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总统：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袁世凯而非孙中山
今天要说的，是关于两个总统的故事
一说起总统，我们总会想起美国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中国的总统
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时大总统
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首期临时总统，誓曰：“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
这誓言，距今已然百年。也正是由此，民国开启了它命运多舛的历程。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
1912年2月13日的这一天，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权力交替。
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在这一天，将总统之位让给了北方的袁世凯。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于这件事，从初中到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一般是给人这样的印象：
一直领导革命的孙中山不忍国家继续遭受战火，高风亮节，选择让位，而袁世凯下山摘桃，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所以相信有不少人一直会有这样的不忿：孙中山怎么那么傻？如果换做我，肯定不让！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回到那个中华帝国走向共和的黎明前夜处在当时的环境到底谁更适合当大总统？
我们首先来看看，保障登上权力最高宝座的第一要素：枪。
“枪”就是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全国革命形势星火燎原。但有一点必须看到的是，以帮会起家的“同盟会”以及各种革命团体，进行革命乃至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托力量，其实是清朝在各地的新军（除上海、广东和广西是民兵商团起义外，其余各地都是新军起义）。
新军，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朝政府痛定思痛，决定有别于八旗兵和绿营，按照西式方法操练、装备和建制而建立的一支军队，是全国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
而最早体系化操练新军，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就是袁世凯。
凭借当年的“小站练兵”，袁世凯建立了忠实于自己的一支强大军队，以及一批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系”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以当初袁世凯编练的新军为基础，全国的新军完整编制达到14镇（一“镇”基本相当于现在一个师），8个混成协（相当于旅），4个标（相当于团），而其中无论是从战斗素质还是武器装备，遥遥领先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
相比之下，孙中山其实是赤手空拳的，身边除了一批热血沸腾的革命志士外，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
袁世凯是晚清至北洋时期的风云人物，他发迹于朝鲜，得到清廷的赏识步步高升。归国后，他开始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使之成为晚清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戊戌变法中，他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使得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禁。
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当时接受清朝官员检阅的照片。北洋军的战斗力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
当时，革命军和北洋军的战斗力差距到底大到什么地步？
我们以清军反攻湖北军政府占领的武汉三镇战役为例。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仔细盘算好了局势，在清廷的催促下，乘坐专车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战北洋军对起义的湖北军政府发动全面进攻。
与袁世凯同时抵达武汉前线的，是被革命党人称为“军神”的黄兴。黄兴抵达时，当时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专门让人做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三个大字，然后派人骑马举旗，在武昌和汉口的街道上来回奔跑，沿途欢声雷动。
然而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根本就没什么用同样是新军对新军，但北洋军只用了2天，就攻克了汉口。
按照当时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埃德温·丁格尔回忆：
“革命军中有许多军官，然而看上去全无秩序。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黄兴。1916年积劳成疾，吐血而亡，终年42岁。
从黄兴后来组织的一场试图收复汉口的反击战中，多少可以看出当时革命军的实力。
按黄兴的计划，革命军应该分三路出击汉口，结果第一路的成炳荣部把出击方向搞反了（因为成炳荣喝醉了），官兵们冤枉路走得精疲力尽，结果无法出击；第二路杨选青部根本就没行动，因为杨协统（旅长）当天结婚；第三路由黄兴亲自统帅的部队，结果手下的甘兴典部带头溃逃，拦都拦不住。
北洋军攻克汉口，在与清廷进行各种讨价还价和恐吓威逼之后，如愿成为“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在11月17日，又命令悍将冯国璋（上次笔误写成冯巩的祖父，其实是曾祖父）率军进攻汉阳9天之后，汉阳陷落。
攻克汉阳后，清军完全可以一举拿下武昌，彻底端了湖北军政府的老巢，但袁世凯却下令冯国璋停止攻击。
袁世凯需要湖北军政府的存在，因为那是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
