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 江青女王跟它过不去
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母为淑女刘氏。于1622年（天启二年）年被册封为信王。1627年-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后世称为崇祯帝。
朱由检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
朱由检死后庙号怀宗，后改毅宗、思宗。清朝上谥号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葬于十三陵思陵。
按照历史记载崇祯皇帝披发掩面，身穿蓝衣，左足赤露，右着朱靴上吊的。
走到煤山脚下总想寻找崇祯（朱由检）上吊的那棵老槐树，在那儿驻足良久，感慨颇多。槐树上常常挂着一种小虫子，叫“吊死鬼”。由此我想，那棵歪脖子槐树难道就是为崇祯皇帝所生？显然不是。
那个矮脖子树下追思汉人最后一位皇帝殉国300年
逛北京景山公园，33岁崇祯上吊自杀的地方是不会看不见的，这是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凡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景山（旧称煤山）东麓，原有一株向东倾斜的低矮老槐树，就是明崇祯自缢的地方。这就是明朝皇帝崇祯自缢的地方，游客如织。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槐树早就已经没有了。
这是山寨的“歪脖子树”
上世纪60年代在立碑处是一棵保留了几百年的歪脖子老槐树。那么，那棵歪脖子树哪儿去了？
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于1644年3月攻入北京，逼迫皇帝崇祯于3月19日逃到景山，他自觉有愧于祖先基业，便以腰带自尽于观妙亭下的歪脖子槐树之上，后来这棵老槐树作为文物被保留下来。清军入关后，为笼络人心，康熙皇帝派人给这棵老槐树栓上了一根大铁链，并称它为“罪槐”，意为朱由检正名，其罪所指之人是李自成，并规定清室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要下马步行。可是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老槐树被当作“四旧”砍掉了。后来在老槐树处立有一块刻着“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是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的时候砍掉的。然而，4月2日的《今晚报》在“旧闻钩沉”版发表了杨银禄的文章：“江青的生活方式”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杨银禄曾经是江青的生活秘书。文章介绍了江青林林总总的生活方式，其中提到了江青去景山公园游玩一事。
下面文字摘自《今晚报》4月2日“旧闻钩沉”文章中的一段：
那是1971年春季，一天江青让秘书联系说：“工作太累了，需要转移转移精力”，找个地方拍照，于是身边工作人员就联系推荐去景山公园去拍牡丹花。并由对北京情况比较了解，又是山东人的万里陪同。
江青兴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园，精心拍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说：“我要爬爬山，活动活动筋骨。”她是从东边的台阶爬的，爬了十几个台阶，一抬头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江青立刻大怒，冲着陪同她的万里发了大火。她说：“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象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要封资修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万里看她发那么大火气，没有说话。
江青从景山上下来，上了汽车还在唠叨：“这个万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那棵歪脖子树本来是历史的见证，已经保留了几百年，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随便一说，说刨就刨了。江青的位高权重说一不二……那个时候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比较差，更没有文物保护法，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现在看来，刨掉那棵树太可惜了。
崇祯之前的三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绝对是皇帝中的奇葩：神宗30年不上班，好几茬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光宗是个花痴，上台不到一个月，直接牺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本职工作统统交给魏忠贤代劳。
崇祯帝却一反常态，是个勤政廉政的模范，工作17年，病假都没请过；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为减轻财政负担，让老婆做饭织布。
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却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今景山）悬树自尽，在遗书中要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景山公园崇祯自缢处，看着冰冷的纪念碑，不禁替他抱屈：老天爷咋不让他多干几年呢？
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挡不住，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僵化的大脑、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
南迁计划如何泡汤
第一次机会。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年初三，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研究应急方案。
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候强多了，地方比它大，物产比它丰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
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决心南下，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安全不是问题。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尽快动身为好。
李明睿说得有根有据，崇祯听得入神，两人深谈了一昼夜。
不过，按明王朝的制度，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部门支持；而且崇祯还担心，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身后一定挨骂。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自己假装不同意，部长一再劝迁，这样的决策过程最完美。
会上，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形势都这样了，我想亲自上前线，战死疆场，你们都别拉着我。”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代皇帝出征，就是没人提南迁。
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把南迁议题公开化，试图倒逼政府。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嫌不够，指使一个小干部向上递材料，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
政府坚决反对南迁并非偶然：
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二是为了保命和推卸责任。南迁成功还好，万一失败，出主意的、附议的，肯定没有好下场；
三是实际利益上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
这样，大家都觉得等等看看最保险，不愿轻易下赌注。
李明睿非常气愤，又加以回击。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了脸，一时间材料纷飞，会议不断，轰轰烈烈，就是没有结果。
崇祯皇帝急得不行，有一次开会前，他甚至把话说白了：“老陈，这事儿请您替我担待着点儿！”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崇祯几次逼他发言，他都是笑笑而已，气得崇祯一脚踢翻了椅子。
这样一折腾，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形势更加凶险。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会上，崇祯呼吁大家敞开说，说错了不要紧。他寻思，哪怕两派势均力敌，他也好拍板。但结果依旧。紧接着，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
崇祯终于忍不住了，他果断跟李明睿等人摊牌：“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明朝为何不受李自成的大礼
第二次机会。不可思议的是，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大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
李自成本是个在政府招待所出苦力的粗人，并不具备政治家的博大胸襟，所以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和谈，并且要价不高：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满人集团。
傻子都知道这桩买卖不赖，况且别无选择，但大家都不表态。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以拿出来说说，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没人敢碰。
但是不发言也不对，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决心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凭空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之内。
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
他死后仅三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
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明思宗殉国处”，“思宗”是崇祯的庙号。的确，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
崇祯君臣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
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说得非常到位，也好像在替敌人难过：
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