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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真实1942:死亡人数达300多万是人祸造成

所属分类:历史解密 编辑:元气少女 访问量:4121 更新时间:2023/12/16 23:10:26

河南这百年间多灾多难,有一个梦魇始终纠缠着老一辈的河南人饿!饿!饿!

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1942-1943年的大旱、1959-1961的饥荒、1975年的板桥水库溃坝惨!惨!惨!

1942年河南灾民扒火车逃荒的真实情景同样令人震撼

1942年,河南灾民齐刷刷地选择了一路向西

发生在70年前的中原大饥荒,因《一九四二》的上影而广受关注。影片中灾民扒火车逃荒的情景尤其令人震撼。

历史上,灾荒中的河南饥民都是四散逃荒的。为何1942年,灾民是齐刷刷地、大规模单向地选择了一路向西呢?

李子明

1942年,河南饥荒遍及全省,灾民纷纷外逃。据记载,当时灾民只有少数逃往北东南三个方向,大部分都逃往陕西。电影《一九四二》的解释是:河南人逃荒往陕西跑是一种习惯,就像山东人逃荒一定要往东北跑一样。

河南自古灾荒频仍,灾民动辄逃荒。从明代的“荆襄流民”,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河南饥荒、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到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等史料看来,河南灾民往往四散逃难,陕西也不算主要逃难地。习惯往陕西跑之说,难以成立。

但在1942年大旱灾中,河南灾民却奇迹般地齐齐奔向了陕西,正如专门研究灾荒史的夏明方教授在《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所言:“中原向西北地区的大规模移动,这在战前历次华北大饥荒中是鲜有发生的。”

事实上,陇海铁路才是灾民一路向西的关键原因。陇海铁路1904年开始修筑,上世纪30年代前,西端终点一直在河南。1932年1月西延至潼关,1934年12月西延至西安,1937年3月西延至宝鸡。

1942年的河南,三面环敌,京汉线被毁,陇海铁路几乎成了灾民唯一的逃生通道。

据当时记者报道:“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达安乐的地带。”据统计,大约300万的灾民沿着陇海线或坐火车或沿线步行抵达陕西。

铁路在中国出现后,就与逃荒发生着密切联系。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民国政府内务部的报告就指出:“直鲁各省灾民近因荒旱,每多乘搭火车出赴邻境各处谋食。”沿京汉铁路南下的灾民日以万计,津浦、京奉、京绥、陇海各线麇集着络绎不绝的难民。

1932年河南旱灾,灾民三千余人沿京汉铁路步行往北京逃荒;晚清至民国,乘京奉、胶济线火车也成了很多关内农民“闯关东”的新方式。显然,铁路的出现使灾民逃荒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一是快捷。古代交通不便,古人屡有“行路难”之叹,更何况是扶老携幼、带病忍饥的逃荒呢。拿河南到陕西来说,陇海铁路开通之前,交通极为不便,直到近代依然如此。

根据时人的观察,“陕豫两省人民,仅相隔一关,地连阡陌,鸡犬相闻,所处又非老死不相往来之时代,徒以交通不便,彼此少接近之机会,遂使感情隔阂,而互相轻视。”(《陇海路西段视察记》)

鲁迅日记》也记载,鲁迅1924年曾应邀赴西安讲学,坐火车由北京经京汉线、陇海线抵达当时陇海线西端的终点三门峡市。此后,先是走水路至灵宝,再到潼关,此后又坐汽车到西安。尽管主办方安排周密,鲁迅从三门峡到西安还是用了5天的时间。

而陇海路西延以后,按1936年陇海铁路列车时刻表,火车上午9∶20从三门峡开,下午17∶55就能抵达西安,时间还不到9个小时。从洛阳到西安也不过14个小时。

二是能指路。逃荒灾民多不识字。在1942逃荒中,大多数灾民只知道要逃往“西省”,但根本不知道“西省”是哪,更别提认识路。在光绪“丁戊奇荒”中,袁世凯叔父袁保恒奉旨帮办河南赈务,他由京师往河南走,问逃荒灾民要逃往何方,灾民皆茫然不知。

而铁路的出现则为灾民提供了一条直观的路线图。1942年,大量扒不上火车的灾民就是沿着陇海铁路线步行西进,而且政府设立的救助站也多设在铁路沿线。

三是便于组织救灾。自古救灾有“移民就粟”之法,就是将灾民转移到没有受灾的地方。由于古代交通不便,所谓“移民就粟”不过就是听任灾民自行流徙,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极少。而铁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这种救灾方式的操作性。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北洋政府允许灾民免费坐火车,损失车费八百多万元;1942年河南灾民逃荒坐火车也是免费,一天输送3000人左右,连续运输了几个月。而在1929年旱灾中,河南曾组织灾民3万余人免费坐火车迁往东北安置。