在之后的时间里，袁世凯的的军队将炮口对准武昌，一边和革命党开始议和，一边逼清廷退位。期间不开心时，就下令向武昌城开几炮，震慑下革命党。
在袁世凯的军事实力面前，革命党人完全像是被他捏在手里的小鸟，根本动弹不得。
比肌肉，比不过，那么再来看看第二个要素：钱。
对于百废待兴的政府来说，钱有时候比枪可能更重要。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1911年10月12日，“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时的孙中山。
1911年5月3日，孙中山（前排右二）在美国芝加哥召集会议，同与会者合影留念。
按照孙中山自己亲笔写的《革命原起》中记录，那一天，他并不在国内，而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家旅馆里睡觉。
那天，孙中山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得知了武昌首义的消息。
但是，孙中山却并没有选择立刻回国。
他曾说过，自己最快20天就可以返回国内，亲自参加战斗“以快平生”，但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此时他自己最大的作用，不应是在国内的革命前线，而应是在“樽俎之间”去和西方列强应酬。（见于《革命原起》）
去和西方列强应酬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筹钱。
孙中山首先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要求会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随后他就离开了美国，到了英国，当时他希望能得到50万英镑的借款，但是，最终没有拿到一分钱。
随后他又去了法国，他试图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贷款，但又遭到了明确拒绝，他得到的回复是：
“四国银行团（馒头注：1910年由英、美、德、法四国在华开设的汇丰、花旗、德华、东方汇理四银行组成，企图垄断对华贷款。）对此态度完全一致。银行团和她们的政府决定就财政观点方面严格采取中立，在目前情况下既不发行贷款，也不预付款项。”
无奈的孙中山只能取道回国，在1911年12月25日回到了上海。
在孙中山还没抵达上海之前，就有舆论在说，孙中山这次回来，带回来很多钱，甚至还带回了军舰。而孙中山在抵达后回答《大陆报》采访时说：
“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欢迎者在船上合影
革命当然需要精神，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孙中山曾邀请民族实业家张謇担任财政总长（后出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给孙中山算过一笔账：要维持临时政府的运转，每年至少需要1.2亿元，但临时政府的收入，只有4000万，还有8000万的巨大缺口。
张謇说告诫孙中山，要各国承认临时政府，一是看政府有没有统一军队，二是看政府有没有能力支配财政。
但何止8000万，连计划中的4000万（3000万关税，1000万盐税），都根本收不上来。
为此，孙中山只能发行军用钞票100万，但因为政府信用不够，很快失败。随后又发行中央公债1亿元，结果只卖出去500万元。
各地财政都不支持中央政府，还反过来要钱。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来要钱，孙中山大笔一挥，批了20万元，专使拿着总统孙中山的批条去财政部领款，得到的答复是：库存只有10块大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只能与虎谋皮向日本借款。
孙中山首先想出让的是汉冶萍公司股权。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综合铁矿、煤矿和炼钢为一体的大型企业，日本早就垂涎已久。孙中山的提议遭遇了各方反对，尤其以当时的实业总长张謇最激烈：其他项目都可以和外国人合资，唯独铁厂铁矿不行，如果一定要和外国人合资，唯独日本人不行！
张謇没劝住孙中山，最终愤然辞职。但最后在巨大的压力下，孙中山还是放弃了合作。
张謇。清末状元，民族实业家。向孙中山辞职后，他选择了袁世凯政府，后出任农商总长。但在袁世凯称帝前愤然辞职。
1912年2月3日，走投无路的孙中山又会见了日本政界和财界的联络人森恪，森恪提出：为防止俄国人南下，临时政府可以将满洲交给日本来保护，以此换取日本1500万元的资助。
面对这样荒唐的要求，孙中山竟然答应了。“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
然而，日本政府的答复更荒唐：钱不借，孙中山必须向袁世凯妥协，委托满洲的问题我们倒是可以继续谈。
之所以孙中山会做出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是因为当时临时政府的财政已经顶不住了革命军的部队，每天到陆军部领军饷的都有数十次，武汉前线的部队，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哗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孙中山拿什么来维持临时政府？
没有枪，没有钱，那么就比人心吧！
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在当时应该是万众归心吧？
却真的未必。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西方列强的态度只取得局部胜利的革命军是否算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列强是否承认他们的政府。
那么多实力派，为什么是孙中山当了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成立后的第四天，孙中山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表《宣告各友邦书》，希望各国尽快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反清复明？中华民国成立当天孙文去祭祀明孝陵
一个月过去了，各国没有丝毫反应。
2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邓尼正式回复孙中山：美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和美国持相同态度的，还有俄国和日本。日本的态度，在孙中山借款时其实已表露无遗，他们甚至宣扬要用武力维持中国的君主政体。
列强中，英国和法国没有表态。但法国和俄国是盟友，英国和美国是盟友。早在孙中山去英法借款时，其实已经可以揣摩出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的态度。
那么，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列强希望承认谁？
