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初步方案，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
1952年秋天，中共中央教育部在对高等学校的老师们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后，先行对北京八所高校进行改革，随即，全国各高校积极响应，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并于第二年基本结束。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被拆分，而中国也一夜之间冒出许多工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受到重创。这一按照"苏联模式"和工业化建设需求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改革，实现“通才教育”向“专才教育”的转变，对高校进行了大调整，影响了几代知识人的命运，对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系列的全球大学排名中可以看出，中国内地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一段的距离，特别是缺少作为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其实，民国时期中国不乏优秀的综合类大学，无奈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1952年的院系调整固然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科过于薄弱的痼疾，但其缺失不容轻忽。当时，中国政府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及实况缺乏了解，将苏联的教育经验作泛政治化理解，全面否定欧美国家以及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理念与有益的学术传统，摒弃了本科的通识教育，办学主体也从过去的多元化改变成一元化。随后这场教育体制改革波及全国，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校系统的基本格局。而这种“苏联模式”的教育体制有明显缺失的。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进行全盘调整，全国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之前已经存在的综合性大学均有大规模调整。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英美高等教育体系，为中共确立对高校的实际领导扫清道路。
经过小范围的试验后，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年秋，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北京“八大学院”等，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调整于1953年基本结束。
五十年代清华大学蒋南翔(右)、刘仙洲(左)与苏联专家组组长萨多维奇研究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
院系调整后，全国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的183所。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发端。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已整整60年了。这次“院系调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至深且巨。直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盘”仍为60年前的“格式化”确定的，当然有发展、变化，但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60年前定下的这种格局，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已经严重不适。因此，人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批评、指责，甚至愤怒越来越严重、强烈。这一切都说明，现在已到高等教育体制“重新格式化”的时候了。
大洗牌为什么会发生
1952年的院系调整看似突然，其实有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原因。
与目前的中小学、职业学校等“现代教育制度”一样，中国的高等院校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大学的学制、院系组织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大学，大学的教授与领导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不仅如此，大学有国立、私立还有外国教会办的大学。
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教育等上层建筑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西方的大学体制当属“资产阶级性质”。因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一套与西方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苏联为楷模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了批判帝国主义文化：“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他更明确说道：“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
新中国的成立并非一种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简单的政权更迭。它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改造，“全能型”的统治模式建立。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管理、掌控一切，“社会”不复存在。社会职业被简化为工人、农民、干部。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只能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中一部分，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等都属“干部”。因此，将被视为旧文化、受“帝国主义”影响最重的大学(教会大学更是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统统改造成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大学教师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党的“干部”就是必然的了。
教师要人人“过关”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通过的建国大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专门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国家大法”为院系调整提供了法理依据，也表明了这种调整要偏重工科、农科。
实际上，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开始了院系调整。
就在1949年底，百废待兴，万事待举，南部，尤其是大西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之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就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开院系调整的先声。由此可以看出，执政者对院系调整之重视、之急切。
195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教育部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在统一的方针下，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根据国家建设规划，将公私立高等学校统盘规划，同类系科归并或组建成专门学院；集中人力财力，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
具体的步骤是：由工业院系的调整进而到对其他院系的调整；从学院的调整进而到对科系的调整；从重点地区、重点院校的调整进而到对高等学校的全面调整。其精神实质是将旧大学“抽象”、“广博”的模式改造成“具体”、“专业”模式，将“通才教育”改造成“专才教育”。这次会议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和其他一系列法令法规，特别强调了教育部负有领导全国大学的责任，并为院系调整提供了具体指导和法令、政策基础。
院系调整不仅是教育直接为经济服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教育作为“专政、斗争工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需要。1951年5月，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对学校，尤其是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组织清理的目的、方法和步骤。教师要人人“过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通过“组织清理”，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1952年院系调整：教育模式全盘苏化高校丧失自主权
52年院系调整调整特点
私立高校退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教会大学只在香港和国外才有，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教会大学，则相当陌生。当一些人听到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这些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今天的一些民办的野鸡大学呢。而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这十几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都居功至伟。这些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学术大师的人数，学生的成材率，今天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只是在1952年的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教会学校都集体消失了。
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弘扬神学，传播宗教，培养为西方国家在华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在教学内容上，宗教课程占有相当地位，对中国师生普遍实行思想控制。不过，教会大学对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大学大多经历了世纪沧桑，而提到中国大学的源头不能不提曾经的教会大学。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这十几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培养的人才令中国现代大学望其项背。
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被拆分，而中国也一夜之间冒出许多工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受到重创。这一按照"苏联模式"和工业化建设需求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改革，影响了几代知识人的命运，对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长马叙伦开始亲自将这些教会大学，包括他所喜爱和关心的之江大学"送走"。1950年6月，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这些似曾听闻过的年代久远的学府，最终在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私立高校退出历史舞台，早在1952年之前，中央政府就开始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全部被裁撤。
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同德医学院、南通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全国所有私立高校在院系调整中被裁撤，分别并入其他公立高校。
中国近代高校的奠基：教会大学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教会大学只在香港和国外才有，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教会大学，则相当陌生。当一些人听到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这些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今天的一些民办的野鸡大学呢。而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这十几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都居功至伟。这些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学术大师的人数，学生的成材率，今天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只是在1952年的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教会学校都集体消失了。
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弘扬神学，传播宗教，培养为西方国家在华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在教学内容上，宗教课程占有相当地位，对中国师生普遍实行思想控制。不过，教会大学对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也起了重要作用。
那些消失在中国历史上的教会大学
近代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基本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精神的培养，其次是办立学校、医院，创办书刊杂志，积极传播西方文明。
1594年，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建立，拉开了西方教会在我国建立学校的序幕。中国教会大学作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先声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影响到中国的教育界和民生社会。
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基督教、天主教陆续在我国开办了一些高等教育机构，规模都不小，影响力也颇大，分布广，华北、华南、华东、西南等地均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声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教会大学相继建立。清末，公立大学只有3所，而教会大学就有8所。从民国初到抗日战争中的20年间，在中国的教会大学又新建了18所。解放初，中国尚有教会大学21所。
1919年，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14所教会大学在上海组建了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简称“在华十四所”，这些学校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示范与导向作用。尤其是在体制、课程计划、授课方式、学校规章制度等方面，直接将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引进到国内，从而影响到整个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教会大学是整个中国近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这些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由教会创办，他们一度创造辉煌，书写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与篇章，为近代中国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进程。比如:
顾维钧、宋子文、严家淦、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周有光、凌道扬、史久镛、俞大维、俞鸿钧、张伯苓、马约翰、刘鸿生、吴舜文、王垂仍、经叔平、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侃、沈祖海、张肇康、陈从周、丁光训、蒋纬国、谈家桢、赵朴初、查良镛（金庸）……
从民国初到抗日战争中的20年间，在华的教会大学又新建了18所。到1949年，尚有教会大学21所。见下表（部分教会大学）：
那些集体消失的教会大学
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时间
前身
发展和影响
结局
辅仁大学
北京
1925年
辅仁社
辅仁大学曾与20世纪初的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
1952年，辅仁大学等校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组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系参与组建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系理论部分，辅仁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的一部分并入北京大学，形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等学科优势；辅仁大学除个别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外，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燕京大学
北京
1919年
潞河书院
汇文学校
在中国高等学校发展史上，燕京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在创办之初的短短几年时间中，燕京大学一跃跻身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综合大学，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1952年,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工程系并入天津大学，社会学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燕京大学等校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组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系参与组建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形成了北京大学文、理学科优势；北京大学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燕园"。
协和医学院
北京
1906年
我国最早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医学院校,在我国医学教育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社会影响力。
1951年人民政府接收后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1957年，并入1956年成立的中国医学科学院。1959年，在原协和医学院基础上成立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6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与清华大学实行紧密合作办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津沽大学
天津
1921年
初名天津农工商大学，1933年更名为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
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将津沽大学工学院3系与前北洋大学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将津沽大学财经学院3系并入南开大学；1960年夏，天津师范大学改为综合性的河北大学，隶属河北省教育厅领导。津沽大学成了河北大学的前身。
金陵大学
南京
1888年
汇文书院
从这所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等。
1952年，金陵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各系科并入南京大学，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电影播音专修科师生连同教学设备，调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
圣约翰大学
上海
1879年
圣约翰书院
圣约翰学校
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足球队。
1952年，圣约翰大学英文、历史、新闻系并入复旦大学，教育、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土木建筑相关学科并入同济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参与组建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沪江大学