铁路使得政府的救灾能力极大提高。1920年的华北五省大旱灾,北洋政府组织火车、轮船运输赈灾粮食、移送灾民,再加上信息沟通及时、国际力量救灾等因素,使得这场奇灾的死亡人数还不到50万,这与以往同样程度的灾荒相比要少很多。

1942年大旱灾程度并不比1920年严重,死亡人数却多达300多万。这显然是由人祸造成其中很重要一点是河南三面被日寇包围,无论是运输赈灾粮还是向外逃荒,都只有西边一条通道,严重限制了赈灾的开展,造成了灾民大量死亡。

天灾还是人祸,是谁造成了1942大灾荒的惨状?

1942年的河南正在饥饿中煎熬。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300万老百姓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如此大的民族灾难当时却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下湮没在历史深处。

此前上映的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讲的正是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河南历史上干旱的记载并不少,但饿死三百万人的惨剧却罕见。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人祸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主因。

从1941年的夏秋两季开始,河南本该是雨水充沛的季节,却连一滴雨都没有下,反而骄阳似火。在旱魃的狂舞中,昔日肥沃的土地已经龟裂成块,最后变成沙化的土地,完全不适合耕种。原本有河南粮仓之称的滑县,连续三季颗粒无收。

1942年,大灾来临,河南境内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活陷入饥饿境地。灾民们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棉袄,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割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老婆。末了还是被死神衔去。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

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灾民开始吃草根、树皮,而且很快草根也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贫血,瘦弱,疾病,然后面部浮肿。

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不忍心家人在饥饿中煎熬,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有传教士报道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

战争蹂躏民生

八年抗战,河南是中日对决的主战场,遭到战争的反复蹂躏。河南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最后一道防线。“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加紧了对河南的占领。

八年抗战,河南是中日对决的主战场,遭到战争的反复蹂躏。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最后一道防线。“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加紧了对河南的占领。

1937年,国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后退,直到依托黄河天险才略有喘息,豫北全境沦陷。为了阻缓日军的疯狂进攻,蒋介石密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任由汹涌的黄河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

黄河决堤泛滥后,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国军“以水代兵”只能暂时阻挡住日军进攻的步伐,却给下游百姓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黄河水退后,形成了一片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无法耕种。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频繁决口。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炙晒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

灾情恶化后,各地受灾百姓与战争难民一起大批汇入国统区,加快了国统区社会生态的失调,国统区百姓的粮食负担进一步加重。

参战部队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粮食。民国时期,中国还没有能力构筑机动化的军事后勤体系。

军队沿用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军事后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军粮、马草甚至是兵源补充在内的军事后勤,大部分由军队驻扎省份供给,即所谓的“就地取材”,以节约运输损耗。河南境内在抗战时期,长年有数十万国军部队驻防,这构成了压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河南出兵出粮的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这样的沉重负担,即使是风调雨顺,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军队向民间的过度索取,使民间的抗灾能力已经接近于零,许多农民早已陷入破产的边缘。一旦天灾来临,饥荒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给舆论一个交代

1942年10月,临近冬季,灾民死亡率急遽上升,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拒不接见。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痛哭着陈述河南灾情,仍然得不到积极回应。

白修德的灾情报道首先在《时代》杂志上刊出,此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访问美国,而且在美国国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表达对印度饥荒的同情,更讽刺的是宋美龄当时的身份是印度灾荒救灾委员会主任。

为了向美国展示其开明的形象,也为了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蒋介石顺势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一面夸奖白修德比他的任何一个调查员都称职,一面开始高调救灾。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那位灾区传教士的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自你回去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

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军队也拿出一部分余粮,全国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一边救灾,一边征粮

其实在1942年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同意拨给河南2亿元赈灾(其中1亿元为赈款,1亿为贷款),但又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管理与军事诉求相冲突的政策。

中国自古代起,就强调先免后赈的救灾顺序,蠲免赋税应是政府的首要反应措施,赈济的同时不免赋税无疑于折腾灾民。2亿元的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当时灾区的粮价飞涨,2亿元即使全买成粮食,只能购得2000万斤,300万灾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

