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是太子人选 李治却坐享渔翁之利继承大统
英武的唐太宗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可是他亲手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却令他大失所望。昔日追随他打天下的寒士们，也不具备担负起匡扶李唐的力量。随着保守派大臣占据主动，年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共有14个儿子，他们分别是：
太子李承乾（619年645年），唐太宗长子，母为长孙皇后。
楚王李宽（619年一?），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二子，母后宫宫女。
吴王李恪（619年65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子，母为隋炀帝女杨妃。
魏王李泰（620年652年），唐太宗第四子，母为长孙皇后。
齐王李佑（?-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第五子，阴嫔为嫔。
蜀王李愔（?667年），唐太宗第六子，母隋炀帝女杨妃。
蒋王李恽，唐太宗第七子，母为王氏。
越王李贞（627年-688年），唐太宗第八子，母为燕德妃。
高宗李治（628年-683年），唐太宗李世民九子，母为长孙皇后。
纪王李慎（?689年7月28日），唐太宗第十子，母为韦贵妃。
江殇王李嚣（?-632年）唐太宗李世民第十一子，母为燕德妃。
代王李简（?631年5月9日）代王，母不详。
赵王李福（637-670年9月1日），唐太宗李世民第十三子，母为杨贵妃。
曹王李明（?682年），唐太宗第十四子，母为巢王妃。
在李世民的所有儿子中，他比较看好的是四皇子魏王李泰。李泰比承乾小一岁，相貌英俊，聪明好学，端肃多才，在太宗看来，是一定能成为一个有道明君的。然而朝中的重臣却都很反对，尤以长孙无忌（已故长孙皇后之兄）和褚遂良（谏议大夫）反对最为激烈。幼的李治被推向前台。无奈之下，唐太宗改立李治为太子，正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旧唐书·李泰列传》：
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新唐书·李泰列传》：
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
《册府元龟◎帝王部?英断》：
太宗因谓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储宫之位可经求而得也。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与承乾可无恙也。”
《册府元龟◎宗室部?谴让》：
太宗因谓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储宫之位，可经营而得也。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与承乾可无恙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
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
各处史书上记载得非常明确，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失败后，唐太宗的最高指导思想就是如何能够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至于这三个儿子之外的其他皇子，都不在唐太宗担心的范围之内。
不要觉得唐太宗偏心，要知道人心天生是偏左的，想要一碗水端平本来就是难事，唐太宗也不是阳光普照大地的圣人圣父，就只是个普通人，会有所偏心偏爱再正常不过。
不过光有李治当太子并不能让唐太宗彻底放下心来，毕竟新皇登基后，他的同胞兄弟处境是最危险的，西晋的齐王司马攸、隋朝的杨勇杨秀等人正是前车之鉴，所以唐太宗临终前为了以防万一，坚决不让李泰回京奔丧，以免被人趁机找借口加以处置。更甚至为了转移大家的视线，唐太宗还特地把宗室中排行仅次于荆王李元景的吴王李恪推出来当做替罪羊。
《资治通鉴》：
（贞观十七年十一月）敕选良家女以实东宫；癸巳（十七日），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宁辞之。……..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上乃止。十二月，壬子（初六），上谓吴王恪曰：“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要不戒！”
《册府元龟》◎帝王部·诫励：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帝谓吴王曰：“父之於子，恩爱是常。子能仁孝不骞，父亦恩情自重。若不顺其亲，数有罪恶，刑戮将及，何爱之有？昔汉武立昭帝，燕王旦嚣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至，身死国除。为人臣不得不慎。”
《旧唐书·禇遂良列传》：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寝疾，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又顾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仍命遂良草诏。
《册府元龟》◎刑法部守法正直：
帝因泣谓侍臣曰：朕兄弟不多，荆王是朕长叔，吴王是朕兄，虽犯国经，欲就公等乞叔及兄姊等命。敦礼进曰：昔周公诛管蔡，汉景夷七国，至於孝昭之时，燕王盖主谋逆，皆正刑典，此乃前事不远，陛下岂可屈法申恩？乃从之。
回想一下唐太宗立李治时的雷厉风行，在一干重臣面前以秀自杀为要挟，而反观欲立李恪时，唐太宗竟然只对一个最不可能赞成的人随口说了一句。而且从《资治通鉴》的史料上看，就算李治十一月十七日拒绝纳妾，唐太宗疑其仁弱并立马想到了李恪，但短短的十几天，十二月初六，唐太宗却反过来警告李恪不要学燕王刘旦，并说我已经帮你做准好了霍光。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唐太宗居然在临终前还对着长孙无忌提到了霍光，这其中的奥妙，有些人是永远不愿去想，也不敢去深究的。所以唐高宗在处置李恪等人时为什么会有大臣特意提及燕王刘旦一事，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他们不过是在遵从唐太宗的旨意办事。