早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发表了社论，那篇社论里的一句话，其实已经表露了西方列强一致的态度：
“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他当时态度鲜明地支持袁世凯
外部势力不支持，那么内部呢？
中国同盟会部分成员合影
令人遗憾的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又面临袁世凯的压力，孙中山的同盟会那时已经开始慢慢发生了分裂：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开始追名逐利，拉帮结伙，跑官要官，另一方面，同盟会骨干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已经开始策划成立新的政党，而张謇、伍廷芳等立宪派也成立了一个叫“共和统一会”的政党组织。黎元洪和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之间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
当初同盟会的骨干和各省都督之所以愿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出于现实考虑：可以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带来列强的承认，并带来财政的援助。
当这一切都没有实现的时候，开始有人逼迫孙中山让位了。
一天深夜，革命党内一个声望很高又长得很帅的年轻人找到了孙中山，直截了当地希望他让位于袁世凯，并指出：
“先生岂欲作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违背驱除鞑虏之誓言乎？”
当时说出这句让孙中山“勃然变色”话的那个无畏青年，名字叫汪精卫。
青年汪精卫
而早在1911年的12月9日，汪精卫还接到过另一个人拍给他的电报，其中写道：
“项城（馒头注：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到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拍这封电报的，是声望并不亚于孙中山的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
虽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始终抱有警惕，但在当时内忧外困的形势下，很多人都已经无奈把信任票投向了他。
枪，钱，人心，都已有所交代，最后再来比比“人”。
就是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个人本身。
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一名出色的革命家，意志坚定，理想崇高。但他的不足也很明显：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火一般的激情，但缺少必要的治国理政经验。更重要的是，长期在海外漂泊的他（被清政府通缉，也是没办法），除了威望之外，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可靠团队。
而当时的袁世凯恰恰拥有孙中山所缺少的。
袁世凯26岁就领正三品衔代表清廷镇守朝鲜（相当于朝鲜的太上皇了），在朝鲜12年间粉碎日本多次吞并朝鲜的图谋，成绩可圈可点（从日本人多次暗杀袁世凯就可侧面印证他的工作成绩）。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大力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开办新式学堂，包括编练新军，各方面都颇具成效。可以说，无论是从资历、能力、经验、实力、人脉等各个方面，当时全中国要找出一个能和袁世凯比肩的，确实很难。
43岁的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能叫出每一个班长的名字，经常和士兵同吃一锅饭，睡在一条炕。发饷时，他亲自到场，防止长官克扣。士兵往往泪流满面，感恩戴德。
1912年3月，孙中山和袁世凯有过一次唯一的会面。在那次会面中，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宏伟计划：
希望由自己主持，十年内，在全中国修成20万里长的铁路（10万公里）。后来，他又调整为20万英里（16万公里）。
曾经力挺詹天佑主持建造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京张铁路”的袁世凯，听完笑了笑，随即大力表示支持。
结果如何？
在孙中山提出造铁路计划的103年之后截至2015年底，在近几年我国大力修建铁路的背景下，中国的铁路营业里程才刚刚到达12万公里（中国铁路总公司提供的数据。这个里程仅次于美国，已居世界第二）。
革命需要理想和激情，但治国还是依靠理性和实践。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全盘控制下，清廷颁布了退位诏书。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并同时推举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
2月15日，参议院召开选举大会，17省代表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获得17票。
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但依旧混沌和迷茫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曾经明确拒绝孙中山的“五国银行团”（加了日本）随即放款2500万英镑。
在许多人的固有印象中，“窃国大盗”袁世凯可谓是近代史上十足的反面人物，对其大加挞伐者不可胜数。然而就客观事实来说，袁世凯对后世也不无贡献。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力量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15个省份先后独立，清廷已经摇摇欲坠。翌年，南京国民政府顺利成立，清政府已名存实亡，同年2月，隆裕太后以末代皇帝溥仪名义颁布退位诏书，清政府在法理上正式宣告终结。
此时的溥仪不过是个6岁的小孩子，隆裕太后又是一个妇道人家，因此他们找到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张謇（jiǎn）拟写退位诏书。张謇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按照以往皇帝退位的先例，提笔在绢帛上写下了“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海宇乂安，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钦此。”等内容。
