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恢复高考的决策，是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根据教育、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确定的。在决策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亲自过问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诸如：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条件；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等等。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这批人后来都是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的一个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决策。这个重大决策，是扭转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领域混乱局面，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这个重大决策，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高素质人才。30年过去了，当年直接受惠于这一决策的1977、1978两届大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中坚。可以说，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

恢复高考决策的酝酿过程

恢复高考的决策，是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根据教育、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确定的。但是，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就开始酝酿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首先被废止的就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至1969年，中国大陆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于全面瘫痪。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及“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七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调查，在校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把这些层次不同的学员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接受大学教育，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尽可能提高大学教学质量，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他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但由于“四人帮”干扰，这个建议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未能实行。1973年，部分省市在招收大学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结果因为一场“白卷英雄”的闹剧而夭折。

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提出批评。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为此，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当时设想，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1977年5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正因如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在恢复工作后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大量材料表明，在邓小平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对于教育工作，包括大学招生制度等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和方案了。

1977年，在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其中重要的有：5月12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的谈话；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7月23日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的谈话；7月29日和8月1日同方毅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谈话等。在上述谈话中，邓小平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

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态度十分鲜明。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讲得更加明确：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8月1日，当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1977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

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7月29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大学招生办法的弊端，尖锐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8月1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

由此可见，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邓小平复出工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这个方案被提前实施了。

恢复高考的决策经过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大动作。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邀请了33位专家学者，于8月3日到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报到。这些专家学者是：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钱人元、严东生、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许孔时、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叶笃正、汪猷、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北京大学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何东昌、潘际銮，复旦大学苏步青，吉林大学唐敖庆，武汉大学查全性，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上海交大吴健中，南开大学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南京大学苗永宽，西安交大程遒晋，华北农大沈其益，中山医学院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

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

这是一个真正的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5天全部是即兴的自由发言。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与会专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此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已经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较以往有三点突破：一是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万人直接上大学；三是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8月4日，教育部的报告送达国务院。

邓小平最初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的，因为在他的计划中，恢复高考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在座谈会上，邓小平阐述了他的想法：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他真诚地询问专家：一年准备行不行？要把教材重新编好，按提高的标准来要求。教师的选择、调配，教学方法的准备，还有从明年开始恢复招生考试制度，这一套要研究好。一年准备来得及吗？

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和灵感。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研究思考高考制度问题。

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引发了热烈讨论。

查全性慷慨陈词，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查全性强调，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他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

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位执政党的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用整整5天时间与30多位科学家、教育家真诚座谈，共商振兴科学教育大计，这并不多见。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当属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典范！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较大市场，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关键时刻，邓小平中流砥柱，勇敢破冰。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9?19”谈话掷地有声，扭转乾坤。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恢复高考决策中的几个重大政策问题及其影响

1977年恢复高考，既不是对“文革”前的高考制度的简单重复，也不仅仅是恢复文化考试的问题，它既有破，也有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荆棘丛生的时代背景下，恢复高考，事关社会走向，事关十年积压的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运，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极其敏感、复杂。在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千方百计为广大知识青年成长成才排忧解难。他亲自过问，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果断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一）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了条件。

恢复高考，本来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的是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考试制度。所以，最初邓小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时说的也是“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但是，十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是个政策问题。9月5日，刘西尧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因为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第二天，邓小平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年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有了这个政策，十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政策，邓小平想得十分周到。比如，他听到有人建议把过去招生的十六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时，就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所以，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二）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了特殊政策。

1977年的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这个规定对老三届高中学生，特别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下了一道“逐客令”。因为此时他们大多已30岁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对于这一批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珍视。早在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1977年的招生文件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所以，在1977级、1978级两届大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夫妻同校、两代人同读的现象并不鲜见。

在恢复高考的政策中，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条政策，为那些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莘莘学子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

“文革”期间，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路。受“文革”影响，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招生文件中，对录取的政治条件规定得依然很细，罗列了许多由“阶级斗争为纲”派生出来的“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满。9月19日，他对教育部负责人说，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最后招生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这基本上就是邓小平的原话。政审条件的修改，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在当时被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审条件的改变，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它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这个决策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1977年冬，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8万人；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40.2万人。1977、1978两届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这其中，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这说明，邓小平当年决策恢复高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之作。

〔作者龙平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张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100017〕

