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周武王到底是自称还是后人追尊的谥号？
《咬文嚼字》1999年第1期《活人居然有谥号》一文指出，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演员们，不应该在剧中直呼“武王”“纣王”，因为这些称谓都是帝王死后所得的谥号，生前是不可能具有的，所以听起来感到“有点别扭”。
该文的意见说对了一半。“武王”的“武”确实是周天子姬发的谥号，生前无人可知；但“纣王”的“纣”却不能这么说，古人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纣”是谥号，因为历史文献中有记载，例如：
汉蔡邕《独断》卷下：“帝谥……残义损善曰纣。”
《吕氏春秋·功名》汉高诱注：“贼仁多累曰纣。”
另一种意见认为“纣”不是谥号，因为商朝还没有谥法，相传为周代文献的《逸周书·谥法解》中也未收载“纣”字的谥义。《尚书·西伯戡黎》唐孔颖达疏指出，“纣”字本来并没有不好的意思，后人之所以说“残义损善曰纣”，是因为见到商纣的暴虐无道，才特地附会给“纣”字这样的“恶义”。
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纣”是“先号后谥”，即生前已作称号，死后即定为“谥”（见唐杜佑《通典·礼六十四》）。这显然是一种折中调和的说法。
我是同意第二种意见的，“纣”应当是生前的称谓而不是死后的谥号。理由如下：
汉代学者郑玄说：“纣，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爱而欲立焉，号日‘受德，时人传声转作‘纣也。史掌书，知其本，故曰‘受。”（《尚书·西伯戡黎》孔颖达疏转引）
在汉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中，对这位商朝末代帝王的称呼大致有两种写法：《尚书》一律写作“受”，而《周易》《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则全都写作“纣”。郑玄认为“纣”的名本来应当是“受”。纣本名为辛，是商王帝乙的少子。帝乙因为宠爱他，想让他继承君位，特地赐给他一个名号叫“受德”，意思是“有承受天命的德行”。由于“受”“纣”二字读音相近，当时人们就误“受”为“纣”，但宫廷史官职掌记录王言，知道这个字本来应当作“受”。郑玄是汉代的大儒，又是学贯群经的著名训诂家，他把这件事说得头头是道，应当是有所依据的。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写道：“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谥号是君主死后由嗣王和大臣们议定的，而司马迁却说“天下谓之纣”，可见他也不认为“纣”是谥号。清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九在遍引蔡邕、高诱、裴驷、杜佑等人的注解后指出：“以桀、纣为谥，皆不足据。”
如果有人以为我在上面提到的几位古贤的论述还不够有力的话，那么，下面这条理由就是无可辩驳的了：即当商朝末年纣还活着的时候，周武王统率大军到达商郊牧野准备与商军决战，在发表的誓师文告中已经直呼其名为“商王受”（或“殷王纣”）。誓词的原文见于《尚书·牧誓》（也见于《史记·周本纪》，文字略有差异）：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史记·周本纪》引作‘殷王纣）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在今本《尚书》中，还有《泰誓》《武成》等篇文告和记载，述及周武王直接称呼“商王受”的话。经清代学者考证，那些都属于魏晋时人伪造的《伪古文尚书》，不足为据。只有上面所引的《牧誓》一篇，才是商末周初留存下来的周朝政府的正式文件。在这篇誓词中，武王姬发直接称纣为“商王受”，然后历数其不修对祖先的祭祀，遗弃先王的后裔亲属，以及信用诸侯各国逃亡人员，使他们祸害百姓等罪状，宣告自己出兵讨商是代天行罚。当时，武王还没有攻进商都朝歌，纣还没有登鹿台自焚而死。这就充分证明：“纣（受）”只能是帝辛生前的名号，而绝不会是他死后才有的谥号。
此外，我在前面提到，今本《尚书》中的《泰誓》（共上中下三篇）属于魏晋时人所伪造，不能引以为据。但是《史记·周本纪》中引用的一段《太誓》（古代“太”可通“泰”，如“泰山”可书作“太山”）逸文，却又另当别论。其文云：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
这是周武王在伐商战争中发表的另一篇誓师文告，时间是在从盟津北渡黄河之后、到达牧野之前，文中也同《牧誓》一样，直呼“殷王纣”之名。
司马迁曾任汉朝的太史令，能够亲自阅览皇家“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凡是商末周初留存下来的政府文件，他完全有可能看到。上面这段引自官方藏书的《太誓》逸文，应当是可信的。我想，凭着《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所引《太誓》逸文这两条证据，“纣（受）”是帝辛谥号的观点可以否定了。