上海
1911年
上海浸会大学
1914年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1917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州颁发学位。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等相关院校，校址移归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
震旦大学
上海
1903年
震旦学院
1937年创办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1951年人民政府接收震旦大学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后，两校合并为震旦大学。1952年，震旦大学中文、外语、化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建筑相关学科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
杭州
1897年
育英书院
建筑、土木工程学科较闻名。
1952年,之江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土木建筑相关学科并入同济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参与组建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新建的杭州大学，1998年与原浙江大学组建成新的浙江大学。
齐鲁大学
济南
1904年
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1931年后，齐鲁大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
1952年，齐鲁大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同时并入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农鲁大学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2000年，山东医科大学等校与山东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山东大学。
东吴大学
苏州
1900年
东吴大学的法科很有名，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的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学专家。
1952年，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并入苏南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药学专修科并入华东药学院（今中国药科大学）；东吴大学等院校化工系合并组建新中国第一所以化工特色闻名的高等学府华东化工学院，1993年更名为华东理工大学。
岭南大学
广州
1888年
格致书院
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比较有名。
1952年，文理学院并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医学院并入专门的医科院校，即后来几经易名后的中山医科大学。2001年，中山医科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中山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
成都
1910年
由于它是基督教华西各差会共同开办的，故定名为华西协合大学。中国现代口腔医学发源地。
1951年人民政府接收华西协合大学，更名为华西大学，1952年，学校改建为多专业的医药院校，更名四川医学院，1985年改名华西医科大学。2000年，华西医科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四川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
福州
1916年
1931年以私立福建协和学院立案。1942年改称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8年在福州创办。
1951年人民政府接收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后，两校合并为福州大学。1953年，福州大学改名福建师范学院，1972年易名为福建师范大学。
华中大学
武汉
中国教会大学中，华中大学的前身是唯一开设图书馆专业的学校，也是最早将图书馆学引入中国的大学之一。
1951年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组建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等并入后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中国九所著名教会大学
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这些似曾听闻过的年代久远的学府，最终在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YenchingUniversity）是1916年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
燕京大学，起初并没有这所学校，而是由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他们分别是：
1、汇文大学，1889年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初名崇内怀理书院，
2、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864年创办，初名贝满女塾，
3、通州协和大学，1867年创办，初名公理会潞河书院。
这三所院校是由英国和美国的5家不同教会承办，在合并初期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当时被人诟病为“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1918年，在杭州出生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度过了自己42岁的生日。这一年，是他最得意的一年，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正是在这年，司徒雷登收到了来自燕京大学的邀请，聘请他担任校长。在其他人看来，这所合并的燕京大学这堆烂摊子，司徒雷登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也只有他能管理好这所学校。
司徒雷登收到燕京大学校长的正式聘书后，他身边的朋友都劝他不要去，担心他深陷困局，毁掉一生的荣誉。只有他的老朋友卢斯（《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的父亲）说可以去，但是，他也提醒司徒雷登，要注意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重新考虑校园选址的问题；二是他本人不负责财务方面的事务。可从他上任的第一天开始，就遇到了尴尬。本来计划6月8日这天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当天政府释放了在游行中被捕的学生，本来学生就不多的燕京大学都跑去迎接这些英雄们了，哪里还顾得上这个新校长。
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说，也许是在意料之中。最让他头疼的，是他刚到学校时看到的一番景象：学校只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还有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符合大学教书条件的老师只有两个中国的博士，学生不足百人，而且经费很不充足。
如何解决校园问题？没有汽车，没有公交，司徒雷登带着自己的助手，骑毛驴、骑自行车，走遍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寻校址。北京城之大，要想找一块建校的土地，难度可想而知。正当他失望之时，有人提议，为何不将清华大学堂对面的那块地作为新校址呢？交通方便，背靠美丽的庙宇和殿堂，无论是风景还是人文，都非常适合建一所大学。
这块地的主人是山西督军陈树藩，此人是陕西安康人，有着西北人的豪爽性格，民国成立后，任独立混成第四旅旅长。司徒雷登找到了陈树藩，谈及想要购买他的这块土地建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一听是要建一所大学，还是世界级，这位督军爽快地以6万大洋的价格把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还把其中的2万大洋作为大学的奖学金捐赠给燕京大学。就这样，校址的事情算是有着落了。
紧接着就是师资队伍的选拔。民国时期的大学，一所大学的硬实力，往往是学校知名教授的数量。大学越出名，知名教授、大师就越多，司徒雷登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刘廷芳在中国教会是动静观瞻的人物，心理学科班出身，他们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力很大。司徒雷登用人非常准，在这两位人物的影响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了1920年左右，燕园之内已是名师云集。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国现代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许地山
图为1927年，燕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许地山。1917年考取燕京大学，后留学美国。1927年回国后受聘燕京大学文学院任教，七七事变后积极抗日，后避居香港，1941年病逝。
1928年，翁独健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赴美留学，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巴黎大学深造。于1939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史学家、教育家，对蒙元史有较深研究。1949年后兼任过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齐思和博士
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齐思和博士。齐思和是位爱国学者，“七七”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1938年，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捐赠药品，支援抗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顾日伪威胁，毅然辞退燕大教职，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当时，物价飞涨，生活窘迫，但他宁愿含辛茹苦，也不事敌伪，清操自守，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国文系大家郭绍虞、周作人、俞平伯，历史系的陈垣、顾颉刚等。这个时期燕京大学培养的一批学生中，后来成名的有冰心、雷洁琼、费孝通等，可谓是名师出高徒。
但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名下有一笔巨额遗产捐赠给了美国教育基金会，并明确声明要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知名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专门执行这个计划，起初美国基金会选择的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此事被司徒雷登知道后，立马跟该基金会取得联系，并成功说服了对方，将中国的北京大学改为燕京大学。就这样，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让燕京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1942年至1945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侵华日军封闭的燕京大学曾内迁成都办学，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复校。
1952年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后，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划给了北京大学，现在北大建筑多为燕京大学古迹。
至此，燕京大学就彻底消失在我国高教历史的长河之中。
燕大诞生于五四时期，作为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代表，一开始便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结下不解之缘。存在的33年间，这所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没有哪所大学能像燕京大学一样，对中国的政治介入如此之深，以至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史都无法绕开燕京大学。
至于那个年代的教会大学好不好，司徒雷登和他的燕京大学究竟是不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培养后备人才的，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北大校园内最有名的景点未名湖畔，名字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30年代在燕京大学任教时起的。王世襄，顾颉刚，冰心，吴文藻，郑振铎，周作人，冯友兰，钱穆，吴宓等人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
而燕京大学早已经进入历史，目前的留存的迹象，也只在未名湖畔的石碑上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
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其校园为今天北京大学主校园燕园，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时，曾在北大演讲时，说这里曾是自己母亲的母校。
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FuJenCatholicUniversity）的前身是由英敛之和马相伯创办的辅仁社。辅仁大学当年和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在海内外华人群体中有极高声誉。
辅仁大学的校名，由清朝贵族后裔英敛之确定。英敛之是天主教信徒，早期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颇深。1925年，英敛之（宋丹丹前夫英达的曾祖父）和著名爱国人士马相伯先生向罗马教廷提出在北京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名字取自《论语》中的“君子以文会有，以友辅仁”中的辅仁两字。
1929年，辅仁大学创办不到2年，就遇到了资金困难，教师上课领不到薪水，学生抱怨上课条件艰苦。无奈之下，罗马教廷只得让德国圣言会接管学校，办学才得以继续。主要是考虑到德国和日本同盟关系，可以让辅仁大学继续独立办学，即便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北平沦陷，重庆方面密令辅仁大学“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悬伪旗”三原则，继续坚持。
当时辅仁大学学费较高，而伪大学是免费的，但青年们还是踊跃而来。辅仁大学的办学规模日益扩大，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38年秋，辅大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开始招收女生，还增设了专招女生的家政学系。
在抗日战争的这段岁月里，辅仁大学以“闭门读书”的严谨学风而闻名。辅仁教务处规定，每年必须经过四次严格考试，教授们的临时考试更是不计其数。每次考试总有一些人及不了格被留级，四十多人一个班，等到毕业时，往往只剩下十来个了。
在辅仁大学担任了25年校长的陈垣，礼贤下士，广纳人才，聚集了朱希祖、邓之诚、马衡、罗常培等一批大师级学人。学校的国学更是突出，有高步瀛、沈兼士、郭家声、余嘉锡、罗常培、魏建功、唐兰、孙人和、顾随、陆宗达、赵万里、刘盼遂等名师。陈垣还不拘一格降人才。启功学历不高，但陈垣看出他的潜力，安排他教国文，他很快与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并称为辅仁大学“四翰林”。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选出了81名首届院士，余嘉锡和陈垣当选为人文组院士。全国私立大学中仅辅仁大学有此二人当选。陈垣与陈寅恪、吕思勉、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他的嫡传弟子中出了多位著名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如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南京大学的韩儒林等。
国内战乱，多座城市相继沦陷，很多高校的师生转移到安全的西南后方继续办学教书。而没能转到大后方的名家学者多半选择来辅仁大学执教。在执教中，教师上课刚上一半就被日伪当局批捕带走，而校长陈垣都会积极去组织周旋。生活上有困难的教师，陈垣都会积极联系报社、报刊，组织老师投稿补贴家用。
截至到抗日战争胜利，辅仁大学一共培养本科生2199人，研究生几十名，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后备人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一批跟新社会、新时代不搭调的学科专业，这些专业都被认定“夹着资本主义的小尾巴”，被勒令撤销。政治学、社会学、神学、心理学、家政等，相继被撤销。1950年，社会系改制，改为劳动组和民政组，其实是为当时的劳动部和民政部培养干部。同时学校的教士比例也在不断减少，一些跟教会相关的课程也被取消，像“公教学”、“公教史”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也加剧了教会与新社会之间的矛盾。1950年8月，教会单方面宣布，不再继续承担学校的各项经费开支。同年的10月份，辅仁大学被收回，当时的政务院宣布，辅仁大学是属于人民的大学。
1952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院系调整，为了与当时的前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辅仁大学的西语系学生全部改学俄语。其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人员与系所编制则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辅仁大学，被拆解得干干净净。现辅仁大学旧址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胡适曾任其校董，鲁迅先生也曾在辅仁大学发表抗日演讲，辅仁大学园建筑非常精美，张贤亮的电影《在那遥远的地方》、葛优主演的电视剧《最佳拍档》，电影《霸王别姬》、电视剧《还珠格格》和电影《云水谣》，都曾在辅仁大学旧址取过景。
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CheelooUniversity）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大陆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在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被撤销，原校址今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其各学科分别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齐鲁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毕业生刘世传曾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SoochowUniversity）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法学教育史研究界，历来就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北朝阳”是指北京的“朝阳大学”。
1951年在台湾复校，也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清华、交大、中山大学）是双胞胎大学，两岸都有）。
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SoochowUniversity）。经教育部和江苏省省政府批准，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学校历史悠久，民国期间名气及教学质量都好于复旦大学。
震旦大学（AuroraUniversity）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曾经有“东方巴黎大学”美誉，是中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校，拥有中国第一家博物馆“震旦博物院”。由中国神父马相伯于1903年2月27日，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并担任校长。至1947年，震旦大学设有医学院、理工学院、法学院、文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两所附属中学，并附设两所高级护士学校。所设学科有语文、象数、格物、致知四门。震旦是印度对中国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将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归并上海市各有关高等学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