当然，也有人声称唐太宗用燕王旦警告李恪是在“保护”李恪，在为李恪“好”，让李恪自己谨慎小心一些，不过这真的是唐太宗在为李恪好吗？
李恪作为亲王，无论是生活在什么时期，他的命都不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何况以李恪提名太子未果这件事，以及他敏感的庶长子身份，新皇登基后会发生什么事，以唐太宗的政治智慧不可能想不到。所以唐太宗要是真的在保护李恪，真的为李恪好，就不该是告诫李恪自己要谨言慎行一些，而是应该明确告诉未来的皇帝李治你要善待李恪。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汉高祖刘邦在改立刘如意失败后，特意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告诉他一定要照顾好如意这个弟弟；唐太宗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就是为了让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能够同时活着唐太宗既然能明确向自己的接班人李治表示日后一定要善待李承乾、李泰这两个哥哥，为什么不同样强调一下也要善待李恪呢？
所以唐太宗警告李恪，只是警告而已，和所谓的保护李恪无关，更不是在为李恪好。唐太宗若是真的为李恪好，就该告诉未来的皇帝一定要善待李恪。
还有人说警告云云也有记载是在贞观十一年的，但《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在没有确切时间记载的事，司马光通常是很统筒把事情记载在一个大事件后面，而警告别学燕旦，《资治通鉴》里明确记载了是“十七年，十二月，壬子”。司马光与李恪无冤无仇，没理由去捏造一个日期来使得立李恪为太子变得可笑与不真实，所以这个日子就是唐太宗告诫李恪日子，何况《册府元龟》上也同样记载了此事发生在贞观十七年十二月。
综合对比一下上述史料，唐太宗为什么要提名李恪为太子也就一目了然了，就是为了让大家把目光从李治的同胞兄弟身上转移到李恪这个庶长子上。不过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就这么一个庶长子的身份，当真就有那么重要？那么庶长子这个辈分究竟有多少分量，看看唐高祖的庶长子荆王李元景就知道了。
《唐會要卷第九十食實封數》：
荊王元景。二千五百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
荆王元景……贞观初，历迁雍州牧、右骁卫大将军。
唐太宗登基时李元景才几岁，对大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言，就这样，唐太宗一下子就给了他实封2500户的超高待遇（当时亲王实封一般600户到800户），后来又是雍州牧又是右骁卫大将军，就是因为李元景这个唐高祖的庶长子、宗室头号亲王的头衔太过扎眼，唐太宗必须予以一定的安抚。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唐高宗登基后，又进一步加封了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这两个宗室排前两号的人物分别为司徒与司空，虽然三公的头衔不过是个虚职，但也象征了唐高宗对宗室的安抚。
所以永徽四年高阳公主等人谋反时，为什么要推举荆王李元景上台，就是因为他这个唐高祖庶长子的身份是宗室之首，占了名分的先机，不然按照远近亲疏甚至才望来看，韩王李元嘉是高阳公主的驸马房遗爱弟弟的岳父，不仅关系更近，而且在宗室中更是才名远播比李元景好多了。高阳公主却压根没搭理跟自己关系更近且有着贤王之名的李元嘉，而是直接推了宗室之首的李元景上台，庶长子的名分有多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
为何会有这样的结论呢？且看如下内容：
唐太宗即位不久，立长子李承乾为皇子，时年八岁。为了培养李承乾，唐太宗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李世民首先选择年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少师。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师教严肃。“每谈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当时年幼的承乾未尝“不耸然礼敬。”唐太宗对承乾虚心接受师教，最初是满意的。然而，承乾生于深宫大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成人以后缺乏乃父那样弓刀跃马，千里驰骋，接触民间，目睹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阅历，故而目光短浅、识不及远。”及长，好声色，漫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廨下。而且承乾想方设法闭拒宫城的进谏规劝。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期望与培养。
贞观五年六月，太子少师李纲病逝，唐太宗把教育太子的重任委之于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李百药针对承乾颇为留心典籍及爱好嬉戏的特点，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古来储君成败之事来讽谏承乾。唐太宗对此十分赏识，然而李承乾依然故我，于志宁、李百药只好灰心离职。
唐太宗考虑到李承乾虽有过失，然而仍有可塑的希望，认为只要有名师的指点，总可匡正果实。于是又无色了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杜正伦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贞观初以不畏触犯逆鳞而闻名朝野，唐太宗起用杜正伦的用意在于“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身处地为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这时，承乾脚上患病，不能朝谒，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直接机会。于是群小之辈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了“奢纵日甚”的浪荡歪道。对于杜正伦的规谏，他全不理睬。