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复明？中华民国成立当天孙文去祭祀明孝陵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正式颁布诏书，宣布满清鞑子伪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标志着中国数千年的皇权统治在这一天结束了，炎黄子孙从此走向崭新的未来，这一天非常值得纪念。叫“皇权统治”比“封建统治”更准确一些。封建制度是从西方传来的一个概念，其实中国从汉朝以后，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开始以后，就没有了封建制度，而是由考试选拔上来文官，由朝廷来管理这个国家。我们其实不是西方那种，公爵管一个大的地方，伯爵管一个小的地方，大公爵管一个更大的地方，封地建侯的制度才叫封建统治，我们这个应该叫皇权统治。
而且比起西方共和制的来临，或者叫革命的来临，其实是很文明的一次。虽然也发生了北洋将领逼宫，然后隆裕太后孤儿寡母哭着说只求母子保命。但是只是吓唬一下，没有真的要屠杀、要流血。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路易十六全家、俄国革命时期的末代沙皇全家，都被满门抄斩，流血导致国家民族大撕裂、发生内战等严重的后果。我们是以非常文明的方式让清帝平静地退位，不但没有杀一个人，而且还颁布了优待清室的条例。就像得过多项奥斯卡奖的《末代皇帝》里面拍的那样，溥仪和他的皇室家族继续住在紫禁城里，一直到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派鹿钟麟把溥仪轰出了紫禁城，从此以后紫禁城就变成了今天的故宫博物院。
清帝溥仪退位，维护了国家稳定，没有撕裂民族，没有爆发内战，而是平稳地过渡，可以说是世界近代史上改朝换代最文明的一次。在这件事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人立了功。后来的军阀内战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或者叫军阀之间的争斗。至少这次退位没有爆发像法国大革命之后那样的保皇党复辟。你要对人家斩尽杀绝，那人家只能拼死反抗，困兽犹斗。所以，我觉得这次变革很文明。
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于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于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朱元璋陵寝）。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从内容看，两件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祭文》中写道：
“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大致说了相同的意思。文中以兴奋的笔调，强调了辛亥首义、清室退位光复中华大业的成就，并且说：“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谒明太祖陵文》
维有明失祀二百六十有七年，中华民国始建.越四十有二日，清帝退位，共和巩立，民国统一，永无僭乱.越三日，国民公仆，临时大总统孙文，谨率国务卿士，文武将吏袛谒大明太祖高皇帝之陵而祝以文曰：
昔宋政不纲，辽元乘运，扰乱中夏，神人共愤.惟我太祖，奋起草野，攘除奸凶，光复旧物，十有二年，遂定大业，禹域清明，污涤膻绝.盖中夏见制于边境小夷数矣，其驱除光复之勋，未有能及太祖之伟硕者也.后世子孙不肖，不能敪厥武，委政小人，为犹不远，卵翼东胡，坐兹强大，因缘盗乱，入据神京.凭肆淫威，宰割赤县，山川被其瑕秽，人民供其刀俎.虽义士逸民跋涉岭海，冀振冠裳之沉沦，续祚胤于一线，前仆后起，相继不绝.而夭未悔祸，人谋无权，徒使历史编末添一伤心旧事而已.自时厥后，法令益严，罪罟益密.嗟我汉人，有重足倾耳，箍口结舌以保性命不给，而又假借名教，盗窃仁义，锢蔽天下，使无异志.帝制之计既周且备，将籍奸术，长保不义.然而张曾画策于私室，林清焱起于京畿，张李倡教于川陇，洪杨发迹于金田:虽义旗不免终蹶，亦足以见人心之所向矣.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权，盎然人心.加以虏氛不竟，强敌四陵，不宝我土，富以其邻.国人虽不肖，犹是神明之胄，岂能忍此终古，以忝先人之灵乎?于是俊杰之士飙发云起，东南厥始发难，吴樾震以一击，徐锡麟注弹丸于满酋之腹，熊成基举烽燧于大江之涘，以及萍乡之役，镇南关之役，最近北京暗杀之役，羊城起义之役，屡鹇捧?再接再厉，天下为之昭苏，虏廷为之色悸，蕴酿蝉蜕，以成兹盛.武汉首义，天人合同，四方风向，海隅景从，遂定长江，淹有河淮.北方既协，携手归来，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柄，还我汉人，皇汉民族，既寿永昌.呜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昔尝闻之，夷狄之运，不过百年，满清历年，乃倍而三，非天无常，事会则然.共和之制，亚东首出，事兼创造，时异迟速.求仁得仁，焉用怨言.又闻在昔救时之士，尝跻斯丘，毷励军志，俯仰山川，唏嘘流涕.昔之所悲，今也则乐.郁郁金陵，龙盘虎踞，宅是旧都，海宇无叱.有旆肃肃，有旅振振，我民来斯，言告厥成.乔木高城，后先有辉，长仰先型，以式来昆.伏维尚飨。
明孝陵
这次祭明孝陵的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当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活动和个人认识。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配发的照片中，有一张就是举行这次祭礼时所摄，那真是冠盖如云，临时国民政府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去了。
