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兴亡启示录 自上而下大面积腐败拜金非亡不可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家族和他建立的政权对历史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就是司马氏及其建立的晋王朝。司马氏先后建立了西晋和东晋两个政权。西晋建立于265年，280年灭东吴，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百余年的分裂局面。但十年之后（291年），爆发“八王之乱”，接着永嘉之乱、五胡内迁，流民起义，全国陷入大混乱，316年，西晋灭亡。西晋共51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在西晋王朝建立过程中，司马懿是奠基者。他发动高平陵政变，控制曹魏大权，中经司马师、司马昭的苦心经营，到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晋，再到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毒死，西晋灭亡。西晋的兴和衰与司马家族紧密相连，从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研究西晋的兴亡过程，可以深刻、形象地理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兴亡周期律，从西晋的兴衰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低调展才华

司马懿赢得曹操信任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迭有多种形式，如，有的王朝是经过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也有以和平的方式--禅代，后者将前者赶下台。所谓禅代，实则宫廷政变，乍看是和平交接，却是经过了激烈的政治博弈，赢家稳操胜券，败者体面下台而已。

司马氏取代曹魏，就是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才打败政敌的。其历程可谓惊心动魄，血雨腥风。

司马氏是河内温县远近闻名的大族，世代为官，司马懿的祖父辈，三代（钧、儁、防）均为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可谓高门望族，远近闻名，属于士族阶层。

司马家族有一定的文化传承。“伏膺儒教”，其家风受礼教影响较深。司马防对子女教育要求严格，把家庭当作模拟朝廷，“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

司马氏显赫的家世与宦官之后的曹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司马家族中有的人与曹操关系不错，但从内心深处而言，司马氏家族不少人是看不起曹操的。尤其是司马懿，他对曹操控制汉献帝，掌控朝政大权的行径十分不满，更瞧不起曹操的出身，“不欲失节屈从曹氏”。但当时曹操势头正盛，在朝廷说一不二，为发展势力，他很需要得到司马氏这样有影响的家族的支持。为拉拢司马懿，他软硬兼施，使司马懿感到恐惧，终于出山，来到曹操身边做官。虽然曹操比司马懿年长20多岁，但司马懿“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被誉为“非常之器”，其才干不在曹操之下。当这两个强人一见面，矛盾便随之产生了。据说曹操曾做一梦，梦见“三马同食一槽”（三马，指三司马，司马懿、师、昭；槽，曹家也）,这让曹操十分不爽，他对儿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关于这个梦，虽然不排除有后人附会之嫌，但曹操见到精明的司马懿之后，在潜意识中产生防范戒备之心也是可能的。

不过在曹操当政之时，司马懿不显山不露水，做事低调，十分谨慎，这是因为他知道曹操的厉害。司马懿工作勤恳，办事谨慎，尽量迎合曹操，讨曹操欢心。司马懿在以下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第一，办事认真，尽职尽责。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他工作勤勉，夜以继日，甚至连割草放牧这样的小事，全都亲自过问，曹操这才逐渐放心。

第二，曲意迎合，以求好感。

曹操晚年，权势强大，代汉称帝时机日益成熟，可是曹操却坚持不称帝，这表现了曹操顾全大局，具有政治家的胸怀。因为他一旦称帝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曹操何尝不想称帝，他只是以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司马懿深知曹操的矛盾心理，便有意投其所好，以求好感。

有一年，孙权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建议曹操顺应天命，代汉称帝。曹操一眼看穿了孙权的真实用意，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显然，曹操骂孙权是从维护天下稳定这一大局出发的，而内心极力压抑当皇帝的欲望。

当时正在曹操身旁的司马懿也见到了孙权的信，立即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孙）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舜）、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此话极力投其所好，让曹操高兴。虽然曹操没有称帝，但司马懿却赢得了曹操的好感。217年，曹丕被立为太子，司马懿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与曹丕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第三，献计献策，展示才华。

司马懿是才华横溢之人，但他又很清楚曹操的性格。所以他尽量做到既展示才华，又不过分张扬，更不与曹操发生冲突，点到为止，不温不火。这期间，有三件事他做得很漂亮，司马懿的才华也得以表现。