1952年，这所学校被撤销，经济系、中文系、外文系、化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家政系的营养学组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电机系并入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土木系并入同济大学；教育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原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震旦大学副校长王国秀1952年起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兼历史系教授；外文系的法文组并入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组；化工系参与组建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银行、会计、企业管理、统计等夜专修科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托儿工作专修科参与组建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SaintJohn'sUniversity）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
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各大名校后解散，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给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UniversityofNanking）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胡适声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
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HangchowUniversity）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在中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1年，学校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当年“杭州大学”（HangchowUniversity）这块金字招牌一夜间消失如今要重建？
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LingnanUniversity）前身为格致书院，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1925～1927年广州处于大革命高潮，该校工人、学生连续罢工、罢课。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教会大学全部消亡
教会大学被定调。各个教会大学校长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样也没能挽回他们颓败的命运。
在1952年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大调整，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首先被祭旗的就是教会大学，所有教会大学全部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一些外国的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截止到1952年年底，所有教会大学都由人民政府接收，其中改为公立的12所，即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西协和大学。接收后改为由中国人民自己办学、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的9所，即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求精商学院、震旦大学、津沽大学。曾经辉煌一时的教会大学就彻底地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下，令人唏嘘。
燕京大学、齐鲁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大学。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可以得到欧美国家认可，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大学的程度。
院系调整后，许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全国高校由英美式教育转变为苏联式的灌输式教育。高等学校也从此丧失了教学自主权、学术的独立自主，成为意识形态斗争前线。
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学纷纷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
燕京大学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北大从沙滩红楼进驻燕京大学，这就是北大为何也被称为“燕园”。
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苏州大学。
沪江大学各系分别并入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相关院校，校址移归上海机械学院，为今上海理工大学
之江大学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金陵大学全部文、理、农三个学院中文、理学院并入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校园由南京大学使用，金陵大学所有校印公章、所有档案以及所有院系历届毕业生学籍档案和校名使用权归南京大学所有。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中国的教会大学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虽然这些教会大学被迫对自己的荣光画上句号。在今天中国大陆每一所名校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会大学的影子。比如北大背后的燕京、复旦背后的圣约翰、苏大背后的东吴、浙大背后的之江……
这些教会大学的集体消失，并因政治原因而被国人所遗忘，但对近代中国教育的贡献光照千秋。它们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其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以及更为直接的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他们培养的毕业生许多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并且继续传道授业解惑。
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20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
教会与大学：欧洲大学的源头在教会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是没有大学的。亚历山大里亚大学，并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而大学的兴起，与神学的传授和教士的培训是密切相关的。公元800年前后，查理大帝命令每个教会辖区必须建立初级学校。但一直到11世纪，教育水平依然很低。12世纪之前，欧洲教育主要以教会学校方式存在。它的目的在于对教士进行培训，学习读写古罗马的经典作品。
在欧洲，最早的几所大学包括以医学闻名的撒利诺大学、以法学见长的波洛尼亚大学和以神学著名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是其中的佼佼者。该大学设立于1200年，由从前的主教座堂学校和私立学校合办，法国国王菲利浦认可了师生公会的合法性，1215年，教宗英诺森三世批准了师生公会的行规。在13、14世纪，巴黎大学声名显赫，人才鼎盛，学校分为四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每个学生必须完成文学院的课程，才能晋升到其他学院修习各种专门知识。在文学院学生必须接受前面提到的"七艺"的训练，达到一定的水准，作为进行专门知识学习的基础。尽管每间大学的特色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要求都是一致的。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素质教育最早的表现吧。
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使得国民教育的职能逐渐从教会分离出来，大学逐渐取代教会成为专门的教育机关。这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阵地。更具有意义的是，尽管世界各国、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发展出了各种较高水平的教育机构，如希腊雅典的学院和中国的书院等，但是，西欧中世纪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学位等级制度等，却是近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驱。
仿照苏联模式
“向苏联学习”是这次院系调整的主方向。在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冷战背景，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苏联是仅有的能向中国出口技术的国家，苏联援建了大量工业项目也需要俄语人才进行沟通，国家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
当时，对苏联教育模式的学习是单向的，开始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为代表，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公开提出质疑。
院系调整之所以能够“雷厉风行”，是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氛围在支撑，包括大学里的思想整顿，也包括不容置疑的“向苏联学习”。据资料记载，当时中国的教育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师生，几乎是人手一本俄文书籍，甚至于俄语成了汉语之外的“第一外语”。不仅如此，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是单向的，是不允许任何人质疑的，倘若有其他意见，则会被贴上所谓的“标签”。
前教育部副部长王明达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政治热情非常高，很活泼，每天准时起床睡觉，会参加一小时的身体锻炼，还有生产劳动。我们那时候的教育目标一个是要求政治正确，一个是着重培养专业人才学习苏联培养重工业人才，还有一个就是要生产劳动。喜欢看的书都是讲革命的进步的书籍，必看的有《毛选》和《中国青年》。”
经过调整后，“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整顿，这样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所谓的符合需要就是：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降至1952年的10.9%。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而随着各地新设工科院校的增多，1986年，这一比例更跌至4.3%。“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人文社科被限制
在建政之初，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建设，急需工科人才的背景下这次院系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另外，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新设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要窄”。
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当时决定高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合并，实施进度很快，几乎命令下达的同时，扛起行李就出发，这是当时院系调整的真实写照，而且限期上课。不少学生是在某大学入的学，却在另一大学毕的业。例如，当年的上海交通大学接到指示要支援西部高校，第二天大批教师和人才就坐上了前往大西北的火车。
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虽然涉及面广，但整个调整过程极为迅速。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在全国工学院会议的调整基础上制定了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该方案于同年7月下达上海各高校。8月2日，华东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于8月中旬指定华东地区院系调整最终方案，各校纷纷按此计划推行。是年9月24日，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完成，10月中旬至11月初，上海各高校均已开课。
按照国家教育部的方案，上海共设高校15所：复旦、交通、同济和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和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华东区院系调整委员会的最终方案改为17所，其中，冠名大学的4所：复旦(文理科综合)、交通(重工业工科)、同济(土木建筑工科)和华东师范大学；专门学院11所：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航务学院、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专科学校2所：上海俄文专修学校和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院系调整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大增。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由于与紧迫的工业化建设不直接关联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此后，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尽管费孝通等人曾上书中央，但人文学科仍遭到了全面否定。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教师。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史国衡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在学校担任总务工作。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讲，院系调整不啻为一场灾难。
作为“美国模式”影响下天然容易成长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中国的这些学科的发育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其中不乏鲁迅、胡适、朱自清等名家。比起当时中国理工科学者在世界上的地位要高得多。但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的人文类知识分子，不仅因中美关系的恶劣而要遭清除，更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资产阶级”性质的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命运可想而知。其中的社会学则遭遇了“灭顶之灾”也是必然的。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因为与英美教会大学关系紧密，接受其捐助进行研究，建国后一开始就有了原罪。抗美援朝后，费孝通、雷洁琼、严景耀、潘光旦等社会学者，分别发表了批判美国的文章，以及检讨自己为什么不仇美，但却过不了关。而在课程方面，他们则要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与其本身观点格格不入的课程，在土改运动中，这些社会学家更是要亲身参与土改，以明白他们的理论错在什么地方。到后来，他们竭力反思自己的观点，却仍然逃脱不掉社会学系被全部砍掉的命运。而主要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苏联顾问不认可。1953年底，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
高校部分教学权利收归教育部
高校丧失部分教学自主权，1952年，国家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教部部长。1953年，政务院发布1953年的高校院系调整方案，方案指出“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高等学校丧失了部分教学自主权。
以清华大学为例，这次涉及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专业设置上，与欧美高校的通才教育模式相对，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称之为专才教育。院系调整前，清华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学制也进行了调整。解放前，清华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学习苏联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全国高校学习苏联，开始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
拆散民国大学体系与思想改造
在“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框架里，民国造就的知识分子自然地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烙印。而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及其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或者说“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将大大有利于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这里清楚揭示了院系调整与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关系，而广州的一份院系调整总结里，更是明确指出“在各种工作会议上，我们也反复强调院系调整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
这次与院系调整相结合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建国以来历次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第一次行动。但也有不合作者，1953年中国科学院请陈寅恪先生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最终他没有去成。
大洗牌造成什么？
几乎与“思想改造”、“组织清理”同时，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
1952年5月，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草案)。7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院系调整。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到1952年底，全国3/4的院校完成了调整。调整前占全国高校总数近30%的六十余所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如燕京、辅仁、齐鲁、东吴、圣约翰、之江、震旦等全被撤消、解散，并入其他学校)。综合性院校大幅度减少，由调整前的近五十所减为14所。从学科上看，工科大大加强，文科严重削弱，社会学被取消，法学、商科也大大受损。从地域上看，东北、西北的高等教育得到改善，但原本高等教育十分发达的北京、上海、武汉等也进一步加强。
院系调整结束后，1953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国家对高校的党、政、财、考试、招生、分配、教材、教学过程等都实行了全面控制。到1955年4月止，全国性的专业统一教学计划基本照搬苏联，相当多的课程按规定直接采用苏联教材。
这次以高度行政化为手段的调整，使原来的多元办学主体改变为一元办学，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办学模式。大学丧失了办学、教学和学术的独立自主性，严重束缚了学者的创造性。
这次调整使大学由“通才教育”变为“专才教育”，文、理、工分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幅度减少，培养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工具化”。
这次调整最终使大学成了整体性全能社会的一个“行政单位”，现在被人诟病甚深的“官本位”，其实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
这次调整是“专政、斗争工具论”的实践，反过来又强化了大学的“工具论”。大学已不是自由探求真理的精神学园。因此，历次政治运动，大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阵地。
高等学校改革的"后遗症"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目的在于对综合性大学进行拆分，剥离出国家建设急需的工科类专业，并由此建成新的工科类大学，这样的做法确实当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看，却留下了不少"后遗症"。
1.实力招生双下滑
不少学校在经过工科类专业的"被剥离"之后，学校实力大为下降，进而导致招生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而这些学校大多都是一些比较出名的大学。
具体来说，这次调整让哪些学校元气大伤呢？以南京大学为例，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前，一共设立有文、理、工、农、医以及师范等七个专业，经过调整之后，仅仅只剩下了工学院的一个电力机器专业，备受打击。
甚至这些学校在经过调整之后，学校的不同院校的传承被阻断，对于学校历史的发展破坏极大。
2.其他人才的断层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改革调整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大力培养专业类的工科型人才，由此便忽略了人文学科人才的培养，从而导致人文学专业人才的断层，甚至给人们造成一种国家"重理轻文"的印象，这种观念在现在对于高中学生文理的选择仍然有着影响。