杜正伦因而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是屡次开到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得弹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嘱来威慑他，冀其震惧，改过自新。但承乾作表奏闻，太宗难堪，只得迁怒与杜正伦，贬为州官，以示惩罚。经此一波三折之后，唐太宗还未完全失去对承乾的希望，又选定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孔颖达坚守谏职，“每犯颜进谏”，面折承乾。承乾的乳母认为措辞过重，孔颖达不为所胁，反而“谏诤愈切”，并借撰《孝经义疏》之机，“因文见义，愈广规谏之道。”太宗闻讯后，深为嘉纳，赐孔颖达帛百匹、黄金十斤。可是承乾还是无动于衷，唐太宗只得另寻名师。贞观十二年，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遂命著名谏臣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
面对太子不肖的现实，唐太宗一直没有放弃李承乾，但他的心情却时而有所动摇。这也难怪，因为皇储的问题历来都是封建皇帝德的政治难题。大约从贞观十年起，唐太宗开始表露过废立太子之意，这给子嗣和大臣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行动空间。其中，最有竞争力的当属魏王泰及其僚属。
李泰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是承乾的胞弟，贞观十年，徙封魏王。李泰幼时聪敏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爱好经籍、舆地之学，深得太宗欢心，由此得宠。李泰的得宠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交互消长的。而唐太宗对丽台也是有意心许，并对之偏袒。贞观十年二月，唐太宗“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李泰手下文人心领神会太宗的默示，便由司马苏帽出面，“劝泰延宾客著书，如古贤王。”于是，李泰奏请撰著《括地志》，物色著作郎晓得眼等四人撰写。由于唐太宗的大力支持，经费充裕、待遇优厚。“士又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籍，门若市然，”这位李泰夺嫡打响了第一炮。
贞观十四年正月，唐太宗临幸魏王泰宅邸，赦免雍州牧长安县囚徒死刑以下罪犯，免延康里当年租赋，赐泰辅料及同里老人各有差等，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四年前，李泰生母长孙皇后身患重病，承乾建议赦免囚徒以祈求福庆，唐太宗没有照办。此时此刻，唐太宗却为爱子特别开恩。他的这种做法已经逾越了礼制，但他却不以为然。
唐太宗对魏王的宠爱是很明显的，但他无法在嫡子继承制与自己的心意之间作出割舍。然而，自贞观十年至贞观十六年以来，从唐太宗对魏王泰有意偏袒并着力扶持他的实际行动上来看，唐太宗是有意让魏王泰再合适的机会到来时成为储君的。
贞观十年正月，唐太宗重新调整了分封子弟十七人为王；二月，除五人因年幼暂不赴任外，其余十二人均下诏迁往诸州都督，但只有相州都督魏王李泰“不之官，”由张亮代行都督相州职权。太宗把李泰留在身边，就含有废太子的用意在内。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李泰的师傅。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辄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即陈思王曹植、曹操第三子），及文帝即位，防守紧闭，犹同于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言显然是在提醒唐太宗及早定分止争，不可对魏王树恩过多，以免祸乱滋生。然而，唐太宗并不以为意，将马周的进言放在了一边。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声称“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暗示魏王泰可以取代承乾。魏征当即表示反对：“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以长，所以绝庶孽之窥愈，塞祸乱之源体。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并强调，“立嫡以长”是皇位继承的原则。这令唐太宗很不乐意，但他看到重臣海滨不赞同李泰。于是，次年他特地命宰相房玄龄兼任太子少师，向群臣表示自己对太子地位的重视。
贞观十五年初，为了庆祝平定高昌的胜利，唐太宗赐宴于两仪殿，与群臣讨论高昌灭亡的原因。魏征乘着唐太宗高兴当场进谏说：“臣观古来地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还举出了汉高祖刘邦“将废嫡立庶，”后经谋臣张良的劝告，卒以赖之不废的典故，希望太宗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要听大臣们的忠言。”唐太宗闻听此言很觉扫兴，但考虑到魏征一心只为社稷，也就并没有发怒。不久，唐太宗外出巡幸，他特命已被渐渐疏远的皇太子李承乾“监国”，并留尚书右仆射高士廉加以辅佐。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几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数字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而。但自古嫡庶无良，何尝不倾败国家。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术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议觊觎，多由此作，齐王府官僚，武陵过司考。”
面对重臣的反对，唐太宗最终放弃了立魏王为嗣的打算。他开始限制诸王的权力，弱化诸王的僚佐了，为的是东宫地位的稳固。
为了匡正承乾的君德，唐太宗又诚心邀请他最信任的大臣魏征出任太子少师，并向群臣宣誓：“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征，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当时，魏征因病初愈，上表辞退。唐太宗特下手诏晓谕：“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忘家。及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魏征得到诏令后，知道责任重大，于是不顾老病，最终接受了这个职任。这说明他为了维护皇位嫡长制及预防争立储君的内乱，愿意担负起匡扶承乾的重任。