清帝退位诏书
退位诏书草案写好后，被呈送给时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谁知他却紧紧皱起了眉头。虽说退位诏书乍一看没有任何问题，但现在的国情毕竟和古代不同了，为了避免留下不必要的隐患，袁世凯口述了“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句话，并让张謇续写在“海宇乂安”之后。
事实证明，袁世凯的确比张謇看得更远。在当时，由于清朝国力衰微，英、俄殖民者早就对西藏、新疆、内外蒙古等地虎视眈眈。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早期所提出的“驱除鞑虏”的纲领，也恰好给了帝国主义列强划分中国的把柄，他们可以借此把满清故地东北三省划离中国版图。
此外，“驱除鞑虏”也是对清朝民族政策的否定，明朝时，藏、蒙、疆还不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由于清朝统治时期奉行较为宽容的民族政策，这才有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若是有人拿此大做文章，那么曾奉行“驱除鞑虏”政策的民国政府掌权后，其对边疆的管理就几乎没有任何法理依据，添上这句话后就有效避免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一方面，退位诏书表达了出民族平等的思想，有力稳定了边疆六省的民心；另一方面，也从法理上再次声明东北地区、内蒙（包含外蒙）、新疆、西藏为中国领土。虽然袁世凯最后窃取革命果实，实在令人不齿，但他为维护民族平等、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值得后世肯定与铭记的。
首先要郑重说明一点：写这篇文章，没有半点贬低孙中山先生的意思。
如果你看过孙中山早年从事革命的那些史料，你会真的很佩服他的坚定信念，尤其是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的理念，包括他的行动，都使他无愧被称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和先行者。
但另一方面，他一生的重要对手袁世凯，长期以来还是有被低估乃至过分贬低的嫌疑。
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呈现袁世凯逼宫清廷的前前后后，那真是一幕精彩好戏，袁世凯的城府，手段，胆识呈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袁世凯在1912年前后逼迫清廷退位，是一场完全值得纪念的“不流血革命”。
不过，对袁世凯这个人，更多的还是一声叹息。
一个各方面能力和资源都明显高过同时代任何人的枭雄，凭自己的实力开拓了一个大好局面，最后却下出了一招大臭棋。
当然，这和当时袁世凯身边一群劝进的谋士，以及他的熊儿子袁克定脱离不了关系，但他本人肯定也是难辞其咎，错误估计形势，去开历史的倒车。
一个国父，一个国贼，一念之间，一世英名。
袁世凯：摇摆中的共和
《看历史》何书彬
共和还是帝制，始终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两条路。他以共和梦始，以帝制梦终，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1912年2月12日，外有革命党施压，内有袁世凯逼宫。隆裕太后和清帝颁诏退位。
退位诏乃是立宪派领袖张謇所拟，其中说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袁世凯审阅过诏书，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嘎然而止，中国进入共和时代。
■誓词
在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中华民国元年孙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摄影前排左四黄兴、左五唐绍仪、左七孙中山）
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全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清廷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兴致勃勃，2月16日下午，他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官邸，让蔡为他剪辫子。（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然而在仅仅两天前，蔡廷斡还在抱怨袁世凯太“顽固”，他对《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等到袁世凯的辫子一掉，蔡廷斡就把这个“独家消息”告诉了莫里循。袁世凯的副官唐在礼目睹了整个剪辫过程，他观察到：“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这种极其开心的表现，在袁世凯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见。
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办，与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袁世凯宣誓效忠民国：“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蔡元培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袁世凯的誓词并代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面南正立，谦虚作答：“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事后，袁对一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就职当天，袁世凯以“本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随后又发布补充令：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年）为限，辛亥年应完钱粮征收期限“不在免除之列”。同日，袁连发数道命令，强调“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并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
次日，临时约法公布后，南京参议院致电袁世凯，承认就职大总统，但强调：“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7章56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