之一，得陇望蜀，具有战略眼光。

建安二十年（215年），他随曹操征讨张鲁。--张鲁原来在益州牧刘焉手下做官，后来被派往汉中驻守。汉中在今陕西南部，是进入四川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张鲁到达汉中后，自以为羽翼丰满，便宣布脱离刘焉，建立了割据政权。

曹操认为，张鲁政权的存在对他是个威胁，决定进行征讨。曹军逼近汉中后，张鲁见抵挡不过，便投降了曹操。在张鲁决定向曹操投降的时候，司马懿向曹操建议，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

显然，司马懿是希望曹操乘胜进军，一举夺取益州。按当时曹操和刘备的力量对比，曹操是有可能趁刘备立足未稳拿下益州的。即使打不下来，也可以震慑刘备。但曹操似乎没有勇气继续南下攻占益州。他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曹操没有听从司马懿的意见，司马懿也很知趣，不再坚持。

“得陇望蜀”似乎指司马懿贪心不知足。但是司马懿的建议立足点高，认为得到汉中后，乘胜进军，以攻为守，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刘备，也可以重创刘备，以保汉中不丢。从这点看，他具有战略眼光。曹操没有采纳司马懿的建议，结果后来汉中得而复失，还损失了一员大将。

之二，兴办军屯，具有经济头脑。

军粮是军队的重要物质基础，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农民流散，土地荒芜，军队粮食奇缺，曹操为解决军粮问题，于196年实行屯田，把流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以管理军队的方式组织生产，屯田当年就大见成效，是为民屯。建安末年，战争减少，司马懿又向曹操提出利用军队屯田的建议。他说：“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且耕且守”就是军屯。曹操采纳了建议，命令军队不打仗时种地，从事生产，“务农积谷，国用丰赡”。建议实行军屯是司马懿对曹魏政权的一大贡献，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之三，利用矛盾，显示军事才能。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率军攻魏将曹仁于樊（湖北襄樊市）。关羽引汉水淹樊城，驻扎樊城的于禁七支部队全被淹死，史称“水淹七军”。此时关羽声势大振，威镇中原。曹操担心樊城失守，许昌不稳，想迁都河北，以躲避关羽的锋芒。司马懿时为曹操的军司马，他经过认真分析局势后，向曹操建议：“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

司马懿的意思是：于禁虽遭水淹，但整个战局没有失败，如果迁都，不仅会造成“示敌以弱”，还会造成民众不安，政权不稳；所以不能迁都。孙权、刘备明和暗不和，应与孙权秘密联合，让孙权在后面牵制关羽，前后夹击，打败关羽，解救樊城之围。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这个建议，派使者去见孙权，魏吴经过密谋达成了联合进攻关羽的计划。在魏吴军队南北夹击下，关羽丢失荆州，败走麦城，最后兵败被杀。这一仗的胜利，展示了司马懿善于利用矛盾，击破敌人的军事才能。

司马懿的才华和对曹魏政权的贡献使曹操渐渐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甚至任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接近、辅佐曹丕。

曹丕称帝之后，曹丕对司马懿非常佩服，他每次向司马懿问计“辄有奇策”。司马懿在抗击诸葛亮北伐、发展经济、兴办屯田等诸多大事上功绩显赫，逐渐成为曹魏朝廷最具影响力的大臣。

司马氏代魏

一场激烈的生死博弈

司马懿取代曹魏的政治野心是何时形成的？

我认为，司马懿取代曹魏之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曹操时期，司马懿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曹操的权势在司马懿之上。曹操死后，曹氏父子一代不如一代，这本身就容易使权臣产生非分之想。而司马懿超人的才干，卓越的功绩，也容易被认为有政治野心。虽然你没做什么，但有人已经感觉到了。

《三国志》中有三条材料可以说明。

第一条，前引曹操曾对太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这可能是曹操通过对司马懿的观察，感觉来者不善，心存疑虑，又做了一个“三马同食一槽”的梦，进而产生不祥之兆，故说此话。

第二条，《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说：（魏明）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懿）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司马懿是朝廷重臣，但能否忠于魏室（社稷）还不太清楚。陈矫见司马懿权势不断增大，对其发展前景有些担心。

