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这么残忍：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绝后
本文摘自《中国式权力博弈》，作者：王觉仁，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李建成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嫡长子，本有望继承大业，却在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中丧命。李世民弑杀兄弟后，又血洗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脉及其党羽，人言李世民踏着血路登临皇位。
唐朝玄武门之变基本上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李唐皇族的血并未流够。
因为斩草还须除根！
太子和齐王虽然已经被除掉了，但是他们的十个儿子还在。对于李世民而言，这就意味着残存的政治异己势力还在、一种潜在的复仇力量还在！问题倒不是担心这十个年少和年幼的侄子长大后会揭竿而起替他们父亲报仇，而是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不会有心怀叵测之人利用他们的仇恨、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兴风作浪。所以，既然这场弑兄、杀弟、逼父的流血政变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么李世民只能按照它本身的惯性，把它进一步推向那个无可避免的逻辑终点屠侄！
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要说残忍，这或许是一种残忍。可是，这就是权力斗争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内，每个人都是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你或许可以选择充当什么角色，但你绝对无法改变角色固有的规定性。在历史和时代条件圈定的樊笼中，你只能最大限度地适应并利用规则，却绝对无力改变规则。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规则中游刃有余，但是你不可能溢出规则之外。进而言之，如果武德九年发生的是“昆明池之变”而非“玄武门之变”，如果这场巅峰对决最终胜出的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那么李建成在杀掉秦王之后，会不会向秦王的儿子们挥起屠刀呢？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一旦历史选择了玄武门之变，一旦命运之神钟情于李世民，那么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就注定在劫难逃！
六月四日这一天午后，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立刻发出了恐惧而绝望的哭嚎。那十个年轻和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而已。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仅仅在蹒跚学步。
杀完太子和齐王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他说：“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
同日，高祖下诏大赦天下，并称：“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
六月五日，冯立和谢叔方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
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一举扭转乾坤，翦除了政敌，取得了政变的成功，而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从而顺利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大唐帝国的历史遽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恢弘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将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李世民35个子女的命运结局：有权有势也难保善终
也许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到贞观年间，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这个流血事件是怎样深深地纠缠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
贞观十七年那个阴雨蒙蒙的春天，当第五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的消息传来，唐太宗李世民愤然提笔写下了这道谴责李祐的手诏。书毕，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胜。
除了对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脑海中，是否也会闪过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当他颤抖的笔墨写到“背礼违义、弃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是否也会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呢？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会不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而那潸潸而下的泪水，又岂止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的呢？！
无独有偶。齐王李祐刚刚伏诛，这一年四月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夺嫡企图），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此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惨剧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担心被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则无异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时的唐太宗才会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
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伟业又何尝不是一面巨大的“招魂幡”呢？
无论盛世贞观在后人的心目中获享怎样的景仰和尊崇，也无论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多么光辉而伟大的政治典范，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个尘封的角落，它却可以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产物，也可以是一面招魂的旗幡。