3.综合性大学再难恢复
后来国家也开始慢慢地意识到不能只是一味地注重工科类专业，于是也逐渐推出一些恢复综合性大学的方针政策，但是不少大学在经过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改革之后出现了一蹶不振的现象，很难从改革中缓过来，不久之后就慢慢停学修整了。
对于那些恢复过来的高等学校，虽然国家呼吁调整理工科和人文类学科的占比，但是迟迟无法得到落实。
院系调整得失点评
经过1952和1953两年的大规模院系、专业调整，全国高校由原来的211所减为182所：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政法院校4所，财经院校6所，艺术院校15所，语言院校8所，体育院校5所，民族院校2所。
就总体而言，院系调整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对建政之初的工业化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改变了旧中国工程技术教育过于薄弱的状况。但是，院系调整时由于过度照搬苏联模式，导致了很多高校学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但是，院系调整指导方针的后一部分，即“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却没有真正得到落实。由于照搬苏联高校系科设置模式，使原有的一些素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程度不等地有所削弱。如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曾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等7个学院共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其中心理学系自1952年后即未再招生，仅有其名而无其实。尽管通过院系调整，南京大学新建了天文学系，加强了地学类和外国语言文学类系科，但人文科学领域的哲学系，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法律、政治等颇有特色的系科或者被调出，或者被撤销，不能不说是院系调整中的一个失误。此外，院系调整后形成的“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性工科大学单科性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往往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结合。
1953年9月，高教部长马叙伦在《关于综合大学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既充分肯定了院系调整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他说：“首先，有过急的毛病，例如在某些地方一下子摆出的摊子过多，而事前准备不足，以致某些独立出来或新设立的院校，内容并不充实，同时却使调整后的个别综合大学的力量被削弱，被分散”；“第二，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以及其本身的实际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科系连根拔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科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影响”。马叙伦还指出：“在处理文法等系科的作法上，有些是更不妥当的”，如“只看到其课程内容陈腐又非目前急需的一面，有时就采取绝对办法，单纯地调出、合并或取消，而不是有区别有步骤地加以合理取舍，逐渐改造，以适应将来的需要和发展。”马叙伦的分析既辩证、全面，又剀切中肯。对于全国院系调整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尽管事后也曾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而这一历史缺憾，直到80年代后才真正开始得到弥补。
院系调整影响了几代人
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了从那之后几代人，并且影响至今。院系调整不仅影响了那时正在上大学的人（他们的出生年份大约在1934年左右），并且影响了从那时及以后所有上学的人。因为随着院系调整，所有小学、中学、大学的教材全面改版。
有关院系调的情况，读者可以输入“院系调整”到网上搜索。院系调整的主要内容有：一、取消私立/教会大学；经过此次调整，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私立高校正式退出中国高教舞台，综合性的公立高校所剩无几。二、取消大学办学自主权；三、取消人文学科；四、取消通识课程；五、全面引进前苏联的教育体系，主要办工程类大学或学院。从那时开，一批有独立见解或者对院系调整持不同意见的大学教授被靠边站或长期被整肃。
院系调整片面强调建设工科院系，由于建国之初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所以院系调整中一大批工科高校纷纷组建成立，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八大工学院。但强行折断了人文精神与科学方法这两个人类文明进步的翅膀，使得中国的教育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道，失去了正常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活力。
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人文学科开始恢复，但是至今，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仍然没有开设通识课程，学生普遍不懂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更不懂探索未知领域的科学方法（亦即发现创造的方法），也就是说从1934年左右以后出生的在中国大陆学习和生活的中国人，普遍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1934年以前出生的学者学术功底深厚，而在这之后出生的许多学者显得学术功底不足的原因。
院系调整对培养国人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所带来的损害太大了。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学生缺乏对人类文明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缺乏判断理论真假的能力；缺乏探索未知领域的能力。并且许多人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而不知道，以为教育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教育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今后中国如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院系调整是绕不过去的，必须对院系调整中一系列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进行清理。但在开展这样一场教育改革之前，希望读者赶紧觉醒，赶紧开展学习自救，赶紧补上人文精神和科学方法这两门重要的课程，赶紧去疏理已有知识的误区与盲区。在当今这样的时代，不懂人文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不太可能有大的作为的。
调整中的“五大母校”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并称为1952年院系调整中的“五大母校”，是院系调整的“重灾区”。据资料记载，五大院校的工科除浙江大学之外，几乎被全部剥离，同时剩下的学科则被并入其他院校。直到现在，部分高校的元气仍未恢复。调整前浙大有正教授150余名，调整后仅剩23人。院系调整中的其他中坚力量还有中正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和云南大学等校。
这五所学校除浙江大学被改造成多科性工业大学外，其它四所被改造成文理科大学（苏联式综合性大学），许多学科被抽调一空，实力大大受损。其他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如山西大学、南昌大学（原国立中正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等也是一蹶不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更是退出历史舞台。
2000年前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与其部分科系衍生的高校进行了合并，实力大大增强。
新浙江大学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而成。
新武汉大学由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而成。
新中山大学由原中山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合并而成。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上述这些高校被拆分的厉害，但它们现在仍然是非常强的高校。“五大母校”全部为985重点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脊梁骨。中正大学（现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也都为“211”重点建设大学，唯独河南大学和山西大学“一蹶不振”。
事实上，绝大部分高校之所以恢复了“元气”，皆是因为两字合并。武大和浙大都是四校合并，强强联手之后强势归来，并站在了高教金字塔的顶层。大部分名校或多或少的都合并了一些高校，比如北大合并北京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也合并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没有合并优质高校，是两校“没落”的重要因素。河大曾在建国前夕一分为二，即中原大学和新河南大学。中原大学的主要科系被拆分至武汉，如今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名校身上都有着老河大的影子。省内的一派河大则拆分成如今的河南师大、河南农大等高校。
后来，河南的省会由开封迁到了郑州，河大选择留在了开封。高校合并浪潮来临的时候，河大想合并，但举目四望周边却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万般无奈下，河大只好合并了同城的一些专科学校，而自己在郑州的“亲儿子”河南医科大学却被郑州大学兼并。
同样情况的还有山西大学。原山西大学的工学院（太原理工大学）都成为了211，而山西大学只是普通高校。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遇的人才会更进一步，而这对“难兄难弟”连机遇都没有。
开封和太原的地域影响也尤为明显。上海交大的“精锐”全部迁至西安，组建西安交大，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交大还能恢复元气，上海的地域加成功不可没。而没有合并的南京大学，除了底子厚以外，也与南京的优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拆分后的南大迁至偏远地区，估计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即便如此，河南大学和山西大学也是中国优秀的高校之一。没落，只是相对的，有没落，这更说明它们曾经辉煌过。我们不该忘记这两所“功勋”高校。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院系调整
1949年南京解放，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中央大学”校名在大陆成为历史。次年国立南京大学校名去掉国立两字，迳称“南京大学”。1951年7月，南京大学改校务委员会制为校长制，潘菽任校长。
院系调整前，最初的南京大学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共7个学院35个系，学科设置之全和学校规模之大为全国各高校之冠。
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的学校，校名不变，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大学。原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及其前身学校的历史档案和原金陵大学的历史档案均划归如今的南京大学保管。南京大学校址迁往原金陵大学校内（时任南大校长的潘菽为照顾新成立的南京工学院，将原南大的四牌楼校区移交给了南京工学院）。另外，工学院剩下的学科和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交通系合并，组建为今天的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还有现今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空军军医大学，几乎都是国立中央大学拆散而来的。
南京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南京大学工学院主体独立为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
工学院水利系和兄弟院校组建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
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
剩下系科分别组建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2）南京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
3）南京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组建为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
农学院农业工程系并入南京工学院。
农学院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成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
4）南京大学医学院改称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1954年迁至西安并入第四军医大学（今空军军医大学）。
5）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调至复旦大学，法律系和政治系调至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6）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调整后的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主体，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合并。并且并入复旦大学德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
浙江大学
1949年9月，私立南通学院农科农业经济学系被并入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前，浙江大学拥有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
浙江大学院系调整
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复旦大学。
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理学院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
2）、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
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调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
3）、法学院停办。
4）、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
5）、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
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
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
农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
6）、工学院航空系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
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
工学院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学院。
调整后的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并入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浙大被肢解，险遭亡校。浙江大学的主力分别调往复旦大学等18个学校，本校仅存原工学院的4个系和理学院的“挑剩”部分。相对于院系，浙大调出的骨干教师更多。中国南方最好的理学部被整体调往复旦大学，工学部实力减至原来的七分之二，浙大文学部、农学部、医学部被分为三所单科性学校，即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由一个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大学院的综合型大学变为一个“工学院”。
“每年4月1日浙大四校区内、西子湖畔，复旦人马充斥”的奇观。在这场轰轰烈烈建设新复旦大学的过程中，浙江大学等学校倾其所有文理之人力物质资源于复旦。由于时代限制，考虑到对江浙原国民党政权的大学重镇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进行战略性削亡肢解，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分离浙大的决定，并派员出面对广大师生做思想工作，陈立等部分名教授和大批师生接本部苏步青来信，于安徽五河农村的土改现场连夜开会，并第二天步行80里转舟车赶回杭州，反抗军队接管委员会的命令和向华东军政委员会申诉。当时竺可桢、马寅初、王淦昌、贝时彰、束星北等已经奉令调往北京、山东等地，所以在一片争议和反对声浪中，1952年8月争取还是最终失败，按教育部的方案，不管“硬要把全国第一流的文理学院划分到很一般的小学校去，一些老先生有看法，有争论”，苏步青甚至是在被军管会灌醉的情况下硬推上离杭火车，苏步青、陈建功、吴定良、谷超豪、胡和生、夏道行、卢鹤绂、吴征铠、陈耀祖、谈家桢、谭其骧（先期已去）、谢兰安、沙昭宇、卢庆骏、石钟慈、丁大钊、裘志洪、于同隐、孙宗彭、金鉴明、戚叔含、方重、盛祖嘉、郦庚元、赖祖武、殷鹏程、叶敬棠、龚升、张素诚等大批教授师生及其家属数百人和相关院系图书设备浩浩荡荡离杭赴沪。杭州仅留四个工科系和两位一级教授维持，“惨淡经营”，本来被要求改名“浙江工学院”而彻底亡校（事实上中央大学已经在大陆亡校了），但是被抵制。浙江大学遭遇重创，对其后三十多年学校的发展和培养一流人才造成了巨大困难并影响至今，相当长时间也影响了其国内外的地位。同样悲剧的还有清华、同济、交大、南大、中大、武大、厦大、山大等。
厦门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厦门大学拥有7个学院。
厦门大学院系调整
厦门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山东大学：1952年，厦大理学院海洋系师生转入山大组建山东大学海洋系。
2：中国海洋大学：山大1958年迁往济南时将海洋系留在了青岛，后发展成为青岛海洋大学，2002年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
3：浙江大学：1952年，厦大电机、土木、机械三个系各一部分并入浙大。
4：东南大学：1952年，厦大工学院的机械和电机两系以及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的部分院系组建成南京工学院，即后来的东南大学。
5：河海大学：1952年，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高校水利专业合并，在南京成立了华东水利学院，即现在的河海大学。
6：南京大学：1952年，厦大俄语专业合并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学生也转到该校外文系学习。
7：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51年5月，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三校的航空系并入清华，设立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上述三校的航空系本非直接参与组建北航（北航于1952年成立)。
8：上海财经大学：1953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厦大商学院企业管理系被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
9：同济大学：1952年，厦大土木建筑并入同济大学。
10：内蒙古大学：1957年，以北大，南大，山大，厦大，中山五校为主，国内十余所著名高校（包括清华、南开等）共同创建内蒙古大学。
11：华东师范大学：1924年6月，厦大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闹学潮离校到了上海，创办大夏大学。解放后经院校合并，发展为今天的华东师大。
12：华东政法大学：1952年，厦大政法学院（包括政治、法律两系）归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13：上海海洋大学：1972年，厦大水产相关系调出成为厦门水产学院，1979年调往上海，后发展为上海海洋大学。
14：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海运学院（1994年更名大连海事大学）是在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中由东北航海学院、上海航务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而成，而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即为从厦门大学分出的航务专科。
15：福州大学：为创立福大，厦大支援物理系数十名教师，化学系2/3，数学系3/4，相当于分出一半理科。
16：集美大学：厦大航海学院与集美水院合并。
17：福建农林大学：农学院与福大农学院合并组建福建农学院。
18：福建师范大学：1954年，文学院教育系并入福建师范学院。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厦门大学只保留文理学院，成为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并在52年之后陆续又有院系调出。