第三条，《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载老臣高堂隆临终前口占疏文说：“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高堂隆所说鹰扬之臣也显然系指司马懿。

司马懿萌生取代曹魏之心，是在魏明帝曹睿死后，他和曹魏宗室曹爽共同辅政时期。曹爽是一个既愚蠢又贪心的家伙，他排挤司马懿，司马懿借机归家“养病”，暗中准备，拉拢党羽，训练军队。到249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掌控了曹魏大权，但是反司马的力量依然很强，司马懿和他的儿子为掌控大权，与反对派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争斗，但不管怎样说，曹魏历史进入了司马氏时代。

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将曹魏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过，曹魏势力是不会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的。从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到265年西晋建立，16年中，反抗司马氏专权的事件从未停止过。从外部看，曾爆发过三次以对抗司马氏为目标的淮南之叛：251年王凌之叛；255年毌丘俭之叛；258年诸葛诞之叛。从内部讲，仅皇帝发动的反司马事件就有两次。第一次是254年，小曹芳密谋袭杀司马师；第二次是260年，魏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马昭的专横，向几个大臣诉苦水，历数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并且亲自披挂上阵，企图杀掉司马昭。曹魏势力对抗司马氏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他们的图谋均被粉碎，曹芳被废，曹髦被杀，曹魏集团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为有效地震慑反对派，司马师还对士人群体实行高压政治，顺者昌，逆者亡，著名的文人团体--竹林七贤，在司马氏的威慑下，分化瓦解，有的投靠了司马氏，有的继续与司马氏持对抗态度，著名士人嵇康竟被司马昭杀掉。

司马懿父子对政敌毫不手软，击败了曹魏集团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到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迫使魏帝曹奂下台，取代曹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司马氏家族夺取曹魏政权从根本上讲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比较而言，司马懿是凭借军功登上高位的，在曹魏政权中属于“事功派”；而曹爽集团，是由曹魏宗室及贵戚子弟组成，不务实，尚空谈，可称“浮华派”。事功派的司马懿能够最终取胜，反映了司马氏集团在政治谋略、政治斗争经验方面远远强于曹爽集团。

不过，在这场残酷的政治博弈中，也暴露出司马氏奸诈、残忍的一面。比如他对曹爽集团成员“夷三族”，许多无辜之人也惨遭杀害。受到牵连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包括已出嫁多年的女子，全部连坐处死。为使士人就范，他们软硬兼施，在利益和死亡面前，士人集团分化瓦解，以竹林七贤为例，王戎、山涛不失时机地加入了司马氏集团，向秀则步他们后尘，顶着司马氏的嘲讽，违心加入。向秀入仕仅为保全性命，《晋书·向秀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可知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同样为保命的还有阮咸、刘伶。他们似乎看透了人生，既不是勇敢地参与政治，又不投靠司马氏，而是崇尚老庄，放达任性。终日我行我素，玩世不恭，常有惊人之举。

七贤之中，只有嵇康、阮籍敢于站在司马氏的对立面。嵇康性格刚烈，厌恶司马氏篡权的行径，拒绝司马氏的拉拢，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斥责山涛为名实则表示与司马氏绝交。嵇康的不合作态度激怒了司马氏，捏造罪名将嵇康杀掉。而性格软弱的阮籍，在司马氏的高压逼迫下，郁闷而死。嵇、阮死后，闻名遐迩的竹林七贤彻底瓦解，司马氏进一步扫清了取代曹魏的障碍。

“居治忘危”

司马炎丧失大好局面

司马懿及其儿子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不断挫败政敌的反抗，扫清了障碍，到265年，司马师的儿子司马炎称帝，终于取代了曹魏。

司马炎即位之初，能够以国事为重，励精图治，实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治，使社会矛盾有所缓解。泰始四年（268年），司马炎发布诏书：表示“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所谓“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本意是无所作为，但是运用到治国理念上，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要是对人民少干扰，轻徭薄赋，不大兴土木，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历史证明，国家在社会动荡之后实行这样的政策，会使社会安定，经济恢复。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为实行了清静无为的政策。