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孙中山在满清室退位后，便急忙率领文武百官去到明孝陵举行隆重祭典，把自己摆在明太祖的事业继承者的地位上，向“我高皇帝在天之灵”报告“光复汉室”的喜讯，并且说，能够取得这一胜利，正是靠“我高皇帝在天之灵”的启迪所赐。显然，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这批民主革命家看来，民国的建成这件事所具有的一重极为重大的意义，是在于结束了外族的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也就是说，从此结束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亡国史，光复了中华。两篇祭祀文告里都说得明白，孙中山他们是毫不含糊地把元、清两朝看做是中国亡了国的年代。
为什么孙中山要向朱元璋汇报情况？
有人说“孙中山当时在群众中宣传的口号是”“反清复明”。革命成功后为了表示自己真是要反清复明，就向朱元璋汇报情况。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方式。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孙中山就是要反清复明。一般人认为“明朝是封建王朝，孙中山进行辛亥革命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不可能真的反清复明”。这恰恰是很多人在对明朝认识上的错误。
明朝不是封建王朝，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王朝。当时朱元璋大兴科举，天下各阶层包括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都有很多人在朝中做官，明朝的内阁、言官权力很大，他们敢和皇帝对着干。朝廷的决策受这些人影响，各阶层都有权利。皇帝要是想惩罚这些人还真不好办，真要惩罚这些人，他们就成了以死相争的铮臣，皇帝反而要受舆论指责。嘉靖皇帝、万历皇帝被逼的没办法了，曾经动用锦衣卫惩治言官，最后都挨骂了，那些被惩治的言官大多都留下了美名。明朝还有票拟制度，离虚君共和只差一步。由此可见明朝已经是民主共和国了。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反清复明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把清朝皇帝彻底推倒如果是明朝皇帝在位，孙中山就不必推倒皇帝，只要继续加强君主立宪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朱元璋当年把蒙古人赶出中原，后徐达北伐成功，燕辽、幽云、陕北等地几乎没有蒙古人，蒙古人全部退到了大漠草原。朱元璋去世后，朱棣继续北伐，后朱棣迁都北京，天子亲自守国门，对抗蒙古。之后，英宗朱祁镇、武宗朱厚照都亲自北伐蒙古。这就是“驱除蒙虏”。后来孙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与朱元璋、朱棣、朱祁镇、朱厚照等先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朱元璋当年喊口号，（参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应该喊“驱除蒙虏，光复华夏”。
从“驱除胡虏”和“民主共和”两点来看，朱元璋、朱棣、朱祁镇、朱佑樘、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朱由菘确实是孙中山的前辈。孙中山在南京任大总统时拜谒明孝陵是非常应该的。而且孙中山的陵墓和朱元璋的陵墓距离很近，是相邻的南京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孙中山把自己埋葬在朱元璋旁边就是这种意思。
在祭文中，孙中山向“我高皇帝在天之灵”报告“光复汉室”的喜讯，并且说，能够取得这一胜利，正是靠“我高皇帝在天之灵”的启迪所赐。把自己摆在明太祖的事业继承者的地位上，向“我高皇帝在天之灵”报告“光复汉室”的喜讯。
1912年2月15日，南京，孙中山着一身戎装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谒祭明孝陵。前排左三为南京临时政府南京卫戍总督徐绍桢，左四为陆军总长黄兴，左五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左六为海军总长黄钟瑛，左七是教育总长蔡元培。一个月后，临时政府即宣告解散。佚名摄香港历史博物馆藏
孙中山《祭明陵文》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大明太祖开天行道肇基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沈，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明，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X（“人”旁加“叔”）扰，国力疲敝，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踣，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呜呼!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大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谊，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布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孙中山在清室退位后，率领文武百官去到明孝陵举行隆重祭典，把自己摆在明太祖的事业继承者的地位上，向“我高皇帝在天之灵”报告“光复汉室”的喜讯。现代的教科书称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清复明”的“排满”主张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这个论断非常之狭隘。