1977年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讲话和批示选载

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不然就跟不上。要加强教师的配备。普及高中没有解决水平问题，不考试怎么行？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大学学制太长，教材繁琐，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学校要抓重点，配人也要抓重点。全国二十多万科技人员中，不适合搞研究工作的，可以调出，分配到重点中学、大学当教员，有的可以两边兼。年纪大些，搞科研不行的，可去办好一个中学，带一批人出来。现在能教书、有水平的人不够，要把好的人才放到学校去。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当教员是光荣的，当科研人员也是光荣的。搞科研要注意培养人。前年设想，军队办一所科技大学，招高中生。大学，包括专科大学，有二十来个办好就不错。

1977年5月12日同方毅①、李昌②的谈话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③、邓力群④的谈话

①方毅，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②李昌，当时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之一。

③王震，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④邓力群，当时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为了应急，应付现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吸收进大学的办法，培养一批人才，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

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1977年7月23日同张文峰、高勇①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基础是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ABC。要搞电化教学，也可以用幻灯、录音。好教员讲课录音下来，其他教员辅导。

1977年7月23日同张文峰、高勇的谈话

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1977年7月29日听取方毅、刘西尧②等汇报时的谈话

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有人建议今年把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入学，学了一两年的大学生，选一部分到大学进修一至两年。这样可能来得比较快。有些人是愿意回来的。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北大、清华可以按照老办法招一点学生，但不要多，搞个专门班。科技大学招生今年就开始，不受限制。

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教师缺乏，企业也要抓，比如鞍钢。要办几十个小学，几个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从中选拔好的。企业办学校，教师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抓。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这些重点大学实行双重领导，以省市为主。各个部门也要抓一批重点大学，比如北京钢铁学院，冶金部就要直接过问。教育部对于重点大学要亲自过问。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小学、中学办好，这样大学就有希望了。

1977年8月1日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

①张文峰、高勇，当时分别任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正、副书记。

②刘西尧，当时任教育部部长。

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今年来不及，就从明年开始，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也包括从社会上招好的青年。还要保留现在工农兵进大学的办法，在重点大学开一两个班进行比较。重点应该放在直接从高中招生这个方面。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我相信中国人聪明，会大量出人才的。我们太落后了。我们自己要谦虚一点，说老实话，吹不得牛。

1977年8月4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①上的插话

如何提高大中小学教师的水平？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教材要加深，合格教师就更缺乏了。是否先解决重点大学，再解决一批重点中学，还有重点小学。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这样解决教师缺乏问题比较容易一些。重点学校的课程应当深一些。要把好的教师放到重点学校，普遍解决有困难。教师自己要提高，才能教得深，主要靠自学。学校一办起来马上就会遇到教师特别是合格教师缺乏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由好的教师带差一点的教师，主讲由好教师担任？还要搞电化教育，现在电视机没那么多，先搞土电化教育嘛！录音机、收音机总可以搞吧？电视教育如果一时搞不起来，能不能用广播？一些公式靠口讲不行，可不可以搞幻灯？有些教师可以不主讲，做辅导。当教师在政治上是光荣的。当教师是繁重的劳动，级别、待遇都要考虑。总之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要做好准备工作，越快越好。但这样的人数量也是有限的。

用一年时间准备行不行？要按提高的标准重新编教材，要合乎现代化的要求，不能尽是些陈旧的东西。首先在重点大学试用，然后推广。还有教师的选择、调配，教学方法的准备。考试制度这一套也要研究好。从明年开始招生。

1977年8月5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小学是否要普遍六岁入学？这要研究。过去七岁入学，中学毕业十六七岁，有的升学，升不了学的也可以就业，参加劳动，当工人、农民。绝大多数是到各行各业去。大学只有那么多，全国一年高中毕业生有几百万人，进大学的才二三十万。重点大学应当从高中直接招生。学生的劳动可在中小学完成。城市的学生也要到农村去帮助夏收、秋收，重点是到工厂。劳动多少时间也要研究。如果劳动时间太久了，学的东西就会忘记了。过去是中学毕业后至少劳动两年以上才能升大学，结果中学学的东西都丢了，与大学所学的东西衔接不起来。这是个损失，至少对重点大学来说是这样。大中小学学制各以几年为宜，要好好研究一下。要照顾到同时毕业。有的年限长一点的，可以进研究生班。毕业时间要统一，好分配。要恢复到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如果普遍这样做不行，至少重点大学要先这样做，避免浪费。培养一个大学生要一万多元钱。

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当然小改也还是可能的，逐步做到统一。

去年不是批我们“三套马车”的意见吗？我现在仍主张搞“三套马车”：一个是配备党委书记，多半是外行，但对科学教育事业要热心，当然找到内行更好；一个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院党委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成为一个后勤部，教育部也要兼后勤部。条件没有，资料没有，又不努力创造条件，科研怎么能搞上去？搞好生活管理也很重要。