同年，司马炎又在诏书中提出治国五条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当政者要以身作则，起好作用。“勤百姓”，关注百姓的生活。“抚孤寡”，关心社会上老年人、家里有困难的那些人。“敦本息末”，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本”指农业，“末”指商业，“敦本息末”就是要重农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得太繁琐、复杂。

为使诏书的精神落实到实处，司马炎带头遵守执行。他严禁奢侈，有一年司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带礼物前来祝贺，司马炎予以禁止。有一太医向司马炎献上一件雉头裘，精美无比，司马炎不但没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当众焚烧于殿前。并下令：朝廷内外再有人敢这样做一定以罪论之。

司马炎这样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对社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马炎在位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灭东吴的战争，实现了天下归一，三国归晋。晋武帝司马炎发动的灭东吴战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西晋是魏晋南北朝近400年历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国统一。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汇集和民族融合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西晋在280年统一中国后，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国家统一后，迫切需要恢复经济秩序，发展生产，晋武帝推行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太康元年，西晋政府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的法令。

所谓占田，就是允许农民占有法律上规定的土地。即一个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可以占田30亩；课田是督课种田的意思，也就是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田租和实物。正丁（16至60岁），男子按50亩征收，女子按20亩征收。次丁（13至15岁、61至65岁），男子减半即按25亩征收，女子免课。

课田的田租是每亩缴纳8升，50亩共交租4斛（升、斗、斛都是十进位）。除田租以外，西晋政府还颁布了户调制，即按户征收实物，规定丁男做户主的每年交绢3匹、绵3斤，妇女及次丁男做户主的减半交纳。

对占田制，从积极角度看有促进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意义，占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对土地的开垦和利用。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不过，占田制的问题也很明显，在政府没有保障措施条件下农民占有土地是不平衡的，占田之数有多有少，而课田数字却是固定的，这必然使那些土地较少的农民负担加重。所以，占田制理想化的成分颇多，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根本没能解决。

在占田制的规定中还有官员按照品级占田。当时官分九品，品第一者占田50顷，每品之间，相差5顷，第九品占田10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荫即荫庇，被荫庇者不再向政府交纳租赋。这样一看，贵族官僚和农民在经济上的差别真是一天一地。

晋武帝司马炎在平吴前后，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由于北方战乱较多，劳动力缺乏，西晋在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招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20年。灭吴后，继续用优惠政策吸引吴人北上，迁居北方者，免除徭役20年。为增加农业人口，鼓励早婚，下令女子17岁以上不出嫁者，由官府代找配偶。晋武帝还多次下令“省徭务本”，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汲郡太守王宏搞经济有成效，晋武帝予以表彰，提拔为大司农。

在西晋太康年间，由于国家统一，战争减少，加之晋武帝司马炎推行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太康之治”。

《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晋纪·总论》则这样描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甚至出现了“天下无穷人”的谚语。这些记载，显然有夸张，但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应是真实的。

然而，在国家统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马炎开始飘飘然，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生活上由提倡节俭开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晋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官僚大臣争相贪污敛财，炫富比富。社会风气变得腐败不堪，西晋王朝沦落为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

西晋社会风气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风气最为突出，严重地腐蚀社会机体。

第一，奢侈腐化之风。

西晋统治集团腐化先从皇帝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但他仍不满足，灭吴之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运到洛阳，这样，后宫宫女达到万人。由于宫女太多，司马炎不知所从，有时就坐在一辆羊拉的车上在宫里转悠，车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口，就在哪儿过夜。

上行下效，皇帝如此荒淫无度、纵情享乐，怎么能对下面进行约束？于是那些皇亲贵戚、官僚大臣紧随其后，纵情声色，极尽奢华。

有的讲究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敛了许多钱财，“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每天吃饭的花费达到两万，超过其父一倍。

西晋盛行炫富、比富之风，石崇和王恺比富斗宝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晋，有些权势过大、财产过多的人，牛气冲天，缺乏自制，甚至拿杀人当儿戏。

据《晋书·王恺传》记载：外戚王恺在宴请宾客时常安排一些女伎奏乐助兴，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调，王恺便当众把她处死。石崇也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极其残忍的家伙，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王敦与王导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恶狠狠地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关于“斩美人劝酒”的故事,史书记载有所不同。《晋书·王敦传》载为王恺事，非石崇。《世说新语·汰侈》说是石崇所为。后来的学者认为在传说过程中，把人物搞错了。