一、辛亥革命是一个清末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举的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一场是推翻满清异族统治的民族革命，就这一点而言，孙中山也可以说是继承了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精神。
对革命者而言，虽然他们坚信源自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是他们革命的最终理想，但囿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他们自身及民众难以割舍的强烈的反满情结，符合到时的政治背景的要求。
二、孙中山就是告诉世人中华民国是上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属于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是属于汉人的正统国家，让日本再也无法在道德上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站在道德制高点点堂而皇之的侵害中国的利益。
三、拉拢流亡海外的华人势力，因为当时大量华人势力都是带有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的，而在满清异族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中，许多反清志士都把明孝陵视作汉族同胞民族独立精神的象征，同时对于当时并没有税收来说，海外的资助往往就是救命的稻草。
四、孙的祭拜之举是尊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统一作出努力的人，以祭拜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方式表明自己让位之大义。
五、体现他想真正统一的一种追求。也是为了拉拢地主和旧官僚，意味着中国统一后，会善待他们.
这种做法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观，要是这样就说不对的是封建，就有点武断了，对于这个事件我们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评断他是否适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符合就是推动民族进步好事，不符合就是封建落后的。
分明要建立民主共和，革命党为何推崇朱元璋？
清廷定鼎中原之际，对汉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和残酷的迫害，在思想文化上也加强统治，实行剃发易服政策，严重摧残了汉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此也曾引起激烈的反清抗争。而正是朱元璋所代表的汉人英雄推翻了不可一世的元朝的专制统治，扮演了汉人寻求民族认同的重要角色，成为了恢复汉族衣冠的民族英雄。
朱元璋北伐元朝时颁布的《谕中原檄》称：“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国，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体之。”
朱元璋光复汉族的政治口号，为后世政治家和思想家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智慧启迪。1894年，新生的兴中会将朱元璋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确立为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理想也成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情感上对朱元璋的认同，是因为反清的时代任务迫使他们寻求类似的历史资源，获得精神的慰藉和成功的典范。孙中山对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丰功伟绩顶礼膜拜，在他的著作中时常溢于言表。
1904年，在革命党人刘成禺的请求下，孙中山为其编撰的《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作序。在序言中，孙中山由洪秀全而联想到了朱元璋，盛赞朱元璋“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
革命党人章太炎对朱元璋也推崇备至。他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指陈：“蒙古不道，宰割诸夏，改玉改步，人无异心，（朱元璋）奋臂大泽之间，元政瓦解，北方郡县，传檄而定”。
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对汉民族英雄朱元璋的无限崇敬之情。1911年，章氏在革命檄文《讨满洲檄》中开篇便以朱元璋的伟大功绩为宣传的精神资源。“以民志携，能贵其种，韩宋天完，扶义伐罪，卒统一于朱氏，衣冠礼乐，咸复其初，虽疆域之广，不逮汉家，挞伐所及，远逾宋氏，辨章种族，严于有唐，九边分卫，斥候相属，卫虏不能肆其毒，蒙古不能播其氛”，
对朱元璋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由此，朱元璋的英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南社是清末著名的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其成员对朱元璋亦怀有深厚的政治情感。辛亥革命前夕，南社成员高旭与夫人何亚希、叔父高吹万等人相约前往明孝陵祭拜朱元璋。