换句话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失落在玄武门的东西，李世民将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岁月去寻找；对于父兄和弟侄在道德与亲情上的巨大亏欠，李世民也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努力去偿还。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构成了开创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那最不为人所知却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当然，这种努力对李世民本人来讲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是极为隐晦而难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灵魂的自我救赎”的确具有非凡的意义就像是一种无上的信仰之于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御极后的种种自律、宽宏和坚忍。唯其如此，它才能推动李世民从“个体的小我”走向“历史的大我”，从阴暗而血腥的玄武门，走向华丽而光明的贞观。
李建成被杀，太子妃去哪儿了？
李建成已死，但太子妃的下落却成了谜。李世民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将贞观前后的史料大肆删减，因此人们对太子妃一无所知，甚至姓甚名谁都无从知晓。但好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太子妃的身世重见天日，与此同时，也为我们还原了李世民血洗兄弟的“犯罪现场”。
太子妃的身世可以重见天日，还要感谢一群盗墓贼。2013年，西安警方破获了一起倒卖文物的案件，在大量的文物中有一块墓志，上刻“大唐故隐太子妃郑氏墓志铭并序”。贞观十六年（642年），李世民追赠李建成为隐太子，由此便知隐太子妃郑氏就是当年的太子妃。关于太子妃的一切和当年的惨案，在千年之后公之于众。
根据墓志记载，太子妃名叫郑观音，观音与佛教有关，唐朝是个崇拜佛教的王朝，比如李建成，小字毗沙门，专家推测其很有可能附会毗沙门天王。但郑观音也许不是太子妃的本名，比如陈后主的皇后沈婺华，在陈朝灭国后，落发为尼，更名为观音。联想到太子妃的经历，或许在李建成死后，她皈依佛门后自取的名字。
太子妃姓郑，郑氏在当时为名门望族，南北朝皆有官至宰相的高官，据推测郑观音出自北朝高官。因此，郑观音从小家境优越，长相貌美，品德高尚，碑文以东汉马皇后和邓太后与之相比，可见郑观音有母仪天下之风。
郑观音于16岁嫁给李建成，当时李渊还没有太原起义。没多久，李渊起兵，李建成跟随李渊入主关中，随即李建成被封为太子，郑观音也成了大唐的太子妃。一切都很顺利，郑观音也将成为唐朝的下一个女主人。
不过，郑观音并没有因此而骄傲，时常注意言行举止，孝敬公婆，厉行节俭，对金银珠宝不感兴趣，反而喜欢读书写字，从不争风吃醋，把东宫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可惜好景不长，玄武门政变发生后，一切都变了。
郑观音的墓志是由唐朝皇家所制，因而墓碑对血案也闪烁其词，只有几笔带过，但从一些细节也能看出，当年的李世民是有多么的残忍。史书记载，李建成死后，其五子全部被诛，但这五个儿子多大呢，现在我们才知不过是3岁小儿！
郑观音的墓志上记载李建成的第二个女儿李婉顺，生于武德6年，4岁丧父，可想而知其他5子也不过上下年龄，李世民斩草除根，连3岁娃娃都不放过，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不战而栗。
郑观音眼见丈夫和幼小的孩子被杀，她却束手无策，这是怎样一种心情！但留给她的不仅仅有悲痛，更有4个幼女和腹中的孩子。没错，当时的郑观音已经怀有身孕，但她是什么心情呢？恐怕是万不愿这个孩子出世，万一是个男孩，还是难逃厄运，就算是个女孩，出生也没了父亲。
好在，这个遗腹子是个女孩，28岁的郑观音便带着5个幼女住到了宫外别馆，过起了低调的生活。郑观音身着粗衣，不施粉黛，含辛茹苦的抚养女儿成人。相比李世民风光嫁人的公主，李建成的女儿们却无人问津，甚至没有一笔记载。
郑观音就这样与世隔绝，窗外的盛世于她而言也没有任何关系。郑观音在别馆安静度过50多年，直到上元三年，死在了长乐门内，享年78岁。78算是高寿了，但对郑观音来讲，每一日似乎都度日如年，不知时间有没有抚平她的伤口。
郑观音是前太子妃，为何李世民当初没把她也一起杀了呢？或许这里有三点考虑：
其一，女人不同于男人，在政变中大多可以活命，她们常以“奖品”的形式被赐给其他男人。比如南陈灭亡时，陈后主的姐妹和后宫佳丽全部被杨坚父子赐给了功臣和将领，而李元吉的妻子也被李世民占有，可见女人并不是皇权忌惮的对象，反而是以之炫耀的资本；
其二，李世民忌惮郑氏的家庭背景，不敢对其怠慢。上文所述，郑氏是名门望族，李世民还要笼络士族为其所用，而且郑氏一族与李唐皇室关系盘根错节。比如李世民就有位郑姓贤妃，令据《册府元龟》记载：“李安严与隐太子同取郑氏，因事东宫”，可见郑观音的姐妹也嫁作宫中朝臣；
其三，李世民在利用郑观音缓解“家庭”内部矛盾，算是为罪行在忏悔，或者是让外人看起来他在忏悔。从郑观音的墓志可以看出她的经历，郑观音死于李治执政时期，李世民父子能够对其妥善照顾，是他们修补家族裂痕的表现。
但不管李世民对郑观音有多么的照顾，是否能比得上李建成在世对她的一句叮咛、比得上子女在父母膝下承欢的天伦之乐？覆水难收，结局已定，世人自有公论。这一对分隔半世纪的夫妻，终于可以在九泉之下相见了。
李建成李元吉死后，女儿们怎么样了
考古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不仅能够发掘出价值连城的珍稀文物，一些出土的竹简、铭文还能够对历史进行最真实的还原，填补史书中的空白，这也是考古学对历史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
玄武门之变，作为唐朝初年最大的政治事件，影响深远，历来都是史学家们所关注的焦点。但事情发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很多当时的史料都已残缺不全，关于玄武门之变，至今仍有很多谜团，其中最惹人关注的，莫过于李世民如何对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儿子、女儿。
《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了斩草除根，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儿子，前后一共十人。但关于两人的女儿下场究竟如何？是否也像哥哥弟弟一样，被李世民所杀，史书中却没有记载。
不过随着陕西省考古队数十年发掘唐朝墓葬的成果越来越丰富，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正慢慢的浮出水面。其中有三块出土于西安附近的唐朝墓志铭，向世人证实了一点，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并没有杀李建成、李元吉的女儿，而是对他们另有安排。
在一块名为《大唐刘应道妻故闻喜县主墓志》的墓志中，记载了李建成的女儿李婉顺的生平事迹。上面写道：“主讳婉顺，高祖武皇帝之孙，隐太子第二女也，年十七而封，龙朔元年夏遘疾数旬，六月六日薨于长安居德坊第。”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墓主人名叫李婉顺，是唐高祖李渊的孙女，太子李建成的第二个女儿。玄武门之变后，她并没有被杀，反而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闻喜县主，一直活到了唐高宗龙朔年间，才因病死于长安城的家中。
李建成的女儿没有被杀，那李元吉的女儿下场如何呢？考古队在西安的考古中，也发现了两块墓志铭，分别是：《大唐新野县主李氏墓志铭》和《唐文安县主墓志铭》。
第一块墓志的主人是李元吉第六个女儿李令，她在玄武门之变后同样没有被杀，而且被李世民收为养女，带到宫中生活。“县主讳令，高祖太武皇帝之孙，巢剌王元吉第六女也……以龙朔二年三月廿三日，遘疾终于京师胜业之里。”根据墓志记载，她同样死于唐高宗龙朔年间。
第二块墓志的主人是李元吉另一个女儿文安县主，“主讳某某，父巢刺王（李元吉）……封文安县主。以贞观廿二年，卒於长安颁政里之第，年二十六。
这三块墓志铭出土之后，史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这三位公主有很多相同点，第一，作为皇权竞争失败者李建成、李元吉的女儿，并没有被李世民所杀，全部活到成年才去世。第二，三人全部被李世民册封，但封号不是公主、郡主，而是低下的县主。第三、三人全部嫁给了开国功臣或朝廷重臣的子孙。
通过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李世民不杀李建成、李元吉的女儿，一方面是女人在古代没有威胁，另一方面三位公主长大之后，分别嫁给了唐朝开国重臣刘林甫的儿子、河东的裴重晖、工部尚书驸马都尉的世子段俨，成为皇室拉拢朝廷大臣的工具，这也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