但无论是王恺还是石崇，我们已无法追究他们的杀人罪行，我们只能说，王恺、石崇还有王敦，都是一批冷血动物，他们良心泯灭，自私冷酷，是西晋腐败社会的产物。

对社会自上而下崇尚奢华的现象，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大臣傅咸就向朝廷上书，愤怒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他还说：“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上下送礼贪污成风。这些富人的钱，正常的工资肯定省不出来的，必定要贪赃枉法。淤泥之中，好人也难以洁身自爱。名将杜预一向高风亮节，为老百姓做的好事一大堆，但是他整天还忙另一件事，那就是派人到洛阳行贿。别人问：你难道还想升官?杜预：我哪有这个念头，只是恳求朝廷的人不要背后捅我一刀，就是上天保佑我了。

司马炎曾经在南郊祭天，礼毕后，想到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感慨万千，问旁边的司隶校尉（监督京师和周边地方的监察官）刘毅：你认为朕和汉代哪个皇帝可以相比啊？

刘毅不假思索，答：桓帝、灵帝。

司马炎一惊，很不爽，说：朕虽然比不上古代那些明君，但还是勤于政事。又平定东吴，统一天下，比作桓、灵，太过分了吧。

刘毅答：桓、灵时卖官，钱都进了官库;陛下卖官，钱都被私人拿走了，如果这样比的话，还不如桓、灵。

为了掩饰尴尬，司马炎不能龙颜大怒，还得陪笑着说：桓、灵时，哪里能听到这些话呢。今天有直臣，所以朕和桓、灵还是不同的。

为官奢侈，普通老百姓家也都是时尚达人。发髻要用假发相衬，首饰要做成武器形状，拎包鞋子要名牌。大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都拿青春赌明天，个个潇洒走一回。

由于国家初平，虽然隐患重重，还不至于立即动荡。但已是作死的节奏。武帝更是昏了头，临死之前亲手埋下了“炸弹”，埋得全国都是。而且不顾无数人的劝说，把引爆的装置放在两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手中：一个是白痴，一个是变态。结果他一死，“炸弹”就被引爆，而且连锁反应，遍地开花，炸得西晋粉身碎骨。

第二，金钱崇拜之风。

在司马炎的纵容和包庇下，西晋的官僚富豪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利益，贪婪地搜刮民财，金钱成为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有了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本来就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在西晋，钱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人们痛感这一社会风气对社会的腐蚀，纷纷写文章予以抨击。其中鲁褒写了一篇著名的《钱神论》，辛辣地讥讽一切为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

鲁褒对钱的作用的论述，十分精辟，他把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和钱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写道：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还写道：

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又曰：“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故日：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鲁褒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钱”变成了社会一个有力的“杠杆”，人们毫不隐讳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举国上下的人都在争利、逐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此种现象成为社会时尚，那国家肯定要出问题了。在钱的驱动下，西晋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统治危机日益显现。

第三，清谈虚浮之风。

西晋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清谈虚浮之风。清谈又称“谈玄”、“玄言”，专门讨论一些抽象的脱离实际的问题。讨论一些抽象的哲理问题，如有与无、才（才能）与性（道德）、名教（政治制度与道德）与自然（天道、人类本性）等，如果是士人研究讨论，不仅与政局无关，反倒是一种雅兴。

问题是西晋官僚们也大倡玄风。他们以“名士”自居，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故弄玄虚。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誉为玄谈领袖。他从黄门侍郎历任中领军、尚书令。职务很高，却不干实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手执玉柄麈尾，“妙善玄言”，和他一起善于谈玄的还有乐广。《晋书·乐广传》：“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宅心事外就是心思在政事以外，不好好干事，每天乐此不疲的就是清谈。西晋官员们终日谈论玄远、喝酒放纵，不去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风气必然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晋灭亡时，大臣王衍被杀前，叹息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后来人称清谈误国。

不过，我认为，清谈只是表象，士人清谈往往谈哲理、概念，有些命题很有价值，这不能说误国，而官员不工作，净瞎扯，影响工作效率，但还不至于误国。西晋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不是本。