武汉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武汉大学拥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
武汉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
文学院外文系英文组并入中山大学。
2）工学院矿冶系与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
3）水利系分出，与河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武汉大学工学部）
4）农学院与湖北农学院合并成立华中农学院（现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系以及农化系的相关专业参与组建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现江南大学）
5）机械系与电机系与广西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
电机系电信专业调至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
6）土木系与湖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现湖南大学）
土木系建筑设计专业调至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
7）经济系与华中大学，中原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医学院分出，与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调整后的武汉大学只保留文，理两个学院，调入广西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南昌大学的相关系科。
中山大学
院系调整前，中山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农、医、教育等7个学院。
1950年，中山大学两广地质调查所调整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第五地质调查所，1952年并入汉口地质部中南地质局。
1952年：
1)中山大学工学院（机电土化建5系、农化系农产加工组）调出，组建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
2)中山大学农学院调出，组建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
3)中山大学医学院调出，组建华南医学院（后改称中山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医学部）；
4)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研究所）调出，组建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
5)中山大学哲学系有朱谦之教授率领调往北京大学；
6)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由杨成志教授率领调往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
7)中山大学当时国内唯一独立建制的天文系由赵却民、邹仪新带领调往南京大学；
8)中山大学地质系由陈国达教授带领调往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
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相关系科并入。
1953年，中山大学财政系、金融系、会计系、贸易系、企业管理系、政治系、法律系、社会系、经济系调往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54年，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由王力、岑麒祥等教授带领调往北京大学；
1954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教授）划归中国科学院，改称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现华南植物园）；
1958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调往暨南大学；
1970年，中山大学外文系由梁宗岱等教授带领调往广东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调整后的中山大学只保留文，理两个学院，调入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南昌大学等校的相关系科。
其他高校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院系调整
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拥有五个学院（理、工、文、法、医）。
清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2）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3）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只保留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均并入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院系调整
同济大学院系调整
1952年院系调整前，同济大学拥有五个学院（理、工、文、法、医）。
同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1950年，为了支援湘、鄂、粤、桂、豫、赣六省（中南区）医疗卫生事业，全部医学院和附属同济医院迁往湖北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后改名中南同济医学院和武汉同济医院。1955年8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1985年7月，武汉医学院又改名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2000年原上海铁道大学与同济大学合并，同时成立新的同济大学医学院，重建医科。
2）文学院、法学院等调入复旦大学，后来又随复旦支援了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等学校的建设。
3）1956年，工学院测量系迁往湖北武汉，参与建设武汉测绘学院，现并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电机系和造船系等并入交通大学，还支援了南京工学院等学校，后来一部分随交通大学西迁建设西安交通大学。
1952年水利系与其他高校的水利专业在南京成立了华东水利学院，即现河海大学。
4）理学院动物、植物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化学、物理等系并入复旦大学。数学、化学、物理等系除了保留基本的工科教学和并给复旦以外，部分教师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学校。
调整后的同济大学调入交大、复旦、圣约翰等11所高校的土建系、科、组，遂成为国内最大的以建筑土木工程为主的工科大学。
复旦大学
1949年7月29日，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为副主任委员，周谷城为教务长，胡曲园为秘书长。同时，开始进行部分院系调整。1949年9月，浙江大学史地、法律、经济等系，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英士大学经济、法律两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复旦生物系海洋组则并入山东大学水产系。1951年9月，大夏大学政治、法律两系，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经济、银行、工商管理、会计等六系并入复旦，复旦大学教育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不久又从交大并入同济大学。
从1952年8月至9月底，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等高校的有关系科陆续与复旦大学合并，具体是：
复旦大学院系调整
1.中文系：由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四校的中国语文系合并组成。
2.外文系：俄文组即原复旦俄文组；英文组由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四校合并组成。
3.历史系：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沪江大学等校的历史系合并组成。
4.新闻系：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合并组成。
5.数学系：由复旦大学数理系数学组及浙江大学、大同大学等四校的数学系合并组成。
6.物理系：由复旦大学数理系物理组及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等五校的物理系合并组成。
7.化学系：由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大同大学等七校的化学系合并组成。
8.生物系：由复旦大学和其他三校的生物系及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合并组成。
9.经济系：由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九校的经济系合并组成。
10.经济研究所：原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
这次调整，连同1949年8月以来的调整，新复旦共由19所高等学校有关系科合并组成。复旦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大学。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一些系科也从复旦调出，与其他院校合并或组建新的学院，具体是：
1.复旦大学财经学院会计、统计、企业管理、银行、贸易和合作六个系及统计、贸易、银行三个专修科调出，组成上海财经学院。
2.农学院农艺、园艺、农化三系调至东北沈阳，新建沈阳农学院。茶叶专修科调至安徽大学农学院。
3.法学院法律、政治两系与九所高校的法律、政治等系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社会学系撤销。
4.复旦大学外文系德文组调出，并入南京大学。
院系调整以后，复旦大学成为一所文理综合的大学，复旦的图书仪器设备有了很大的增加。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达到解放前的4倍。理科各系实验室大为扩充。生物系拥有160余台显微镜；化学系的实验室由3个增加至9个，可容纳200人同时做实验；物理系的仪器扩充了9倍，有专供教师使用的X光实验室、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等。
院系调整以后，复旦大学成为一所文理综合的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人才和高校师资，原来的应用性学科全部调出，保留和并入的都是基础理论学科。基础理论学科集中了江、浙、皖、沪地区最著名的一批专家和学者。当时，复旦有教授90人，其中一部分是国际或者国内非常知名的教授。1952年10月，上级对调整后的复旦大学进行了组织机构和人事调整。校务委员会撤销，实行校长负责制。陈望道任校长，苏步青任教务长。
院系调整对于复旦大学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师资大换血，更新和补充了新锐的力量，队伍得到根本性的重组，尤其是原先相对较弱的数学和物理两科有了质的提升，形成了复旦数理学科高地和优良的学风，成为新复旦的学术传统。文理两大基础学科的根基夯实了，这是日后复旦发展的关键一步。但是原有的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都被调整到其他高校。老复旦经营了半个世纪的学科被削弱了，不少老复旦人至今说起都满怀遗憾比如，抗战后复旦大学率先设立了海洋学专业，但是在1949年复旦大学的海洋学科被调去了山东大学。今天的复旦学科群里，如果有海洋学和农学，不是更好吗？
天津大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北京铁道学院的建筑工程系等院系并入天津大学；天津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并入南开大学。此后，从天津大学调出的科系还有：
抽调地质组参与组建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
抽调冶金系、采矿系金属矿组为主体组建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
抽调采矿系采石油组并入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现为中国石油大学；
抽调航空系并入清华大学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抽调采矿系采煤组至中国矿业学院，现为中国矿业大学；
抽调水利系农田水利及土壤改良专业至武汉水利学院(今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抽调土木工程系测量专业至武汉测绘学院(今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矿冶工程系调唐山成立河北矿冶学院，现为河北联合大学；
纺织工程系调出成立河北纺织工学院，现为天津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系造纸专业调往天津轻工业学院，现为天津科技大学；
抽调电信系为主体组建北京邮电学院，现为北京邮电大学。
因此，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武汉大学部分院系、天津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知名高校，均与北洋大学有较深的历史渊源。经过院系调整后，天津大学迁入南开区七里台新校址。[4]1955年天津大学重新招收研究生。1958年又从天津大学抽调力量重新组建河北工学院（即河北工业大学）。
四川大学
1938年至1945年，国立四川大学排名国立大学的第7位。这种情况得益于抗战期间四川作为大后方，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在1947年的全国高校教育评估中大学也获得了第11名的好成绩。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经认为，二战期间四川大学起到了保持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作用。
在1952年至1956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中，保存完整的四川大学的多个院系支援了省内外的兄弟院校。
院系调整前，四川大学拥有六大学院（文、理、法、工、农、师范），共几十个系科。在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川大情况如下：
1）四川大学航空系（川大航空系整合了云大航空系），后与清华航空系（清华航空系整合了天大、厦大等航空系），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三校航空系最终共同组建成立北京航空学院，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世界上仅存有两架P-61夜间战斗机，一架在美国俄亥俄州空军博物馆，另一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馆。此飞机曾经为四川大学所有，也是当时国内高校唯一一架研习飞机，1952年随四川大学航空工程系一并划归当时的北京航空学院。北航组建时，从川大调去了20架飞机，航空及教学仪器登记了156册，数量惊人，调去学生159人，包括饶国璋等教师数十人，可以说组建北航时，大部分家底都是来自于川大。）
2）四川大学土建铁道专业调往参与组建中南土建学院，后中南土建学院分化为长沙铁道学院和湖南工学院，分别为现中南和湖大的渊源之一。
3）四川大学化工、农产等系与兄弟院校组建四川化工学院，1952年在四川成立的四川化工学院和在上海成立的华东化工学院是建政之初最早的两所化工专业高校，至今仍保持了强大的化工学科实力。
4）四川大学工学院剩余部分独立，以其为主体独立建院成立成都工学院，成为当时全国八大主要工学院之一，是西南地区侧重建设之工学院。
成都工学院拥有1956年全国首批国家二级教授8人（在当时全国主要的重要工科大学和工学院中处于前列，也是西南地区第1名），其中2人于1959年升为国家一级教授。
5）成都工学院与四川化工学院合并，仍名成都工学院。成都工学院发展为后来的中科院、国家教委（即今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在与四川大学重新合并之前，成都科技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科研经费等重要指标，均雄踞当时的西南地区所有高校第1位。
6）四川大学政法学院师生400余人调往重庆参与组建西南政法学院，即后来的西南政法大学。调入组建西政的师生中，川大人数均为最多，实力最强，法学历史最有悠久，是当时组建西政学术贡献最大的高校。
7）四川大学农学院园艺、植物病虫害、蚕桑、农化四个系的教师26人，学生165人于1952年调整到西南农学院。调出的教授、副教授，有侯光炯、李驹、张文湘、李隆术、刘佩英、刘明钊，赵烈、王道容等。并从西南农学院、云大农学院等调入小部分师生。西南农学院后为西南农大，现并入西南大学。80年代初重庆高校共有3个首批博士点，其中之一是西农土壤学博士点，领军人物就是当时从川大调过去的侯光炯院士。
8）四川大学农学院剩余部分，独立建院，全迁雅安，成立四川农学院，后为211院校------四川农业大学。彭家元、曾省、程复新、李荫桢、张松荫、佘耀彤、陈之长、刘运筹、王善佺、陈朝玉，杨允奎，杨凤、杨志农、周开达、颜济、夏定友、荣廷昭、郭万柱等川农的顶梁柱级知名教授，基本都可追源至川大农学院时期。人才济济的川大农学院时期为后来的四川农大在国家科技奖励等科研学术上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强大的人才资源。川农只是在1927年和1935年两次合并入川大和川大是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至于学科方面川农能够在1996年六月就通过211审定成为农林类大学中仅次于中国农业大学，凭的就是其畜牧学和作物学在国内处于比较靠前。
9）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本科部分调往西南师范学院，现并入西南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的主要优势学科教育学科和心理学科的知名开创性的大师级人物，大多都来自当时的实力雄厚的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如普施泽、张敷荣、叶麟、何其恺、张增杰等。
10）四川大学师范学院专科部分调往当时的四川师院，后该校又分化为四川师院（今川师大）和南充师专（后为南充师院/四川师院/西华师大）。先后担任四川大学教育系主任及教务长的国内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刘绍禹教授（创建当时西南地区唯一的心理实验室），于50年代调任四川师院院长。
11）四川大学地质系调往重庆大学，而后重大地质系参与组建成都地质学院，加上南京大学地质糸和西北大学地质糸工科部分及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全部，三系（核工程系〉全部组合而成，即成都理工大学。
12）四川大学地理系，与浙江大学地理组，金陵女子大学地理系共同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
13）四川大学经济系的彭迪先教授受西南局之委派做为四川财经学院筹建小组主任，领导创办了四川财经学院（之后又调回了川大），彭先生向西南局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从四川大学经济系带些人过去，协助筹建四川财经学院.西南局同意了彭先生的要求，于是在1951年10月，刘诗白，柴咏，何高著，高成庄，罗经先，税显光和归润章等一批教授随彭迪先教授从四川大学来到了光华园，协助创建四川财经学院（即今西南财经大学），1952～1953年，四川财经学院由当时西南地区17所学校的财经系科合并成立。
此外，等等，还有一些个别系科从川大调往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社科院所等科研机构。
至此，川大六大学院只剩下了文、理两大学科。一些本应加强和保留的文理科，也有不同程度的学科和师资外调。
如今的四川大学，是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学经过两次合并而成。学科覆盖了文、理、工、医等12个门类。
1994年~2000年，四川联合大学时期简直是四川大学的噩梦。由于建国初年很长一段时间理工科为主，所以成都科学技术大学虽然是以四川大学工学院为主组建的，但是在1994年合并时，实力和四川大学差不多。由于各方利益平衡不下，所以采取了折中的校名四川联合大学，效仿当年的西南联合大学。
由于当时网络并不发达，对于广大考生来讲，四川联合大学就是一所新的大学，没什么名气，全国很多地方都没人报考四川联合大学。1994年~2000年四川联合大学的生源质量猛然下降，不但没有尝到合并的甜头，反而因此实力大减。2000年四川联合大学和211高校华西医科大学进行合并的时候，吸取了教训，顶住压力重新更名四川大学，生源质量终于逐步开始上升，回归正轨。经历1996年和2000年两次合并之后，历尽沧桑的四川大学终于满血复活。
山西大学
取消山西大学建制。
文、理两院(含中文、历史、外语、教育、数学、化学、生物7个系及中文、史地、数学、理化、生物、体育5个专修科）合并，改称山西师范学院。
医学院（含医学系）独立建院(今山西医科大学)。
农学院独立成立学院
法学院改称财经学院（含经济、工商管理、会计3个系），后划归入中国人民大学。
原法学院法律系已于此前的1949年并入北京大学。
工学院（含土木工程、采矿工程、冶金工程、化工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纺织工程7个系）中冶金工程系划归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纺织工程系和采矿工程系并入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
工学院其余部分（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化工工程4个系）独立建校（今太原理工大学）。
1954年山西师范学院由太原市侯家巷迁入现校址。1959年，再度组建山西大学。
1961年与山西师范学院合并，仍定名为山西大学。
这座昔日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从此成为一所默默无闻的地方性省属综合性大学。
山东大学
1951年，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仍名为山东大学（地址在青岛）。
1952年院系调整前，山东大学拥有五个学院（文、理、工、农、医）。