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利，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早在革命党人与清廷相持不下时，黄兴就以南方民军司令的名义致电袁世凯，把袁比拟为中国的华盛顿。如今帝制既倒，共和初建，时人对袁世凯更是倍加推许。1912年5月，有记者问孙中山：“先生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得到的答复是：“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
■约法
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袁世凯也不得不经受时人质疑的目光。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这样描述袁世凯的剪辫：“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变化。”
在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即觉得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典礼根本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莫里循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记录：“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袁世凯则很快感受到临时大总统之棘手难当。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法国式责任内阁制，袁世凯遂依法于1912年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均由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等袁派人物一手控制。
这本来堪称袁世凯的私家内阁，但从唐内阁成立的那一天起，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袁、唐二人就不断发生冲突。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虽为国家元首，但由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就成了空有其名而无权的虚职。于是袁为抓权，唐为履职，二人争个不休。袁派的总长们在请示时则都是直接找总统，如财政总长熊希龄在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就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照例不顾总理。唐绍仪的内阁总理干不下去，只好辞职。
但是，袁世凯的苦衷比唐绍仪一点都不少，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年后，他在一份文件中“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会……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
什么事儿都办不成，让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意见越来越大，他开始向往“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张广建致邮传部电》，《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南方的激进革命党人一直在检举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唐内阁倒台后，眼见着袁世凯开始超出《临时约法》规定的范围揽权，这种质疑的声音更为明显。
袁世凯则在1912年6月24日发表公开电为自己辩护。“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孙中山此时也为袁世凯做解释：“故余信袁之为人……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1912.10.6）
■摇摆
外界对于袁世凯的质疑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对于共和制的兴废，的确正处于摇摆之中。
1912年秋天的一天，顾维钧在向袁世凯报告了他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后起立告辞，但袁世凯让他稍待，要和他谈话。
袁世凯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维钧就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维钧就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就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顾解释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应该用不了那么久。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说，“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对共和制不了解的又何止是袁世凯呢？孙中山对此也只能感叹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
全国上下唯有一片抱怨之声。人们发牢骚说共和政体让社会崩溃，“民国不如大清”，就连报章上也开始鼓吹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清朝时的新军操练。图/FOTOE
■独裁
如何说之前袁世凯对共和政体还是尚存疑问，那么，在“二次革命”过后，他就愈发觉得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3月23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一怒之下，不待法庭审理宋案，即开始兴兵讨袁，民国打响了第一次内战，双方交锋不足三月，“二次革命”即烟消云散，孙中山逃亡日本。
袁世凯则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当天著名记者黄远生看到的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袁世凯，他“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不过袁世凯正在把他共和誓词甩到一边。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念誓词“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时。“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