陈寅恪先生曾著文分析所谓“清谈误国”，他说：“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

陈寅恪先生还说：“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那时候的西晋官场是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此话有理。

西晋灭亡有很多原因，晋武帝司马炎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社会风气败坏肯定是原因之一。司马炎的过错并不只是这些，他在位期间还有一个更大的失误，为西晋动乱埋下了祸根。

选太子失误，八王之乱

使西晋陷入灭顶之灾

在家族统治的专制时代，皇权的交接是在王室内部进行的。“太子，天下之本”。选对接班人，天下平安；若有闪失，往往造成天下大乱。因此，选择接班人就成为朝廷的头等大事。司马炎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他选择的接班人是司马衷。司马衷是司马炎的次子，老大在两岁时死了，司马衷成了实际上的长子，从资格上讲司马衷没问题，不过，司马衷既痴又笨，净说傻话，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材料。司马炎也知道儿子太笨，甚至感到他很可能“不堪奉大统”，不能继承皇位，担当大任。那他为什么还要固执地立司马衷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顶不住枕边风。司马炎曾与司马衷的生母杨皇后商议，想另立一个太子。在“母以子为贵”的封建时代，换太子可能关系到杨皇后及其家族的地位，司马炎的想法刚一说出就遭到杨皇后的强烈反对，杨皇后道：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司马炎很清楚这个从西周就传下来的宗法制传统，其实宗法制还有变通的内容，就是当没有合适的嫡子时，“立子以贵不以长”。意为如正妻无子，可以立这些妃妾中地位最高的儿子为继承人。这显然是杨皇后不答应的。面对杨皇后的阻挠，司马炎无力反驳。

第二，心存侥幸，企图寄托皇太孙。司马衷虽然傻乎乎的，但是他有一个叫司马遹的儿子却十分聪明，这是他和宫女所生，一直在司马炎身边。这孩子聪明伶俐，晋武帝非常喜欢这个孙子，经常把他带在身边。时间一长，一个念头在司马炎心里形成：虽然太子司马衷不令他满意，但孙子大有希望，将来把他立为司马衷的太子，司马氏的天下不就可以振兴了吗？

作为一国之君，司马炎的想法真是太幼稚、太简单。试想，傻乎乎的司马衷能否顺利做皇帝，晋王朝能否保全都是未知数，这第三代接班人几乎是没影的事。再有，司马遹非正妻所生，司马衷的正妻是贾南风，司马炎也不想想，这个女人会让司马遹顺利接班吗？

司马炎在选接班人问题上，徘徊犹豫，缺少理智，终于酿成大祸。

司马炎晚年在为司马衷选择太子妃的问题上也犯了糊涂，他选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贾南风。此女是司马师的亲信贾充之女，长相奇丑，心胸狭窄，报复心很强，入宫后，见宫里处处是粉黛佳丽，不仅妒火中烧，不许司马衷接近别的女人，甚至加害她人，险些被废。司马衷继位后，她被立为皇后，更加肆无忌惮，急于干政。291年，她先策动楚王司马玮（司马衷的五弟）进京杀掉外戚杨骏，又命司马玮杀掉执朝政的汝南王司马亮和老臣卫瓘，接着，又以司马玮滥杀大臣为名，将其杀死。贾南风以卑鄙的手法，一箭双雕，一石数鸟，翻云覆雨，在很短的时间内连除晋朝四员名臣老将，制造了西晋历史上空前的大杀戮，从此开始了贾南风专朝时期。

后来贾南风又设计杀掉庶出的太子司马遹，自以为得计，可以垄断朝政了，但司马诸王都想揽权，于是纷纷出场，一场争夺皇权大战展开，这就是八王之乱。

这场大乱前后进行了1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触目惊心的王室内部大屠杀。这些王其实都是很近的亲戚。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反目成仇，势不两立，不顾亲情，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中国古代像八王之乱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的动乱，并不是很多，由于中国古代是家天下的人治社会，能使社会基本稳定，皇帝的作用很大，因为没有制度能够对皇帝有根本性的节制，如果他的作用发挥不好，一意孤行，那社会可就遭殃了。应该说，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就是晋武帝选择的接班人有问题，立司马衷为太子不当，选太子妃贾南风更糟糕，导致司马炎死后贾南风乘机上下其手，酿成动乱。唐太宗说：“惠帝（司马衷）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