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在此期间还曝出数起特大发国难财的贪污案,2亿又被各级贪污官员刮走了一层。2亿元赈灾款变成粮食,再运送配给,也需要一段时间。可是对灾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在征粮方面,国民政府却沿用了之前的刚性征收措施。由于当时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从外省调运的粮草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人口粮,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

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合200斤,共计3.4亿斤,300万灾民人均被抢走了110多斤小麦。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去,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

政府派人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地方的保丁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甚至出现过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惨剧。国民政府官办通讯社中央社的消息也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从侧面证实了河南饥荒的真相。

蒋介石在河南大灾中弃民保军、假救灾真夺粮的做法,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河南百姓蜂起截杀国军

蒋介石的爱将、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机制下,汤恩伯在重灾区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还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

汤恩伯还利用权力囤积走私,大发国难财。河南百姓甚至将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在大灾面前也毫无担当精神。

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就能吃到新粮活下来。但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县长却怕冒风险,紧捂公仓,不放一粒余粮给灾民,看着灾民饿死。

河南大饥荒,蒋介石对国民的不负责任,使国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尽失民心,不少河南百姓视国军为比日寇还要邪恶的敌人。1942年之后的两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发动了意欲打通平汉线的“一号作战”,建成连接中国南北的陆地大走廊。

历时38天的战斗中,5万日军击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尽管中国军队中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

当国军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整连整连地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参加中原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汤恩伯顺势将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

1944年9月,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利用军权走私、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更令人悲愤的是,汤恩伯兵败时,仓库存有的100万袋面粉尚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1942年,河南大饥荒,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

李培基、蒋鼎文,到底谁是河南的恩人?谁是河南的罪人?

1942河南大灾荒,关于李培基和蒋鼎文之间的是是非非,一直争议颇大。电影中的李培基忧国忧民、忍辱负重、四处奔波、解救万民于倒悬;蒋鼎文则是骄横跋扈、强征军粮、置黎民于水火而不顾。历史上,真是这样?

影视中的河南大灾荒

我们先说说电影中那位“忧国忧民”的李培基在当时是怎么做的。

据当时河南的地政部长李敬斋回忆,河南灾情最先上报给中央的并不是李培基和他的国民河南省政府,而恰恰是电影中的那个“混蛋”蒋鼎文以及他的军方。由于事先李培基出于种种考虑,没有以省政府的名义上报灾情,国民政府中央以及军方高层接到蒋鼎文的汇报时并不于采信,理由是地方政府没有上报,军队上报的不算。而何应钦更是直说:地方政府没有报,军队不能随便报。

1942年十月,国民政府中央派张厉生一行从重庆来到河南调查河南灾情(当时日本人尚未对河南发动攻势)。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的要员以及受灾的各县代表按照要求来到密县进行灾情汇报,身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和保安司令的李培基却要求不得如实汇报。据金汉鼎回忆:在调查过程中,李培基主席在率领有关人员参会过程中,交代专员李杏村给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但是当时河南的灾情已经到了苍生倒悬的境地,与会代表不敢马虎,很多代表向张厉生陈述了实情:“饿死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张厉生触动很大:“在我们未到河南之时,只知道河南有灾,却不知道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到了之后才知道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李培基)你难辞其咎!”。

影视形象中的李培基

那么李培基是怎么回应的呢?

李培基说是春夏之时开始看到麦苗秀丰,想着天也不会不下雨,没想到一场风把麦苗全刮干了;而到了秋季,初开始秋庄稼长得还不错,但是没想到老天又来个大旱灾,又起蚂蚱,结果一年两季颗粒无收。

对于李培基的解释,张厉生很生气,严厉质问:“有了这种情形,为何不早报灾”?这下子,李培基真的无话可说了。

那么,蒋鼎文和他的军方是怎么做的呢?

前面我们说过,蒋鼎文一开始就报灾情给中央,但是由于李培基的省政府没有上报,所以中央开始没有采信,而且还给军方于以批评。所以一开始军方就和国民河南省政府结下了梁子。

电影中说蒋鼎文扣军粮倒是事实,但是事出有因。因为军方三次向中央报告灾情,但是李培基的省政府就是不承认灾情,国民政府中央起初没调查时,就认为军方乱报灾情,蒋鼎文还受到训斥。这下子惹毛蒋鼎文了,就扣了省政府的人。说你们不是说没灾吗?那好,没灾就给我交军粮,交不出来不放人。

影视形象中的蒋鼎文

在灾难面前,蒋鼎文和他的部队还是很有担当的,首先上报灾情不说,还积极救灾。据当时河南地政部长李敬斋回忆,蒋鼎文号召自己的士兵每人每天节余军粮二两,用于支援灾民。二两看起来不多,要知道每位士兵一天的口粮也没多少(有资料说当时士兵每天口粮不足一斤),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这些士兵还要面对日军的进攻。

在这场大灾面前,谁是河南的罪人、谁是河南的恩人恐怕已经很明了吧?

