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悬案：究竟是谁指使刺杀了宋教仁？

范鸿仙认为他是被人刺杀，必须留下证据，有了这张赤身照。

黄兴主张衣冠齐整，以显示他的光明正大。

【宋教仁遗照背后的故事】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3月22日逝世。陈其美花费200块银元给宋教仁买了棺材，并请照相馆的人给宋教仁遗体拍照。黄兴给宋教仁清洗身体，并给他穿戴整齐，照了正冠礼服遗照。范鸿仙认为宋教仁是被人刺杀，必须留下证据，于是又照了一张赤身的，把伤口留了影。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究竟刺杀凶手是谁，至今无定论。

追忆宋教仁被刺案中国近代宪政被子弹戳破

1913年3月20日晚，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乘火车由上海启程去北京晋见袁世凯，并参加4月8日开幕的新国会。当于右任、廖仲恺、黄兴和陈其美等国民党大员与宋教仁话别时，突然杀出一名刺客，对准宋教仁后背连开三枪，这位年轻的政治家随即倒在血泊之中。两天后，宋教仁不治身亡。那么，刺杀宋教仁的真凶到底是谁？凶手为何要杀害这位民国时期民主宪政的先锋人物？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北京。袁世凯惊愕地说：“有此事乎？”看过电报，又说：“确矣！这怎么好？”时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在得到消息时，大惊失色的复杂神情更是耐人寻味。当时任国务秘书的张国淦对此事有详细回忆：“是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

案发后，袁世凯下令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并悬赏万元缉拿凶手。破案过程则是出奇的顺利，短短三天，凶手武士英和他背后的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

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1日，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到巡捕房报案，举报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是个失业军人。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案发当晚，武士英回来就说自己有钱了，次日便离开旅社。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巡查长应桂馨家，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发自然不敢答应，而宋教仁遇刺后，照片见于各报，竟与他所见照片相同，于是报案。

巡捕房立即对应桂馨实施抓捕，并在一家妓院将其抓获，武士英随后也很快被擒拿。巡捕房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以及密电码三本，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证据显示，应桂馨策划暗杀了宋教仁无疑，但是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吗？应桂馨的背后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经仔细检查，从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上注有“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样，这些电文内容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

经查，洪述祖和应桂馨有大量往来电文。从这些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应桂馨所发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字样。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显然不是赵秉钧就是袁世凯。不过，在此需要澄清一点，应桂馨并非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被动地执行暗杀命令，而是自己主动提出了杀害宋教仁的计划，而且在没有得到北京方面认可的情况下，已经自作主张地开始布置实施暗杀。

应桂馨到底是谁的人？

证据显示，赵秉钧确实涉案，而且社会上有这样一个传言：赵秉钧曾说过“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的话，但仅以这种理由去推论赵秉钧就是幕后主使，未免过于草率。宋教仁遇刺后，因为舆论反应很大，赵秉钧马上就递上了辞呈，袁世凯本来是想请唐绍仪再出山，命令都拟好了，结果一个谋士提醒他“清君侧，诛晁错”的典故，意为即便撤掉赵秉钧，换上一个同盟会信任的唐绍仪也难以弥补双方的裂痕。袁世凯在最后关头改任段祺瑞代理总理，可见总理之职的瞬息万变。在那样不稳定的政局中，赵秉钧为自己职位去搞谋杀的可能性很低。

那么从现有史料出发，应桂馨是宋案的直接策划者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应桂馨背后的人究竟是谁？

陈其美、应桂馨和开枪杀害宋教仁的武士英都是共进社成员，同属国民党阵营。应桂馨是陈其美的密友。辛亥革命前，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关系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后，应桂馨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中山回到上海后，陈其美又派应桂馨去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随行护卫。

但是，在宋案发生前很久，应桂馨已经因“克扣贪污公款”而被孙中山就地免职。之后，他组织“共进会”自封会长，参与武昌兵变而遭黎元洪通缉。此时，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将其收买，不但通过关系让黎元洪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还将应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为江苏巡查长，给予五万元活动费。回到上海，应桂馨用赵秉钧给他的密码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电、信联系。因此，应桂馨已经从民党变为袁党无疑。