司马炎的糊涂，说到底还是皇权至上的专制制度造成的，中国古代对皇权，缺乏一个有力的制约、监督机制，往往个人一意孤行，就没人敢管了，致使他一错再错，终于酿成大祸。

不能善待民族

反抗烈火葬送西晋

西晋王朝不仅内部存在严重的统治危机，还有外患，即周边地区出了问题史称“五胡内迁”。所谓五胡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在现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及河套以北的广大区域，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东汉以来，他们逐渐向黄河流域迁徙。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原因大体有两个：

一是受中原农业文明的吸引。农耕经济，春种秋收，生活稳定，不用四处迁徙，对周边民族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逐渐向黄河流域移动。

二是少数民族自身生存的需要。不少学者认为，北方自东汉末到三国以来气温下降，自然灾害严重。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曾写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这篇文章中竺先生认为，中国五千年来出现了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的交替发生。特别是寒冷期，一次比一次时间长，一次比一次强度大，气温低。其中从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

这时期的寒冷情况在史书中有一些记载。如，曹操在铜雀台（河北临漳）种橘，只开花不结果。225年，曹丕率10万大军至广陵（今扬州附近）准备伐吴，但，是岁大寒，结冰期比往年早许多，沿江的水道都结上了冰，战船不得入江，最后只能停止。这是目前所知的淮河封冻的最早记载。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记载：“赤乌四年（241年）一月，襄阳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晋书》中多次记载春秋时节天反常甚至降雪的情况。

如，“武帝秦始七年（271年）五月雪。”“武帝咸宁二年（277年）八月暴寒且冰，河间暴风雪，寒冰，五郡国陨雪伤谷。”“武帝太康九年（288年）夏四月，陇西陨霜伤麦。”“武帝太康十年（289年）夏四月，八郡国陨霜。”有学者推算，当时的气温比现在低2℃－4℃。中原地区尚且如此，北方的天气更加恶劣。

《十六国春秋》记载：“前燕慕容暐十四年（374年），八月天降暴雨雪，雪深三尺，大寒，旅作役者冻死数人，士卒饥冻死者万余人。”当时慕容氏活动地区主要在冀南豫北一带，这段材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寒冷。由于天寒地冻，大量牧草、牲畜都被冻死，住在草原的游牧民族无法生活，只好向黄河流域迁徙。

从汉末到魏晋，北方南迁的民族人数很多，达到数百万人。关中地区（今陕西）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占了一半左右。

少数民族内迁后主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及河北、辽宁南部的广大地区。怎样看待这么多的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呢？从经济发展上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就要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适应农耕生活，加速他们的汉化。汉人在与少数民族接触中，也可以向他们学习，各民族杂居，互相取长补短，有利于民族融合，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作为国家统治者，应该利用民族混杂的实际状况，推行有利于民族交往的政策，这样做，有益于民族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

然而，西晋接连不断的内乱已使统治者丧失了处理内迁民族问题的自信心，他们害怕少数民族内迁威胁他们的统治，所以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态度是坚决拒绝，而且要把他们赶出去。早在西晋灭东吴（280年）之后，大臣郭钦就向晋武帝上书，提出要解决少数民族内迁问题，说：“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郭钦的上书，杀气腾腾，把少数民族视为洪水猛兽。郭钦的建议虽然符合当时朝廷的意愿，但真正实施可就困难了。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迁到内地的，人数众多，分散各地，与汉族杂处，不可能将他们再迁回。

由于西晋政府不能善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他们不断起义，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比如匈奴人郝散、郝度元，氐人齐万年等都是带领少数民族起义的首领。

而晋王室内部由于爆发八王之乱，兵力分散，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没有取得成功，民族矛盾越发尖锐。元康九年（299年），大臣江统写《徙戎论》，上书朝廷，再次呼吁朝廷把少数民族迁回故地。文章对少数民族持有强烈的偏见，竟然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还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称戎狄是“人面兽心”，建议摒除胡人，“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基拓迹，谋及子孙者也”。