（原载1999-03）
“周武王”的“武”也不是谥号
我在《咬文嚼字》1999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纣王”的“纣”是谥号吗？》，文中说到：“武王”的“武”是周天子姬发的谥号，“纣王”的“纣”则不是商帝辛的谥号，而是他生前的名号。
最近，编辑部转来了上海市北中学卞体颖先生的一封信。该信指出：
其实“武”也非姬发的谥号而恰是其自称，书载：“从西周开国到共王，王号都是自称，不是谥号，从孝王起，才是死后所加的谥。”
卞先生信中带引号的这段话，不知道摘自哪部著作，但他的意见却引起了我的重视。我认真查检了有关的资料，也翻阅了近人研究谥法的一些专著，感到卞信所提的主要意见是正确的，即“武”不是周天子姬发的谥号。但说“是其自称”却未必确切，恐怕应当是臣下在姬发生前对他的一种美称。由于问题比较专门，无法在本刊详加讨论，我只能将汪受宽先生《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中有关章节的内容略加介绍，也算是对拙文错误说法所作的纠正吧。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了青铜器“利簋”。专家们一致认为，此簋（guǐ，古代食器）作于周武王十二年，即灭商之年。簋上的铭文共32字，张政烺教授释读如下：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司利金，用作旃公宝尊彝。
铭文的大意是：
武王征伐商国。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当夜打了胜仗，很快就占领了商国。辛未这天，武王在阑地军营，赏赐给臣下利一些铜。利于是铸造了以先祖旃公命名的珍贵的礼器。
铭文中最重要的一句是“珷征商”。“珷”是“武王”二字的合文，指的就是周王姬发。他此时还在世，他的臣下利在铭文中就称其为“武王”。这说明，“武”决不会是姬发死后的谥号，而是生前的称谓。当然这里并非自称，而是臣下对其所尊崇的君王的美称。
不仅武王，西周的成、昭、穆、共、懿诸王之号，也同样不是谥号而是生称。
《谥法研究》分别引录了以下各出土彝器铭文加以证明：
周成王时的《献侯嚣尊铭》说：“惟成王大囗在宗周。”
周昭王时的《宗周钟铭》说：“服子乃遣间来逆邵王……”（按：“邵”通“昭”，“邵王”即“昭王”。）
周穆王时的《长甶盉铭》说：“穆王在下淢居。”
周共王时的《五祀卫鼎铭》说：“余执弊王卹工于邵大室。”（按：“龏”通“共”（gōng），“龏王”即“共王”。）
周懿王时的《匡卣铭》说：“?王在射庐。”（按：“?”同“懿”，“歌王”即“懿王”。）
以上五例中的“成王”“邵王”“穆王”“弊王”“?王”，都是臣下在成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生前对他们的称呼，足证“成”“邵”“穆”“龏”“?”都是生称而不是谥号。
《谥法研究》最后总结说：从孝王开始，钟鼎彝器铭文中，就不再发现有生称周王尊号的记载，可见孝王及其以下夷、厉、宣、幽、平诸王，都是死后所定的谥号了。
（原载1999-08）
周武王姬发（？―约前1043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常称其为珷[wǔ]王，岐周（今陕西岐山）人。他在位13年，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周文王姬昌与太姒[sì]嫡次子。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故得以继位。约前1056年文王崩逝，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那么周武王是死后谥号呢？还是生前的自称？
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谥号争论了很长时间，很多人认为这是生称谥，就是这两位生前就有这样的美名，例如大名鼎鼎的利簋的铭文开头就是“武王征商”。但姬发应该不会自称武王，在《尚书·牧誓》里他自称“予发”。王国维解释这种生称谥时，曰：“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殷人卜辞中有文祖乙（即武乙），康祖丁（庚丁），《周书》亦称天乙为成汤，则文、武、成、康之为美名，古矣。”郭沫若也认为是生称，得到很多人赞同和附和，但当代学者研究后认为还应该是谥号，如彭裕商的《谥法探源》，像商纣王帝辛不是谥号，有学者认为是庙号，武丁武乙文丁的文武应该是谥号的初始。西周中前期没有很严格的谥号制度，基本都是生称某某王，然后演变为后来的谥号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