问题在于，袁世凯与应桂馨的关系并不深，假如袁世凯有意刺杀宋教仁，按理要选择最可靠的亲信来执行。而应桂馨本来是与革命派关系很深的人，以前是陈其美的亲信，作过孙中山的卫队长这样的机要职位，投靠过来不过几个月，与袁世凯仅有一面之识，一贯以行事严密周全著称的袁世凯，怎么会把这样关系全局的大事托付给相知很浅的应桂馨呢？

刺宋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

要了解袁世凯与应桂馨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考察宋案的另一个直接涉案人洪述祖。洪述祖显然是个通天人物，他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可以越过赵秉钧直接挂上袁世凯，这使得赵秉钧的处境很微妙。从一系列电文中可以看到，尽管应桂馨的情报里把对付宋教仁的阴谋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他，可赵秉钧并没有回复过一个字。赵秉钧授命洪述祖一手处理此事，多少有不愿意沾手的意思。因为洪述祖与袁世凯的这层关系，使他也不好讲话，从而放任洪述祖，造成了事件的失控。

早在2月2日，应桂馨在汇报中称，已有败坏黄兴和宋教仁名誉的证据。应桂馨夸下海口，中央极为重视，一个多月却不能兑现，无法交差。此时，应桂馨狗急跳墙于3月13日提出：“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次日他又发电称：“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

这一次，应桂馨没有说空话，古董商人王阿发在预审中供称，他第一次见到应桂馨大约是在宋案前十日，也就是3月10日，第二次见应桂馨是三日后，当时应桂馨就提出以“得差事并洋一千元”为条件请王阿发刺杀宋教仁，虽然由于王阿发不敢答应没有成交，说明在3月13日前后应桂馨确实开始布置暗杀宋教仁，而此时并没有来自北京的任何指令。

收到应桂馨策划暗杀宋教仁的电报，洪述祖发现自己的处境也同样尴尬，是他把应桂馨引见给袁世凯和赵秉钧，后来又一直是应桂馨与中央的联络人，破坏宋教仁名誉的计划受到袁世凯的高度重视，但是应桂馨迟迟拿不来“证据”，使他没法向上面交差。于是3月18日回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19日又电“事速进行”。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从洪述祖3月14日收到应桂馨电报，到18日回电四天之内，洪述祖到底有没有请示过赵秉钧或袁世凯呢？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的讲话透露出一点消息：“自宋教仁被刺后，拿获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怀疑赵秉钧，而赵秉钧以洪述祖时往袁府，亦疑为袁总统授意，乃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

王治馨还透露，面谈中袁世凯向赵秉钧透露：宋教仁被刺前，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世凯答：“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可。”

这是一段值得重视的史料，王治馨与赵秉钧关系密切，所闻当是直接得之于赵。其中洪述祖的话表明他不敢在总统面前直接请示暗杀，只好含混试探，而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袁世凯当然也颇为不悦，这样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主人颜色”的洪述祖看到了，他就要“承旨”办理。

袁世凯对形势有更清楚的认识，知道刺杀一人会引起国会多数党的全体报复，反而可能带来极大危险，所以不同意这种鲁莽的手段。可洪述祖这样的小人物，并不能准确判断大局，揣摩旨意，对袁世凯的话作了自己的理解，认为袁世凯并没有明确反对行刺，只是不愿意明说，自以为得到了袁世凯的含糊认可，于是在18、19两日连电应桂馨，引起了惊天血案。

宋教仁虽然公开竞争总理，但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而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内部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远高于宋教仁的领袖，愤怒的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把袁世凯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即所谓“法律倒袁”。所以袁世凯在“宋案”后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实际上，1912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后，国民党在临时参议院已经占绝对多数，仍然奈何不了袁世凯，无法组成政党内阁。所以袁世凯并不害怕宋教仁出任总理，而真正有些担心的是国民党占多数并拥有总统选举权和制宪权的正式国会，考虑到激怒国会的严重后果，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为相对次要的内阁问题冒险刺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