蒋鼎文率先如实汇报灾情,还一面抗战一面救援灾民,自然是当时大灾之年河南的恩人。那李培基呢?我想我不必多说了,起码在实报灾情争取救援上面做得欠缺。1949年后,李培基留在了大陆后任政协委员;蒋鼎文去了台湾。

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河南人因为无米充饥,而远走他乡的大逃荒。这部电影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成。《一九四二》由冯小刚执导,张国立、陈道明、李雪健、张涵予等主演。

《一九四二》分老东家、国民政府、传教士3个视角,其中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立体生动地再现了老百姓面对灾难顽强的生存意志!

范殿元(张国立饰)

东家范殿元,为富一方的地主,他被灾荒带来的祸乱卷进了,家境每况愈下境。

先遇到一群灾民暴动,丢了城寨,丧了儿子,只得跟着灾民一起逃难。初期,东家自持私了一些余粮和银元,安慰家人:别人是逃难,我们家是避灾,等到灾荒过去我们依然是富人。

然而人生总是充满变数,范殿元在长途跋涉中遇到官兵被强抢马车,藏在马车内的粮食,银元也随之付诸东流。一下子成了赤贫,他对曾是他佃农的瞎鹿笑脸相迎,让怀孕的媳妇搭上他的马车。

结局:妻子,儿媳在途中饿死,女儿星星在洛阳城外把自已贱卖掉了,孙子无意中被自已捂死了。他万念俱灰的走上来时的路,想死的离家近点。

花枝(徐帆饰演)

徐帆在影片中扮演地主家长工瞎鹿的老婆,她不久才演完一部灾难片《唐山大震》,这次《1942》她再次把流离失所的村妇演绎得栩栩如生,随着饥饿的加重徐帆饰演的花枝,在剧中不断的改变初衷。

影片一开始少东家想非礼她并许诺不少好处,她宁死不从,后来花枝为了两块饼干宁可和拴柱睡觉。

当自家男人为给母亲治病,打算卖掉自己的女儿时,花枝直接抄起家伙朝女儿头上砸去,即使打死女儿也不愿将其卖给别人。

逃荒路上,丈夫意外死去,为了孩子能够活下去,跟影片中的栓柱成了一日夫妻,将自己卖给了牛贩子,换来了四斤小米,将粮食与孩子托付给了栓柱,自己走向了成为陌生男人老婆的路上。

决择

“死了好,死了少受罪。早死早托生啊。”对死亡已经麻木的范殿元叹道。

一位军长催要军资:“灾民饿死了,这国家还是这个国家。可如果士兵饿死了,这国家就要灭亡!”

一个日本军官要给灾民发粮食收拢人心:“他们(指灾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电影《1942》拍摄地

《一九四二》是由冯小刚执导,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该片由华谊兄弟公司出品,投资2亿,于2011年10月19日开机,2012年11月29日贺岁档上映。该片从1993年冯小刚看中剧本,到如今付诸拍摄,历时18年,《一九四二》也是冯小刚使用胶片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

《一九四二》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河南,但外景拍摄地却没有在河南。冯小刚导演考察后说,河南已经变得既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反倒是山西的古村落有着厚重的历史感。主要是在山西晋中市平遥县太谷县祁县拍摄的。长治的拍摄地主要有湿地公园、驻市某部队、长治的旧铁路、平顺北社乡、长子西荛村和大中汉村等。

《一九四二》在重庆的拍摄部分主要是国民党及宗教人士的活动场景。在重庆的拍摄,民国街占足了风头,此外,拍摄地还有李子坝的史迪威将军博物馆、南坪的慈母山圣母堂、南山植物园、黄桷古道和法国水兵营等。

史实

河南大饥荒一般指1942年7月至1943年春在河南发生的旱灾。大旱过后,又遇蝗灾,河南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受灾人数达1200万人。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关于河南饥荒的中英文叙述大都认为,饥荒导致大约300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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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9日的《东方早报》有《随还是隋?学者质疑“隋炀帝墓”》一文,主要是记者采访了一些江苏的隋唐史学者,谈前些天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的真假。记者采访了扬州一所高校老师,有老师对轻易断定这个墓是炀帝墓持保留意见,提出了许多看法。这里,我并不想讨论墓的真假问题,只是就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