山东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政治系，迁至济南组成山东政治学校。
文学院艺术系戏剧组，迁至上海参与组建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上海戏剧学院）。
文学院艺术系音乐、美术两组，迁至无锡参与组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南京艺术学院）。
2）理学院的地矿系迁至长春，与有关院校系科合并，组建成长春地质学院（长春大学）。
3）工学院和土木系，和原山东工学院的土木、纺织系合并，组建成青岛工学院，后又
并入武汉测绘学院（武汉理工大学）。
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组建成新的山东工学院（山东工业大学）。
4）农学院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学三系，并入山东农学院（山东农业大学)。
5）医学院1956年独立，扩建为青岛医学院(青岛大学医学院）。
调整后的山东大学保留文理医学院。56年医学院独立。
河南大学
1912年，以信阳商城人林伯襄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贤，在开封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1896年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1912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之一。历经中州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等阶段，1942年改名为国立河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前为拥有文、理、工、农、医、法等6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学术实力雄厚、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大学之一。
调整后：
1）农学院组建河南农学院（1984年改名河南农业大学）
2）医学院组建河南医学院（1984年改名为河南医科大学，2000年合并组建新的郑州大学）
3）行政学院组建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10年参与组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4）信阳分院成立信阳师范学院
5）理科他迁新乡，名河南师范学院二院（1985年6月改名河南师范大学）
6）水利并入武汉大学
7）财经并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化工并入郑州工业大学（2000年合并组建新的郑州大学）
9）植物病虫害并入华中农业大学
10）畜牧兽医并入江西农业大学
11）生物并入河南师范学院二院
调整后的河南大学，仅保留文、法两学院，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2000年合并开封师专、开封医专，组建成新的河南大学。）
重庆大学
1952年重大医学院调入当时的华西大学，即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后来又被并入四川大学；
1952年重大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部分老师调入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
1952年重大铁道工程专业调入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
1952年重大商学院调入当时的西南财经学院和四川财经学院，即西南财经大学；
1952年重大法学院组成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即的西南政法大学；
1952年重大体育系科调入西南师范学院，即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7月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
1952年重大农业系科调入西南农学院，即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7月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
1952年重大化学化工系调入四川化学工业学院即成都科技大学，后来又被并入四川大学；
1952年重大的土木建筑组成后来的重庆建筑大学，重庆交通学院后又从建筑大学中分离，2000年重庆建筑大学重回重大；
1953年重大理学院并入四川大学；
1955年重大无线电系电报电话专业与天津大学两个专业组成北京邮电学院，即北京邮电大学；
1956年在重大地质系的基础上成立四川地质学院，就是后来的成都理工大学；
1952年调入重大有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和川南工业学院机械科和电机科，石油专科学校钻探和机械科，西南工业部工业学校机械科
1952年调整中，文，商，法，医学院全部调入他校，工科专业有进有出，理学院暂时保留未动
1952年9月20日，以何鲁教授为主任委员的重庆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开始着手搬迁事宜。从9月28日起，到11月19日，一个半月的时候，调整搬迁工作基本结束。
但是对重庆大学的调整远没有结束。
1953年理学院全部调入四川大学，1955无线电系全部调出，1956地质系全部调出，
1952大调整中，工学院是唯一保持了较强实力的学院，因为此时整个重大只剩下一个学院--工学院。工学院自身也受到重创，无线电系和地质系全部迁出，土木建筑系也全部迁出，1958年重大曾增设了国防科技专业的6个新系，1962年时这6个新系又被调整组合，重大仅保留了无线电专业。第一次调整后工学院所存在的6个专业为：机械制造系，动力系，电讯系，采矿系，冶金系，地质系。第二次调整后所设置专业为：机械制造系，动力系，电机系，采矿系，冶金系。至此，风雨飘摇中颠簸着艰险成长的重庆大学只有5个专业。
广西大学
1952年秋季，遵照中南第三次高教会议的决定，文教、法商两院暂停招生，增设了铁路勘测专修科、输配电专修科和师范专修科，学制分为一年制和二年制。招生名额597人。
根据1951年11月3日至9日，中央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议拟定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其中决定将广西大学矿冶系、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矿冶系、南昌大学采矿系、中山大学地质系、北京工业学院冶金专修科调整出来，在湖南长沙．成立中南矿冶学院；将广西大学土木系及农田水利专修科与武汉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院校的水利系、科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利学院。
湖南大学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奉命撤销，改为工科专门学校，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在原址成立。前一些调整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1953年湖南大学被撤消。在湖南大学旧址上，以原湖南大学土木系和基础教育部为基础，合并其他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扩充后更名湖南工学院，
湖南大学的各专业系科去向如下：
1950年4月，教育学院音乐系和音乐专修科师生调往武汉中原大学（原国立河南大学，院系调整后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工程学院水利系师生调往武汉大学。
1951年3月，农业学院调出与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校组成湖南农学院（今湖南农业大学）。
1952年10月，工程学院矿冶系和矿冶研究所师生调往长沙成立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同年11月，工程学院化工系师生调往广州成立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
1953年10月前，从湖南大学调出去的各院系师生陆续离校的是：自然科学院的数学（部分）、物理（部分）、化学（部分）、生物，文学院的中文（部分），社会科学院的历史（部分）等6系325名学生和13位教师，于10月2日出发，前往武汉大学。
1953年10月3日，财经学院的会计、统计、企业管理、财政金融、合作等系师生527名以及社会科学院经济系师生部分去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部分去武汉大学。文教学院的中文系、外文系（小部分）、教育系及社会科学院的历史（部分），自然科学院的数学（部分）、物理（部分）、化学（部分）等系，师范专修科的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师生调出成立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文教学院外文系大部分师生、历史系一部分师生去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地理系大部分师生去中山大学，一部分师生去河南大学。社会科学院的政治、法律两系师生调往武昌成立中南政法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学院的电机、机械两系师生及有关实验设备全部调往武昌成立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
工程学院的土木结构组、电机系的电机组共7位教师和135名学生调往成立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
自然科学院矿化专修科师生调中南矿冶学院。师范专修科的地理师生调往成立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铁道系、土木系）、华南工学院（铁道系、土木系）、南昌大学（铁道系、土木系）、四川大学（铁道系、土木系）、武汉大学（铁道系、土木系）、河南大学（数理、土木系）、云南大学（铁道系、土木系）并入。
这次调整中，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湖南大学被“肢解”，只有土木建筑学科得到加强。对于一直倡导建设综合性大学的湖南省和湖南大学而言，受到“重创”。湖南大学土建学科则一举奠定了日后在全国的顶尖地位，与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并称为中国土建学科中的“三驾马车”。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增设机械、电机、化工三系，更名为湖南工学院。1959年，湖南工学院恢复为湖南大学，增设文、理科，设十二个系，重新确定文、理、工综合性大学发展模式。1960年，湖南大学铁道建筑、桥梁与隧道、铁道运输三个系和部分公共课教研室分离出去，另辟校址成立长沙铁道学院（今中南大学铁道学院）。
1962年，湖南大学中文系、生物系并入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建政以后，学校（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设有土木工程、建筑工程、采矿工程、冶金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7个系，并设有铁道工程、号志工程、电讯工程、机车工程、客货工程5个专修科。教育部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整工作：
1）建筑系调15教师（教授6名，副教授4名，讲师3名和助教2名）和全体学生先到北京铁道管理学院，然后调至天津大学：调出得教师及学生有徐中教授、刘福泰教授、沈玉麟教授、卢绳教授及彭一刚院士、周祖?#93;教授等。
2）冶金系连同所有师资学生，装备，图书等，主要调整到新组建得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调出得教师及学生有徐祖耀院士、吴自良院士、王钧豪教授、王绍瀛教授、张万奇教授、章守华教授、林宗彩教授、朱觉教授、马如璋教授、王润教授、葛昌纯院士等及物理系赵松鹤教授。
3）采矿系除地质组外全体调往中国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调出得教师及学生有何杰院士、张熙年教授、陈清如院士、山河寿教授、张荣曾教授、汪泰葵教授、王祖讷教授等。
4）采矿系地质组调整到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调出得教师有王鸿桢院士、袁见齐院士。
5）土木系水利组调整到清华大学：调出得师生中有有名科学家黄万里教授以及王三一院士。土木系市政工程组调出顾夏生院士及其学生。
6）化学工程系除保存利用化学组外，其余14名教师（教授和副教授各4名，讲师1名，助教5名）和54名学生调整至天津大学：包含余国琮院士。
7）材料工程系调入北京铁道学院：严东生院士由于唐院材料系撤销而往了中科院上海冶金陶瓷研讨所。
8）电机系电讯组调整到原哈尔滨铁道学院然后又调至北京铁道学院。
私立高校
私立大学（民办大学）是指主要由民间资本所维持经营的大学，一般是指由非地方或者中央政府投资，全部或者部分的依靠学生的学费（而非公共资金）来维持大学的经营，而且校方有权自主选择生源的大学。其主要经费来源仰赖学费、捐款、募款等非政府资金，以维持其独立非营利组织之特性。然而私立大学接受政府资金补助亦属寻常。
教会大学，一般意义上是中国19、20世纪的天主教会、基督新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大学，由于对中国的文化、科技的影响很大，故称教会大学，至1951年尚有21所，其中基督教新教17所、天主教会4所，名义上也属私立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中国大陆的私立大学全部被撤销。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前身是1879年施约瑟等西方学者创办的圣约翰书院（St.John'sCollege），1905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St.John'sUniversity），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
圣约翰大学以其放眼全球的国际视野，学思结合、中外汇通、服务社会、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等，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多重要借鉴和启示。73年的办学历程中，圣约翰大学享有“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现代中国绅士的摇篮”、等盛名，更是培育出了顾维钧、宋子文、颜福庆、林语堂、邹韬奋、刘鸿生、荣毅仁、经叔平、严家淦、贝聿铭、史久镛、张爱玲、周有光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校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
圣约翰大学在1952年秋被撤销，各院系于1949年至1952年被拆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继承院系数量最多）、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圣约翰大学附中与大同大学附中二院合并为上海市五四中学。圣约翰大学原址一度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分部，后划归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中文系（部分）、教育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11万余册藏书、6000多件生物标本以及家具等教学资源由华东师范大学继承，成为学校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原属圣约翰大学的38名教职工（约大标志性人物之一的校牧徐怀启也转任华东师大教授）、128名学生于此时来到华东师大。同样是华东师大建校基石的光华大学，是1925年由离开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572名师生在社会各界支持下所创建。不仅如此，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孟宪承、学校筹建之初的筹备委员会成员张祖培和首任体育系主任吴邦伟、历史学家陈旭麓等也是圣约翰大学校友。
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诞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的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MethodistChurch）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同美国康奈尔大学为姊妹大学。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
1928年金陵大学首先向教育部注册并批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大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金陵大学文理农三院嵯峨，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成就卓著，闻名世界。尤其农林学科堪称中国之先驱，享誉海内外。其他方面亦有发展，如开创中国电影教育、首开中国医科七年制教育和博士教育。
金大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分布于海内外，在各个领域内发挥所长，使金大饮誉国内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建立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开创、优秀人才的输送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1年金陵大学并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改建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被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中国其他高校。
南通学院
南通学院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农业高等院校之一（1902年创办的通海农学堂），中国最早创办的医学高等院校之一（1912年创办的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和中国最早创办的纺织高等院校（1912年创办的纺织染传习所）。
因当时民国《大学组织法》中无纺织学院，私立南通大学（NantungUniversity）于1930年11月更名为私立南通学院，纺科成为附办。“南通学院”同时还用名“私立南通大学”、“南通大学”、“私立南通学院”。历任校长有张謇、张詧、张孝若、郑亦同、徐静仁、唐启宇等；
1949年9月，南通学院农科、纺科从上海迁回南通与医科一起复校。其中，农科农业经济学系被并入浙江大学；
1952年，南通学院三科被拆分，农、纺、医科相继外迁；
1952年7月，南通学院的纺织科（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多科系本科教育纺织学院）与其它几所专科纺织学校一起被调整到华东纺织工学院（即今之东华大学）[11]；
1952年8月，南通学院的农科独立，更名为苏北农学院，并整体迁往扬州（后并入今之扬州大学）；
1957年，仅剩的南通学院医科（当时已更名为南通医学院）大部分迁往苏州，成立苏州医学院（后并入今之苏州大学），同时成立苏州医学院南通分院，
1958年，苏州医学院南通分院又更名为南通医学院（后参与组建南通大学）；
其中，创建于1911年的南通学院医科附属医院得以保留（即今之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沪江大学
沪江大学（UniversityofShanghai）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一所有浸信会背景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校址位于黄浦江畔的杨树浦军工路。沪江大学创办于1906年，初名浸会神学院，院长为美国人万应远博士。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校长为美国人柏高德博士。1911年，二部分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由美国人魏馥兰博士任校长。1914年经校董会决议，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1917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20年开始招收女生。
1928年1月，经过改组的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年仅31岁的刘湛恩博士为校长。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立了”更为中国化“的办学主张。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在学科发展方面，坚持在职业化下发展应用性专业的“沪江模式”。倡导社会服务，提倡勤工俭学，实施平民化教育。
作为教会名校，沪江大学以学风纯朴、较少教会气和爱国主义传统闻名全国，以文理商著称于世；开在华教会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国内最早开展社会工作，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兴办了上海最早正规的建筑教育，拥有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学院，诸多领域开一时风气之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优秀办学传统，孕育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志士仁人、学术精英、工程专家和政商翘楚。
1952年秋季，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科系（组）分别并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交通大学等院校。之后，第一机械工业部在沪江原址组建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