1977年8月6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①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召集的，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共邀请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

改变现行招生办法，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①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过去允许自报三个志愿，到学校后再分专业。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改成“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个字的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现在青年中想升大学的多，主要是有些不合格。要考试。选拔研究生也要考试。大学招生不管是从哪条路子来的，都要确保质量。

1977年8月6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重点学校应以搞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创造新的条件，培养学得比较深、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才。一般大学招的学生水平可能低一些，教学内容应有所不同，出的人才普通一些，但也可能出些尖子。教育部要抓好重点学校，其他的放手让地方上抓。重点学校太少了，要再增加一些，不要只是那几个著名的大学，好多专业院校也应当列为重点学校，要有相当的数量，不然研究人员来源太少。现在办得不算好的学校要加强，搞几条腿走路。所谓半工半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是这样做的，一般的大学一半工一半学习不行。重点大学有限度地参加一些劳动，对思想、对身体都好，但要安排适当比例，不能过多，更不能一半对一半，不然就耽误了时间。要以学为主。重点大学不要提半工半读。劳动占多少时间？政治学习占多少时间？业务学习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够不够？要具体研究安排。要有界限，不然下边不好办。

1977年8月6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在大专院校中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院校。重点院校除了教育部要有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和各个业务部门也要有一点。

1977年8月8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①指1977年8月初教育部报送国务院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1977年大学招生办法仍按照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

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的水平。前几年教师不敢教，责任不在他们。现在要敢于教，还要善于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要请一些好的教师当教师的教师，大学教师要帮助中学教师提高水平。在座的好几位同志就这样做过，效果很好。要把师资培训列入规划，列入任务。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当然教与学有相互作用。现在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多种原因，有社会原因、家庭原因，其中也与老师善于不善于教学生、带学生有关。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

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体问题。一个是学制问题。是否先恢复小学五年，中学五年，以后再进一步研究。现在意见还不一致，这关系不算太大。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个是恢复放假制度。在假期，要把学生的活动搞得生动活泼，多样化。有的学生还可以补补课。要让教师休假，给教师以恢复疲劳、思考问题、总结经验的时间，给他们以休整的时间，不能把他们的假期时间都给占用了。搞好劳逸结合，不仅不会降低而且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一个是高等院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还有个跳级、留级问题。这涉及的只是少数人。我个人倾向于允许跳级。这样，人才出得更快嘛。可以先找点学校试试。留级的问题要慎重。要尽可能把全班的学生教好，一次考得不好，还可以补考，不要轻易留级。必须留级的，也要做好工作。对于表现太坏又屡教不改的，要开除学籍。流氓、阿飞根本不好好学习，你不开除，他就会把整个学校的风气搞坏。学校要把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到家。对表现不好的要多做工作，对屡教不改的处理也要慎重。要找出各种方式，多做转化工作，把不好的转变为好的或者比较好的。

1977年8月8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我过问了一下科学院的工作，搞了一个《汇报提纲》，但“四人帮”说是一株大毒草，现在变成香花了。《汇报提纲》对一些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实写得很委婉。“四人帮”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我还想管十年科学教育。现在是后继无人！大学、中学、小学质量很低。教育脱节，没有来源。穷要有一点穷的办法。要创造条件。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就有起点，知道要努力奋斗。中国在六十年代时，与世界差距不大，林彪、“四人帮”干扰这么多年，差距拉大了。要赶上需要五十年，努力一点也得二十年。要向这个目标努力。要从小学抓起。小学办好，中学才能好。大学生要从中学选，也还要从生产单位选，大多数要从中学选。要改变大学招生制度。

1977年8月17日会见丁肇中①时的谈话

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1977年8月18日在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②上的批示

①丁肇中，美籍华人，物理学家，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②《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1977年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包括寒假）。8月13日至9月25日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

1977年9月6日阅刘西尧报告①后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信

一九七一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一九七二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从青少年起教育他们热爱劳动有好处。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对口劳动。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

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②要正确地去理解。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各省自己去搞，办法由他们自己定，毕业生不属国家统一分配范围。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来没有讲过大学不要保证教育质量，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要找一些四十岁左右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搞四十个人，至少搞二十个人专门下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这样才能使情况反映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可以首先跑重点大学，跑重点中学、小学。这些就是具体措施，不能只讲空话。

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出来。学校里这些问题不解决，扯皮就扯得没完没了。

①刘西尧向邓小平汇报教育部工作的报告中，讲到正在召开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时说，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中招生，又从应届高中生中招生是正确的。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