面对国家现状和物是人非的明孝陵，南社诗人担忧国家命运，思忆过往的伟人，纷纷以诗言志，如高旭作《谒孝陵》《题孝陵瓦》与《得孝陵砖一方，斫为日月重光砚，纪之以诗》等诗，缅怀朱元璋混一华夏、统一寰区的丰功伟绩。何亚希作《谒孝陵》一诗，表达出了对朱元璋扫荡元朝专制统治的盖世奇功的仰慕之情。高燮在诗中感叹到“铜驼为垂泪，王气空复空”，高旭则神情缅怀到“对砚如对我高皇，玉蜍泪滴心独伤，沐日浴月磐石定，天下大明砚作证”。
他们的诗中流露着对故国逝去的痛心呼喊和对英雄伟人的无限怀念，抒发的不仅仅是故国不堪回首的悲怆，更是将朱元璋作为民族精神的寄托。
在普通民众中，朱元璋的英雄形象也具有一定的认可度。据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记载，清末绍兴一乡绅孙德卿曾经拿着朱元璋的画像分发给乡人，并宣传“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应当把他们打出去”。
至清末，清政权已经定鼎中原二百多年之久，历经数代人的稀释，历史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此时，朱元璋民族英雄形象的重建便有了更加迫切的使命感和更具现实意义的功利性。
革命派已经意识到“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族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之既久，举世皆望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
因而，在革命的宣传中必须更加注重突出清廷残酷性的同时，将朱元璋这位恢复中华的伟人，用革命的思维灌输给民众，发挥出朱元璋应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革命价值。以至于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于1912年2月25日以临时大总统身份率领政府官员前往孝陵拜谒，并以他的名义发布了《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两篇祭文。
在两篇祭文中，孙中山盛赞朱元璋在神州陆沉之时，“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他的“光复大义，昭示来兹”，鼓舞着五百多年后的革命党人“前仆后起，相继不绝，”，从“洪杨发迹于金田”、“徐锡麟注弹丸于满酋之腹、熊成基举烽燧于大江之涘、以及萍乡之役、镇南关之役、北京暗杀之役、羊城起义之役”，到“武汉军兴，建立民国”，革命党人“义声所播，天下响应”，无不以朱元璋为楷模，至于国家肇建，“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
两者内容上是大同小异，主要是借拜谒朱元璋的政治行动，唤起汉族民众的历史记忆，意在表明中华民国继承了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衣钵，它的建立合乎汉人统治的法理。
孙中山拜祭明孝陵的意义在于将推翻清朝的功绩与朱元璋扫荡元朝专制统治的历史相提并论，以祭拜朱元璋的政治行动向天下昭告汉族河山光复的伟大功勋，这是对朱元璋作为“排满”革命的思想资源与精神支助的肯定。
革命党人对朱元璋的崇拜，正是因为朱元璋以赫赫武功扫荡元朝专制统治符合孙中山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廷的革命追求，因此朱元璋成为了大力效法的榜样和顶礼膜拜的英雄。因而，从明末清初的遗民志士试图恢复反清复明的斗争，到清末民初的反清群体多种形式的拜谒，朱元璋都被不断的赋予了历史的使命加以建构。
至辛亥革命后，拜谒明孝陵的政治活动有增无减，更加公开化。丘逢甲这位在台湾的著名抗日英雄以及南社的主要的成员都曾先后前往拜谒。鲁迅也曾回忆说：“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是民族的革命者。”
1925年，在孙中山的追悼大会上，杨杏佛作挽联歌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先二百年，独创名言，视孔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后廿四史，别开生面，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杨杏佛将孙中山与朱元璋并称，在高度肯定了孙中山一生的伟大功绩的同时，更是将朱元璋作为汉族的英雄楷模推向了政治膜拜的巅峰。
朱元璋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宣言无疑是民族主义的先声，也是民族革命的精神寄托。在“反满”的时代大潮中，朱元璋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理论和舆论的双重资源，被纳入辛亥革命的谱系之中，成为重要的精神象征。
洪秀全这个精神病疯子也在建立政权后谒祭明孝陵
洪秀全《祭明太祖陵寝文》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引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沈，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据，灵秀之胄，杂以腥膻，种族沦亡，二百年矣。秀全自惟凉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藉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君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秀全不肖，以体吾皇之心，与天下附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