时未期月，袁又在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之后又解散国会。袁世凯向芮恩施解释他为何这么做：“这个国会并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们组织起来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都通过立法手续。他们真正的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民国宪法，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袁还对芮恩施以很当真的口气说：“我们传统的习惯和你们西方的根本不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
他接着做了一个比喻：“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用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芮恩施在他的使华手记里写到，袁世凯一直在“津津有味地重复说着这个比喻，目光炯炯地在我和其他客人方面搜索着同情或保留的表情。”
袁世凯一步步走上了从终身大总统到皇帝的独裁道路。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废除了《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人称“袁记约法”，共10章68条。该约法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10年，不限制连选、连任，并可推荐“接班人”，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还可以传子。
但又何止袁世凯开始心仪独裁呢？二次革命后远遁日本的孙中山痛定思痛，总结失败原因，认为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不堪当革命大任，必须毁党造党，于是他开始组织“中华革命党”，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为唯一领袖。此举当时即招致多方非议，认为这将造就一个极权政党的独裁党魁，但是孙中山分寸不让，还训导“同志”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袁记约法”则取消了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国务员对大总统发布命令的副署权。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至此，袁世凯的两次就职誓词都已烟消云散。接下来的事情世人皆知：袁世凯来了一场失足的皇帝梦。他为此起了一个“洪宪”的年号，意为“伟大的宪政时代”，但是迎接他的是众叛亲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孤独和懊悔中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他”是谁？世人只能猜测。
无人能收拾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代。1913年，当芮恩施初到中国的时候，他对共和在这个国度的扎根还保有信心，“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
但是当他观察到中国历年来因这些“调整”而经受的痛苦和迷茫之后，在1919年离开中国前，他已经换了一种心境，在《使华手记》里忧心忡忡地写道：“倘使中国现在在信心上感到失望，那么，它在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上的这种幻灭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我们在太平洋彼岸将看不到一个和平的工业化的并同情我们理想的国家，面对的却是一个受着残酷控制的实利主义的庞大军事组织。”
袁世凯模仿中国古代皇帝在禅位时的三揖三让
孙中山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袁世凯在周围利益集团的怂恿下，试图复辟称帝。可是，贸然直接称帝势必会遭到旁人的口舌，于是他模仿中国古代皇帝在禅位时的三揖三让。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中古的禅让
第一次时揖让给大清宣统皇帝，表示民国得自大清，要回归帝制也是大清最正统
第二次揖让给朱明后人，说大明是中华正统，大清不愿意当皇帝，那就让给大明后人。
第三次揖让是孔子后人，说孔子是中华教皇。
这三次揖让之后，袁世凯这才当了皇帝，可见他起码还知道做点表面文章，懂一点礼数。
首先，他想到民国总统之位是承接于清朝皇帝，既然决定复辟帝制，帝位理应归还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心知肚明的溥仪知道袁世凯是在演戏，所以婉拒了他的“美意”。
然后，袁世凯想到前明是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于是他想到了明朝皇室后裔。明朝灭亡后，雍正曾派人寻访朱元璋后裔，找到了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王朱桂的后裔朱之琏，并将他封为一等延恩侯，世袭，专门负责祭祀明皇陵。到了清末，延恩侯是朱煜勋，他在民国时住在北京的一处胡同里，生活穷困潦倒。袁世凯找到了朱煜勋，假模假样地欲将帝位“让”给他，被这位末代延恩侯推辞了。
最后，袁世凯想到了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家族。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孔子的嫡长子孙就会被皇帝封为“衍圣公”。他们在古代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在明朝位列文官之首，在清朝还特许在紫禁城行走，在御道上骑马，衍圣公住所规模是仅次于明清皇宫的最大府邸。当时的衍圣公是孔子第76代嫡孙孔令贻，袁世凯的第三让就是将帝位让给他，孔令贻识趣地谢绝了。
1915年12月12日，经过三揖三让后，“万民拥戴”的袁世凯登上了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登基后的袁世凯，很快就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声讨。1916年3月22日，称帝83天的袁世凯被迫宣告退位，6月6日便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