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AuroraUniversity），原名震旦学院，1928年改称震旦大学，是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由中国神父马相伯于1903年2月27日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后迁址卢家湾。“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在英语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义。由此可见，马相伯将震旦学院喻作旭日东升，担负着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重任，必将前途无量。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1914年，震旦开始招收研究生，是中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硕士学位的学校。
1952年院系调整，震旦大学被撤销，其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在原址合并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余科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等高校；附属中学改为上海市向明中学。震旦大学原址现为重庆南路227号和280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舍。
八大学院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八所单一的专科性高等学院，合并包括教职员工、在读学生、教学设备以及图书资料等，并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把该地区称为“八大学院”的历史由来。这八所学院今天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清华大学航空系、四川大学航空系、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合并组成。
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合并组成。
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由清华大学矿冶系、北洋大学矿冶系、唐山铁道学院矿冶系、中国矿业学院合并组成。
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成。
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组成。
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由清华大学石油系、化工系为基础，汇聚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师资合并组成。
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组成。
1952年院系调整哪些学校损失最大？有哪些学校逆袭获益？
1952年院系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件刻骨铭心的大事，对至今的教育格局仍然产生深远影响。此次调整规模之大，世界罕见。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私立名校从此退出大陆高教历史舞台，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综合性名校“元气大伤”，河南大学、山西大学等校“一蹶不振”。
这种院系调整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不过，以1952年规模最大，时间最为集中。由于是以众多综合性大学为母体，切分为多所专业性的院校，凭空生出没有历史渊源的钢铁学院、化工学院、机械学院、农学院、工学院，自然是所有综合性大学都动了外科手术，因此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都说自己损失大，“如果不是那一次调整，今天我们学校将如何如何……”
1952年的院系调整，各家院校都有各家的损失，各家都有个家的收益；究竟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我们用事实、用数据说话。为了还历史本源，我们且来看看各家的历史。
首先界定一个时间点，不一定特指1952这一年内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上溯到1949，下限可以到1954甚至1957这些后来的修正微调。
其次限定前后有沿革关系的学校，比如一夜消失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损失最大，凭空新办的什么钢铁学校、化工学院受益最大，这一种情形就不纳入比较了。
最后至来自解放区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之类就不统计了，因为之前不算是严格意义的“学术性”大学，院系调整后当然是大收益的。从苏联移交过来的哈工大也不好统计，中苏不同国籍也难以统一尺度。所以主要是原国统区内的大学。
上海交大：调出10位“两院”院士
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6年，交通大学经历过大大小小8次院系调整。其中，1951年和1952年两次大规模的调整，使学校传统办学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交通大学在院系调整前共设3个学院17个系1个专修科和1个研究所，即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工学院的土木、机械、电机、航空、造船、工业管理、化工、轮机、水利、纺织及电信技术专修科；管理学院的运输管理、财务管理、电信管理、航业管理4个系，此外还设1个电信研究所。
1951年6月1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发文对交大院系进行调整：电信管理系调整到电机系；工业管理工程系调整到机械系；轮机系调整到造船系，设轮机组；纺织系与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合并成立华东纺织工学院；运输管理系调整到北方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土木系调整到交大土木系。
1952年，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又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3系的师资、设备除留下工学院教学所需之外全部调整到复旦大学，部分师资调整到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全部调整到同济大学；航空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水利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水利学院；化工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化工学院……
这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是由中央和各大区统一考虑高等学校的布局和系科设置情况下进行的。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和实施，教职工、学生的调进和调出，器材、设备、图书、家具的调进和调出，进展顺利。1952年10月，按《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设置方案》基本完成调整工作，并于10月15日按新的系科设置开学上课。
据不完全统计，交大调出的教师中有教授50余人。其中，国文科教授王蘧常、化工系教授顾翼东、物理系教授周同庆等调往复旦大学；国文科教授钱谷融、英文科教授邵秀林、数学系教授武崇林等调往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教授康时清、王龙甫等调往同济大学等等；调出教师中有10人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系调整中，交大还调出图书86528册，其中线装书64155册。学校珍藏多年的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御赐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万卷，5044册，1894年同文书局版本)，1955年调至华东师范大学。
交通大学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调整后交大机械类、电机类和造船类的系科得到了加强，交大人才培养的规模得以逐年扩大，招生人数从1950年的851人发展到1956年的2194人；毕业人数从1950年的540人扩展到1956年的1350人，增长了两倍多，直接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
在肯定院系调整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当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正如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拔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影响。”这段话用来概括院系调整带给交通大学的影响也非常恰当。交大作为一所具有理、工、管结合的传统办学特色及优势的著名大学，被调整成为多科性工业院校，而且是“理工分家”格局下的工程教育，系科设置的减损和学科综合性的丧失，给学校整体实力带来较大的影响。(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办公室主任)
一、哪些学校损失最大？
按照当今人们的“吐槽”而言，所有的综合性大学，因为从规模上有5-8个学院（大类）变成了文理学院或者单纯的工学院。不过就精度而言，其实并非都有损失，很多只保留文理科或者工科的，精度基本上都得到了加强，成为地区性的龙头。
1、第一类是“五大母体”，按照普遍说法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被称为院系调整的“五大母体”，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以它们的科系为基础，建立了一大批名校，著名的八大工学院很多都与这五校有关系。不过，这5所学校在切割后虽然大瘦身，但是剩下的部分精度还是不错的，至少还是地区性强校。其中前后变化最大的是国立央大，民国时期简直是巨无霸，当然院系调整后补充进入的也有一些优良资产。其余4所的落差没有南大那么悲催。另外厦门大学比起浙大、武大、中大，输出更多、吸纳更少（福建大学不多啊）。
2、第二类是民国时期实力相当不错的大学。可能规模或精度不如“五大母体”，但切割后不仅规模没有了，连精度也不见得比原来高的，例如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贵州大学等。但毕竟在1950年代末作为该省的第一综合性大学的定位，现在还混回一个985或211的名堂。其中落差较大的是广西大学和云南大学，这两所民国时期实力很不错，现在仅仅是个211（1960年前云大比广西大留的东西要多）；而今天也是211的西北大学、山西大学、贵州大学民国时略逊一些；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民国时实力很强，但由于区域定位还可以，今天留住了985（山东大学相对坎坷一些，因为在青岛关门、济南复办，中间血脉沿革还有争端）。、
3、张冠李戴、几乎断根，至今仍有沿革争端的，河南大学、安徽大学、南昌大学（中正大学）。
国立河南大学绝对是个苦主，国民政府曾经有机构搞过排名，河南大学最好的年份曾达到全国第6，但是后来政治上站错队（河南解放时居然不热烈欢迎，反而随同国府逃到苏州办学），之后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而郑州大学又另起炉灶新建，现在河南大学是新乡师范学院以继承人自居留下来的，当然不可能把211名额给你了。
安徽大学情形相似，也是省会变了从安庆迁到合肥，合肥那边又新办一所徽大。但比河南大学多了一样倒霉事：他连就省府安庆都呆不下去，而是因水灾迁到芜湖，现在宣称国立徽大的继承人有3个：安徽师范大学（芜湖，继承师生、档案和学术资料）、安徽大学（合肥，继承招牌）、安庆师范学院（安庆，继承校舍和不动资产）。按照多数人观点而言，手握档案的安徽师范大学是正宗继承人，这样就连211也不是了。
国立中正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遭遇有些类似吧，严格意义的法定继承人是江西师范大学，不过后来新办的江西大学继承（抢走）了南昌大学的招牌。国立中正大学尽管没有政治站错问题，但是他衰就衰在校名起得衰（其实建校时是取“大中至正”之意，和将光头其实没有关系）。现在台湾的国立中正大学在大陆的“姐妹学校”是南昌大学，而不是江西师范大学学院，就这个认同度而言，国立中正勉强也可算留住211了。
按以上几种分类，特大损失是：国立央大、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大学、河南大学、中正大学。以上几种损失不易排名，主要是标准难定，因为100分降到80分，与60分降到40分不知道谁得下滑更大。但个人感觉上国立央大、河南大学比较惨重。
损失最大的十所高校
浙江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浙江大学拥有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复旦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理学院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
2)、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调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
3)、法学院停办。
4)、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1998年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
5)、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1998年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现东北林业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现江南大学）。
6)、工学院航空系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1956年内迁西安，与原西北工学院组成西北工业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调整后的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并入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
评价：七大学院只保留工学院，并入的之江大学工科一般，并入院系较少。
南京大学
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前，南京大学拥有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南京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独立为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工学院水利系和兄弟院校组建华东水利学院。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迁至西安，与原西北工学院组建为西北工业大学）。
2)、师范学院独立为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
3)、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组建为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农业工程系并入南京工学院。农学院的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森林系合并，组成南京林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
4)、医学院改称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1954年迁至西安并入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5)、法学院经济系调至复旦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系和政治系调至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
6)、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主体，并入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并且并入复旦大学德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
评价：七大学院只保留文理两院，并入的金陵大学实力较强，并入院系较多。
清华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拥有五个学院(理、工、文、法、医)。清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2)、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3)、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只保留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评价：五大学院只保留工学院，调入多所学校工科，工学院实力大大增强。
武汉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武汉大学拥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武汉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外文系英文组并入中山大学。
2)、工学院矿冶系与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
3)、法学院的法律系和政治系调至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
4)、农学院与湖北农学院及其他院校部分系科合并成立华中农学院（现华中农业大学）、园艺系与农化系的相关专业参与组建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现江南大学）。
5)、1953年机械系和电机系与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
6)、1953年土木系与湖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现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
7)、1953年经济系与中华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53年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中华大学等校的文、法、理等科的相关系科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入了武汉大学。
评价：工科、农科、经济调出实力衰减，文科实力略有增强。
同济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同济大学拥有五个学院(理、工、文、法、医)。同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医学院迁往武汉，成立同济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华中科技大学）。
2)、文、理、法学院等调入复旦等校。
3)、工学院测绘系迁往武汉，并入武汉测绘学院（1985年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调整后的同济大学调入华东十余所高校土木建筑系，遂成为国内最大的以建筑土木工程为主的工科大学。
评价：损失实力强劲的医学院，工学院土木建筑实力增强。
天津大学
1951年8月1日，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组建天津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前，天津大学拥有两个学院。天津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并入南开大学。理学院地质组参与组建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
2)、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并入清华大学。
3）工学院采矿系采石油组并入清华大学。
4）工学院冶金系、采矿系金属矿组调入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
5）工学院水利系农田水利及土壤改良专业调至武汉水利学院（现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6）工学院矿治工程系调至唐山成立河北矿治学院（现华北理工大学）。
7）工学院纺织工程系调出成立河北纺织工学院（现天津工业大学）。
8）工学院化学工程系造纸专业调往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天津科技大学）。
调整后的天津大学保留工学院主体，并入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现河北大学）工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的化学工程系，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的建筑工程系等院系。
评价：两大学院只保留工学院，工学院部分院系实力受损，部分实力增强。
中山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中山大学拥有八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师、研)。中山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
2)、农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
3)、医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医学院（后为中山医科大学，2001年与原中山大学重新合并，成立了新中山大学）。
4)、师范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
调整后的中山大学保留文、理、法研学院，并入岭南大学文、理学院，并将广州以及中南地区部分高校的有关系科调入(著名教授陈寅恪、陈序经、姜立夫、容庚、梁方仲等调入任教)。
评价：文理法等学院得以保留，并且实力有所强。