②指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重点大学搞多少，谁管，体制怎么定？我看，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学校每周学习时间多少，政治活动时间不能超过多少等等，这些都要具体化，教育部要干预。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师范大学要办好。省、市管的师范院校，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不办好师范教育，教师就没有来源。

大学学制本科一般定为四年，这个问题认识基本一致了。医科不同，可以长一些。还有个别专业也可以长些。所谓四年，基础课恐怕要两三年。基础打得不好，搞科研是有困难的。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

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①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977年9月19日同方毅②、刘西尧、雍文涛③、李琦④等的谈话

应写这一句。请刘西尧同志参酌。

1977年10月1日在蔡啸、林丽韫《关于注意招收台湾省籍青年入学给邓副主席的请示》⑤上的批示

此事⑥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

1977年10月3日审阅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后给华国锋的信

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指示。退教育部办。

1977年10月7日审阅教育部修改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后的批示⑦

①指教育部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②方毅，当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③雍文涛，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④李琦，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主任蔡啸和中央对外联络部第二局局长林丽韫在请示中建议，在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文件中应强调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入学。邓小平批示后，《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吸收了这一意见，规定：要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

⑥指教育部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审定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文件。文件经教育部修改后，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

⑦该批示写在刘西尧给邓小平的报告上。报告中说，该文件已遵照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指示修改。另有两处修改：一、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留的研究生年龄，从28岁改为30岁。二、考虑到国家正式职工被录取为研究生后，原来的福利劳保待遇不致降低，“将工资关系转入培养单位”一句改为“学习期间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

拟同意。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指示。退教育部照改。

1977年10月8日审阅刘西尧《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修改补充意见的报告①后的批示

此件可以参考。方毅同志阅。交教育部党组同志参阅。

1977年10月12日对《我们就是想“回炉”―――分配在辽宁铁岭地区北京大学六三、六四、六五届毕业生状况调查》②一文的批示

重点大学要实行双重领导，以教育部领导为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重点的重点。要利用北大、清华的经验。最近有人说我们只重视自然科学，文科没人研究。北大是综合大学，理科要抓，文科也不要丢掉。自然科学固然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文科，光有人民大学还不够，北大文科是有基础的，搞好文科是很必要的。

1977年10月20日约见刘西尧、周林③、高铁④时的谈话

现在许多科学家提出要“回炉”的问题，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只学了一两年，有些人想“回炉”，要办“回炉”班。凡是要求“回炉”的，说明他们觉得需要，是有进取心的表现。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可以培养，这样快些。有些人学了两年，一到研究室就感到知识不够。主要是基础没有打好。重要的是打好基础。不打好基础，搞专业也不行。要引进一些研究手段，更新研究手段。

1977年10月20日约见刘西尧、周林、高铁时的谈话

今年开始，可以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这是毛主席生前就赞成，周总理一九七二年就提倡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没有实行。“四人帮”的干扰是什么？就是不读书就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荒谬得很。今年比例不能很大，大体百分之三十左右，原因是中学水平低，完全从中学直接招生不能保证质量，还需要从社会上招收努力自学的青年。今后随着中小学教育的加强，还要增加从中学直升大学的比例。

1977年10月23日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时的谈话

①刘西尧在报告中说，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待遇拟暂定为：国家正式职工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其他人员由培养单位发给助学金。研究生赴考费用自理。研究生赴校路费，国家职工由原单位解决，应届毕业生由原学校发给，其他人员与高校录取的新生相同。

②文章反映：邓小平副主席关于选一些1964、1965届大学生到大学进修一两年的讲话精神传下来后，分配在辽宁铁岭的1963至1965届大学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他们建议全国重点大学以招研究班的形式让1963至1965届大学生回校再学习两年。

③周林，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已被批准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④高铁，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高等院校招考新生，除了一般考题外，还可出些较深较难的题目，只要他答得出，就不一定上一年级，可以上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有的甚至可以当研究生。主要是自然科学，文科也可以这样做。这种人是有的，华罗庚就没上过大学。昨天音乐学院院长告诉我，发现了一个七岁的娃娃会拉小提琴，能拉很难的交响乐曲子，而且拉得不错。这在外国就叫神童了。音乐学院规定十一岁才可入学，像这样的娃娃，应该把他吸收到音乐学院来，提前录取，以便深造。还得找个阿姨帮助他。科学领域总是后来居上,否则人类不能进步。过去我们有些方法有缺陷，不容易发现有特殊才能的人。有的人才甚至是外国发现了我们才注意到，有的是国内同行知道了，其他方面还不知道，没有给他创造条件。要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发现有前途的，要有比较好的方法帮助他们早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