然而，从贞观十年开始，随着唐太宗废太子之意的表露，朝臣中为了夺嫡渐渐形成了一些派系，政局开始被立储之事搅动的有些混乱。唐太宗深知，稳定压倒一切，于是他于贞观十六年以后开始放弃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谋立李泰为嗣的打算，重申了嫡长子继承制，并且一再强调“良佐”辅弼，以塞祸乱。
贞观十七年春正月十七日，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去世。一代名相从此与世长辞。唐太宗闻讯，悲痛不已。举丧之日，唐太宗亲自到灵堂前痛苦，追赠魏征为司空，谥号“文贞”，并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将之写于石碑上。另外，他又赐给魏征家食邑九百户。唐太宗回顾了魏征赤胆忠心，报效社稷的一生，对身边的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说完，悲伤流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魏征的去世，另有一层含义。
魏王党人蠢蠢欲动，他们乘机散步：“太子承乾脚有毛病，而魏王李泰聪明，领悟力又高，时常隋太宗出游……已有附会者”的传言。同时，在内庭外庭，魏王党人也加紧了攻势。
李承乾早已失宠，加之没有重臣支持，又恶名远播，疾病缠身，他开始着急了，日夜担心自己地位不保。迷信武力的李承乾派心腹死士乞干承基暗杀魏王，却不料乞干承基潜入魏王府后见到魏王府豢养的死士八百余人，戒备之森严，几乎无从下手。此计不成，李承乾又找来汉王李元昌、侯君集、杜荷等人商议，素来含怨的李元昌和侯君集乘机力劝李承乾谋反，他们很快就结成了死党。
贞观十七年二月，就在李承乾紧锣密鼓地策划政变时，太宗第五子齐王李祐于齐州（今山东历城）起兵造反。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在审问谋逆案件时，牵连到了李承乾的亲信乞干承基。
四月初一，乞干承基在传讯中供出了李承乾密谋发动政变的方案。太宗大为震骇，立即指定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世勣，会同大理、中书、门下组成专门法庭进行调查审判。这个专门法庭几乎汇集了当朝所有的高级官员，可见太宗对调查太子谋反案是何等的重视？专门法庭经过调查，认定谋反证据确凿。太宗问侍从官员说：“怎么处置李承乾？”没有人敢回答，通事舍人来济建议说：“陛下仍然是慈父，太子得以终其天年，当属最好的结局。”唐太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四月初六，唐太宗下诏罢黜太子李承乾，贬为平民，囚禁于右领军。九月初七，李承乾被流放到黔州。
李承乾谋反之后，太子之位出现了空缺，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然而，魏征去世之后，党争的残酷性已使得诸多大臣对立嗣问题不敢进言。当此一时，魏王又占据了主动。
然而，急不可耐的魏王却当着父亲的面立下了奇怪的誓言：“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当唐太宗将此言转述与大臣们时，谏议大夫褚遂良当即正词直谏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昔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已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原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唐太宗深感褚遂良所言在理。
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晋王李治由于有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鼎力支持，因而很为魏王所忌惮。唐太宗出于保全宗室的考虑，便召见了李治，却发现他魂不守舍、忧心忡忡，心里很是奇怪。后来一再追问与调查才得知实情：原来魏王泰见晋王李治还是个孩子，于是派人私下里要挟他说：‘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经此恐吓，晋王果然‘忧形于色，坐卧不安。唐太宗对魏王泰的这一做法很是反感，他不曾想到魏王的心机如此之重，阴谋如此之深。幡然之后，他才想到李承乾为何有如此过激的行为了。
不久，唐太宗与李承乾进行了最后的交谈。李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叫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李承乾这番话的份量，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唐太宗不无痛楚地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自此，唐太宗彻底打消了立李泰为太子的念头。
经过反复的波折，唐太宗想到了第三子李恪，他对群臣说道这位三皇子“英果类我。”但李恪是隋炀帝女儿杨氏所生，为庶出，按照嫡子继承制，他的资格在嫡子之后。李世民将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意图传达给众臣时，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他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举旗不定则败，况储君乎。”
其时，长孙无忌在朝中权重无比，他的言行已经代表了整个关陇贵族集团。在朝中，长孙无忌又有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等人的支持，加之他又具备国舅的身份，自己的子孙中没有一人参与谋反。这一切因素，导致了唐太宗在晚年加深了对长孙无忌的信任。
而李恪，久在外藩为王，与朝中大臣来往较少，因而缺少了来自权力中枢的支持。
辉煌已经散去，只剩下沉默之后的沉思。经过几番犹豫不决的反复斟酌之后，太宗痛楚且遗憾地认识到：大局已定李治将是唯一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