四川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四川大学拥有六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师范)。四川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调往北京组建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工学院化工系、农产品制造系科与兄弟院校化工系共同组建四川化学工业学院（1955年迁至成都与成都工学院合并，1978年10月27日，成都工学院更名为成都科学技术大学，1994年4月，与原四川大学正式合并为新四川大学）。
3）工学院土木系铁路建筑部分调出，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现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1954年工学院独立为成都工学院（1978年10月27日，成都工学院更名为成都科学技术大学，1994年4月，与原四川大学正式合并为新四川大学）。
3)、理学院地理系并入南京大学、重庆大学。
4)、师范学院本科调往西南师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成西南大学）；专科调往南充师院（现西华师范大学）。
5)、法学院调出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组建为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
6)、农学院的园艺、农经等系调往西南农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成西南大学）。1956年，农学院从成都前往雅安独立建校，名为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现已形成雅安、都江堰、成都温江“一校三区”的办学格局）。调整后的四川大学保留文理法学院。
评价：文理法学院大致留存，院系调整损失居多。
山东大学
1951年，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仍名为山东大学(地址在青岛)。1952年院系调整前，山东大学拥有五个学院(文、理、工、农、医)。山东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政治系，迁至济南组成山东政治学校。文学院艺术系戏剧组，迁至上海参与组建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1956年更名为上海戏剧学院）。文学院艺术系音乐、美术两组，迁至无锡参与组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1958年迁往南京，1959年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
2)、理学院的地矿系迁至长春，与有关院校系科合并，组建成东北地质学院（1958年更名为长春地质学院，197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更名为长春科技大学，2000年并入新的吉林大学）。
3)、工学院和土木系，和原山东工学院的土木、纺织系合并，组建成青岛工学院（1956年，成立仅四载的青岛工学院，纺织系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测量系迁往武汉，建立武汉测绘学院，土木系调至西安，并入新组建的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即现在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其他系调往西安交通大学，青岛工学院至此建制撤销），后又并入武汉测绘学院（1985年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组建成新的山东工学院（1983年更名为山东工业大学，2000年与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合并成新的山东大学）。
4)、农学院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学三系，并入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
5)、医学院1956年独立，扩建为青岛医学院（1993年与原青岛大学、山东纺织工学院、青岛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新的青岛大学）。调整后的山东大学保留文、理、医学院。56年山大医学院独立，与被撤销的齐鲁大学的医学院、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合并成立山东医学院（1985年山东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2000年与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合并成新的山东大学）。
评价：文理学院大致留存，院系调整损失居多。
厦门大学
1952年厦门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航空系并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并入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部分拆入河海大学和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
2)、政法学院归并入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
3)、航海学院与集美水院合并。
4)、商学院企业管理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
5)、理学院海洋系中的物理组并入山东大学。
6)、农学院与福大农学院合并组建福建农学院（现福建农林大学）。
7)、1954年，文学院教育系并入福建师范学院（现福建师范大学）。调整后的厦门大学保留文理学院，将浙江大学、中南矿冶学院部分师生及福建协和大学的财政学院并入厦大。52年之后陆续又有院系调出。
评价：文理学院得以保存，实力减弱。
二、有哪些学校获益？
以上这些被分掉的“土豪学校”，大多数被作为零散组件用于建立新办的独立学院、专业学院了，按道理其实没有什么老学校受益的。不过还是有一些逆袭案例，下面我说说国统区老校哪些实在院系调整中获益的5个：
并列第4名：北大清华。当然这个定论有争议，北大清华原本都是6-7个学院的综合性，调整后北大只剩下文理，清华只剩下工科，瘦身很多。不过，精度也提升了很多，原本清北并不象现在这么超牛（国民政府时期已经被央大超过），正式由于有了这个超级精度才有今天，所以我认为是院系调整的赢家。
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清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大致如下：
1)、文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2)、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3)、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只保留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第3名：兰州大学。原本远出大西北，不怎么样的学校，但这次调整的区域定位地位凸显，加上西北大学地位下降，而西安交大并未从上海迁来，兰州大学战略地位上升了，从内地调来的名教授、名专家不少。
第2名：南开大学。北洋时期的天津，是北洋大学独大，到国民政府时期，是国立北洋大学、私立南开大学、教会的津沽大学三足鼎立，似乎北洋大学仍靠吃老本而占先。不过发展过程中抱住了两条大腿，第一条是抗战时期抱住了清北大腿，成立西南联大身价倍增，第二条就是出了一位当朝的相国大人。到1952院系调整后，北洋降为纯工科的天大，津沽杀校，南开得以守得云开见月明。
第1名：复旦大学。那么，当年的调整中谁才是最大赢家呢？事实上，这个“最大赢家”非复旦大学莫属。复旦，是中国现在的顶尖学府。但建国前的复旦地位却不是这样。我们无意冒犯这所在世界上都很有地位的高校，但当年的复旦确实是一所不入流的高校。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1942年由私立改为国立，与同城的震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差距不小。放眼全国来看，复旦实力是远远不如当时的浙大、清华、北大、南大等校的。
当时有人如此形容复旦：“实力、名声和学生质量都很差，因为没有公立大学充足的教育经费，只好大量贩卖文凭，所以名声很差，被上海人鄙夷的称为‘野鸡大学，远远比不上上海当时很多学校。”
结果院系调整让复旦这所原本上海滩的一所私立野鸡，在高校林立环境下奇迹般地脱颖而出，成为华东区的第一综合性名校，据闻当时几乎是整所浙大的文理法商类学科整体打包搬运到复旦的，让浙大人忿忿不平。这里也有两件标志性事件，第一件事是抗战偏安重庆时期其校友于右任在老蒋面前耍了花招，在即将杀校前改了公立；第二件事就是迎接上海滩解放时期的光明抉择，至今复旦的校庆日仍是上海解放日。
复旦大学官网称1952年的院系调整促就了该校的腾飞。浙大、交大、同济、震旦、南大、圣约翰等10余所高校对复旦进行了“疯狂输血”。浙大原有正教授150余人，调整后仅剩23人；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名噪一时的高校则彻底消失。
如今的复旦，很多人都“高攀不起”。它是华五、C9顶尖大学联盟中的一员，各大排行榜中复旦都处于中国前5的位置。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中，复旦共有23个A类学科，其中A+五个，这与当年的调整密切相关。
与“五大母校”相比，复旦显得幸福太多。在拆分的浪潮里，复旦能“独善其身”，这是因为其成功的抓住了历史机遇。高校的发展如同人生，善于把握机会，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之后，中国高教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潮。在合并浪潮中，复旦也成功的“吃下”上海医科大学，一次次的腾飞，最终使复旦站在了高教金字塔的顶端。它也由最初的不知名，一跃成为世界著名大学。
师范大学为了150万师资缺口而成立
说起师范院校，就会提到上世纪50年代的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有人认为，师范院校和新成立的一批专门性工科院校是院系调整的获益者。但是也和大多数学校一样，院系调整中，华东师范大学人才有进也有出，几乎现在所有的大学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在成立之初几乎汇集了沪上所有高校的教育系。华东师范大学是1951年以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基础，并入复旦、同济、沪江、东亚体专等校相关院系组建起来的。据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朱小怡介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浙江大学、复旦、交大、同济、大同、震旦、沪江等校都有师生调入成立不久的华东师范大学。而成立之初的华东师范大学，以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人数为最多，因为圣约翰大学理学院、教育系都是成建制并入的。
其实，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前，沪上高校几乎都有自己的教育系，成立华东师大的理由是“缺乏为了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院校”，而新中国，中学教师的缺口至少100万人，小学教师的缺口至少50万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就是整合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教育学科的力量成立起来的。
1952年，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四校教育系又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了沪上高校教育学科的集中。孟宪承、刘佛年、廖世承等一批在全国教育系科中堪称一流的著名学者集中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为教育学科的发展积聚了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均有较悠久的传统，也集中了一批知名学者。1951年建校时，同济大学动物系和植物系并入，生物学科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实力。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圣约翰大学理学院(包括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浙江大学地理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交大、同济、浙大、沪江、大同、震旦等校也有大批理科教师调入，理科各系的教师力量不断加强。
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华东师范大学也有部分学科和教师调出支援其他高校。如体育系调至新成立的华东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大学)，成为该校建立的重要基础。1954年，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改为俄文系，停办英文专业。1956年，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并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成为中国音乐学院一部分)，部分教授调往上海音乐学院，其中包括应尚能、刘雪庵、马革顺、钱仁康等众多名家。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多位专长应用研究的教师，如：邵家麟、陈子元(现中科院院士)等先后调往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农学院。
在办学中，当时师范类教育的办学理念也毫不落后。比如，师范类的学生应该早上讲台，应该更多一点实践经验，这一点在现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之初，甚至在国内各高校的教育系，这是践行了几十年的做法了。据朱小怡介绍，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和沪江大学本身就有附中，而且在综合性大学里的教育系的学生也常常去中学去兼职任课，既是实践又是勤工助学。
而上世纪5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就提出，师范类院校是使学生能够获得智慧的创获教育，反对高等教育进行灌输式的教育，而是希望能够启发学生自己获得知识，并希望这能够成为一名教师的素质，使智慧的创获也能够成为师范类学生的素质，这一说法即使在现在也并不过时。
华东化工学院的成立公告
图为华东理工大学的前身华东化工学院的院长任命书
在这次调整中新设的高校有5所：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上海俄文专修学校。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家也渐渐意识到，国家的繁荣兴盛依靠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绝对不是缺少什么人才就只培养什么人才，这样可能会短暂的解决燃眉之急，可是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长远且持久的。
经历了几十年的变迁，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的大学摒弃了苏联大学的办学模式，转而借鉴欧美大学的“大而全”模式，又开启了一片合并潮。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走了弯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条死路走到底，很庆幸，我们的国家可以坚持正确方向，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坚持人才兴国，这条道路必将充满坎坷，但我们始终充满信心。
清华浙大是如何变为工业大学的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
（摘自《人民日报》1952年4月16日）
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日开幕，经过六天的报告和讨论，于十一月九日闭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大学工学院及独立工学院院长，部分大学教务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和其他有关部门代表，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文教部）代表，连同本部出列席人员共计七十七人。
目前全国共有工学院四十二所，大学设有工程系科的六所，工业专科学校十七所。这些学校共有四十二种系和四十四种专科与专修科。学生总共四万二千多人。这些院校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缺点：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合理；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极不经济；系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材不够专精；学生数量更远不能适应国家当前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因此，高等工业学校的院系设置与分工，必须作有计划的适当的调整。
为了结合国家建设需要，我们在会前曾和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多次协商，先确定调整原则，并经商得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李富春副主任的同意，乃作出了一个全国主要工学院调整方案的草案。由于在会前有比较充分的酝酿和准备，领导意见一致，在会议中又作了几次政策报告，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交通部的负责同志也来作了关于各部需要干部具体事例的报告，并经过反复讨论后，各校出席代表们在思想上都有所提高，逐渐明确了国家工业建设的重要性和调整院系的必要。也认识到在国家财政尚有困难，国家建设又迫切地需要大量技术干部的情况下，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对我们所提调整原则都表示拥护，经过详尽研究，最后拟定了下列的方案：
一、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学院本科生及专修科与专科学校学生共招二万九千五百名。（如不经调整，只能招一万五千名）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为专修科与专科学校学生，百分之四十五为本科生。
二、以华北、华东、中南三个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作适当的调整，其调整方案如下：
1、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
2、将南开大学的工学院及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
3、将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的文学院合并于之江大学。
4、将南京大学的工学院划分出来和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为独立的工学院。
5、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合并于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
6、将武汉大学的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的矿冶系、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南昌大学的采矿系调整出来，在湖南长沙成立独立的矿冶学院，以培养有色金属的采矿冶炼人材为主，并增设采煤系及钢铁冶炼系。
7、将武汉大学的水利系、南昌大学的水利系、广西大学土木系的水利组合并，成立水利学院，仍设于武汉大学。
8、将中山大学的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成为独立的工学院。
三、此外，东北三个工学院暂不予变动，但须实行重点分工，具体方案由三校负责人作进一步的研究。西南工业专科学校航空工程专科，则并入北京工业学院（即原华北大学工学院）。
四、同一地区的工学院系，决定实行分工；如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各系已作出具体分工的方案。关于全国同样系的分工，得召开分系专业会议讨论。
五、为了加强全国工学院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导，各工学院有准备地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设立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工作。
关于实现上述调整方案和增招学生计划的经费，几经磋商，拟定了预算，在原订教育经费概算以外另拨专款支用。估计用革命的精神，因陋就简的办法，能解决问题。
为实现上述各项决议，还有下列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拟招收新生五万名，其中工学院招二万九千五百名，其他院系招二万零五百名。但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级中学毕业生只有三万六千名，即使全部投考高等学校，也尚差一万四千名左右。拟请商同有关方面从在职干部或其他人员中抽调年龄较轻、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补足此数。
第二，工学院师资将逐年不够，全国工学院现有助教一千三百名，一九五二年尽量提升为讲师教工程一类的基础课程，又因新生骤增，必须补充一千五百名助教（内九百十七名为工学院助教，其余为理学院及政治课助教），此数希望商同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在一九五二年毕业生中留用补充。
第三，一九五二年八、九月间，新生即将入学，房屋必须先期修建，仪器亦须尽先定购或买材料自制，因此经费的拨给必须及时。请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对各校修建工作特别是购料、承包等，予以协助。
第四，各业务部门仍有向各大学拉聘教师现象，望能作有效地制止。除我们主动地密切与各有关部门的联系外，也希望各业务部门更进一步地协助各校解决师资及实习的困难。特别内地各校更需要附近厂矿的协助。
第五，根据各方统计，全国各工学院在一九五二年如招足二万九千五百名学生，已达饱和程度，请政务院通知各工业部门及地方人民政府，勿再零星委托各校办理短期班。若必须委托办理，应在有关系科的原定招生名额内调剂，不另增加招生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