江统的主张和郭钦一样，代表了西晋朝廷中那些思想顽固的汉人官僚，他们自我膨胀，盲目自尊，用鄙视的态度看待少数民族，其实表现了他们内心很虚弱，很不自信。历史证明，西晋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歧视、排斥的态度，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使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激化，后果极为严重。

相比较而言，在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比较好的是唐朝，唐统治者以比较开放的心胸看待民族关系，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乐于与少数民族打交道，政府中有不少少数民族人做官。唐太宗不把少数民族看作异己力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朝自身力量强大，社会稳定，他的重要大臣魏征说“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就是这个道理。西晋由于自身不稳定，所以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上显得很被动，很不自信，然而，当时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发展已成燎原之势，西晋政府想挡也挡不住了。

八王之乱平息后，西晋又有永嘉之乱，以匈奴人刘渊及其子刘聪、刘耀和羯人石勒为主力的反晋武装不断向西晋政府发动攻击，313年，国都洛阳陷落，晋怀帝司马炽被俘，西晋残余势力又在长安成立小朝廷苟延残喘。在反晋武装不断打击下，316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司马邺投降，西晋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西晋灭亡的启示

纵观西晋兴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西晋由兴到亡，犹如上山下山。上山者，司马懿、师、昭父子三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曹爽集团，掌控了曹魏大权。为了夺取曹魏政权，司马懿父子经过16年的拼打，到265年，终于登到了山顶，司马炎继承父祖打下的江山，成为西晋的开国皇帝，但司马炎没有经营好司马氏的天下，由于选接班人失误，加之社会风气败坏，民族矛盾尖锐，西晋开始走下坡路。西晋衰败，如同滑坡，速度越来越快，司马炎之后的三个皇帝，个个短命，仅用了26年，就完全葬送了大晋帝国。

与强大的汉唐王朝相比，西晋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的统治群体是其短命的硬伤。比如，西汉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文、景到汉武帝，六七十年间，推行清净无为的恢复经济的政策，国家恢复了元气，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为汉武帝时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唐朝从李渊建国到唐玄宗虽然出现动荡，甚至武则天还改了唐朝的国号，但是唐朝没有大乱，根基未动摇，几代皇帝励精图治，持续发展，终于开创了繁荣的开元盛世。

西晋社会腐败，历史闻名。腐败问题历朝皆有，但像西晋这样自上而下、大面积的恶性腐败并不多见。

《晋书·惠帝纪》讲到西晋的社会风气时这样说：“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

所谓“互市”就是交换。权与钱、权与人、权与色、权与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可以交换，权钱交易，钱能通神，比富炫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铜臭味，严重腐蚀了社会机体。道德无底线，游戏无规则，腐败使西晋到处乌烟瘴气。

从西晋灭亡中还可得到两点启示。

一是民生最重要。

在西晋社会连绵不断的动乱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大量人口死于战火或逃难途中。西晋战乱，究竟使多少人死于非命，无法统计。由于战乱不已，政府无暇顾及民生，导致保障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如水利工程得不到维护，所以当自然灾害来临时，由于灾害防御能力低下，水利工程失修，卫生预防全无，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人民更加痛苦。据《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严重缺水，“河、洛、江、汉皆竭，可涉”。涉，即徒步渡水，黄河、洛河、长江和汉江的水都干了，可以趟水过河，可见旱到什么程度。永嘉四年（310年），闹蝗灾，“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马颈上的长毛）皆尽”。这是说整个北方地区，蝗虫太多了，不仅草木被吃光，连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二是生命最可贵。

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和建立晋政权的过程中，许多士人也遭到杀戮，他们自以为参与政治，可以“治国平天下”，到头来却陷入了权力之争的残酷游戏。《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人不断被杀的惨痛教训，人口大量死亡的悲惨状况，使他们渐渐清醒起来，他们意识到，人世间最珍贵的是生命，最舒心的生活是“贵适宜”，他们逐渐认识到“自我”，产生了与所谓“政治”的疏离感，他们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张扬个性，珍爱自我，行为举止标新立异，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魏晋风度”。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

总之，在短命的西晋王朝给后人的启示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民生，远离仇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