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的党锢之祸
东汉末期的党锢之祸，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一方面使得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黑暗腐朽，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东汉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外戚与宦官把持着官吏选拔的大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进阶入仕做官的途径。这使得忠义之士满怀愤恨和不满，于是，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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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反对外戚宦官擅权营垒的主体是朝廷内外的一批正直开明的官僚，另外还有一部分士人，也就是当时在太学就读的太学生以及在各郡县学学习的生徒。外戚和宦官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十分严重。如在顺帝之时，河南尹田歆按照制度应当推举六名“孝廉”。他对外甥王谌说：我已经收到贵戚大臣的许多信件，这些都是无法拒绝的，只能让你物色一名真正的人才贡献给国家。可见，在当时，这种请托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一些无权无势的贤才晋身无门，只好望天长叹。而在当时像王谌这样的官僚又有几多呢？还能为国家为人才着想的清官又有几个呢？所以，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人无奈地写道：“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选出的秀才没有知识，举出的孝廉不愿供养自己的父母，选出的勇猛将士却胆小如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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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即位之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宪兄弟口含天宪，掌握朝中大权，骄奢淫逸，朋比为奸，激起了当时一些正直官僚们的不满和反对。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采取措施，打击外戚势力，罢免了亲附于外戚的州郡官吏四十多人。和帝去世之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专权，企图发动政变，最后，事泄被迫自杀。到了安帝末年，宦官、外戚之争更使得东汉朝政腐败不堪。太尉杨震等人多次上书，抗议外戚和宦官的扰乱政治，结果，杨震亦被罢官，最后愤而自杀。此后，又出现过李固上策，要求政府摒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重权，禁绝宦官子弟参与政治。还有，当东汉政府派遣杜乔等八人分行州县之时，侍御史张纲拒绝接受命令，把车轮埋置于洛阳都亭，并公开宣布：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弹劾梁冀兄弟。他们的行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野上下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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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灵帝时，外戚、宦官进一步把持朝政，凶残暴虐，更加剧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使得当时政治更加黑暗。宦官的专权，使知识分子正常的入仕途径受到严重阻隔，本来是官吏后备军的太学生们感到前途渺茫，报国无门，异常愤懑。为了清除宦官势力，挽救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许多忧国之士怀着救国大志，以极大的热情参政议政。与此同时，一大批在朝的正直官吏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太学生们的运动。由此，两股势力便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用各种方式同宦官势力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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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清议是其采用的主要手段。所谓的清议原是民间对某人道德品行的一个评论。东汉政府在选拔官吏之时，政府要依据乡闾清议，察举征辟那些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孝廉之士入仕。因此，可以从清议中看到一个人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地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善于观察、评论人物的名士便受到众人的尊敬。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乡闾舆论，影响着当时的察举制度，对士大夫们的仕途有着较大的影响。郭泰就是这样一位名士，很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和尊敬。还有汝南名士许劭和他的从兄许靖，也十分喜欢在一起品评人物，常常在每月的初一日对乡党人物进行品评，所以人们称之为“月旦评”。一些大官僚和门阀士族为了操纵和垄断入仕，进退人物，大肆提倡清议，对那些长于臧否的名士也十分尊重。应当说，在当时东汉政治极端腐败的状况之下，清议或多或少能起到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显示了舆论和道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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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些在京的官吏如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也积极支持太学生们的活动，因此，受到太学生们的拥戴。太学生们非常敬重他们的人品和风貌，都齐声赞叹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即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即王畅）。李膺，字元礼，著名的名士领袖，居官以不避豪强而著称。他任青州刺史时，所属郡县守令畏惧他的声威，纷纷望风弃官。而在他任度辽将军时，一些少数民族贵族竟然摄于他的声威，把在张掖等边郡劫掠的男女人口给送了回来。尤其在任司隶校尉时，他更是以执法不避豪强而著称。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在他属下任县令，平素贪残暴虐，无恶不作，甚至残杀孕妇取乐。当他听说李膺官复原职，非常害怕，便逃到京城张让家中藏匿起来。李膺得知消息后，亲率吏卒前往张让家中搜查，抓获了张朔，经审讯后处以死刑。张让又气又恨，跑到桓帝面前告状。桓帝召见李膺，责问事情的经过。李膺回答说：我担心自己办事太迟而犯过失，却没有想到因办事快而获罪。如今我知道自己犯了罪，只是请求陛下再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把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到那时，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桓帝听后，无话可说，最后，只好对张让说：你的弟弟有罪，司隶又有什么过错？遂宣布李膺无罪。此后，宦官都十分惧怕李膺，他们处处小心谨慎，甚至连假日都不敢走出大门，桓帝也感到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宦官回答道：害怕李校尉。而另一些人却因为李膺敢于打击宦官而十分崇拜他，尤其是士大夫们，认为如果能得到李膺的接待，就是莫大的荣誉，并称之称为“登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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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河内郡（今河南武陟西）豪强张成，略懂得一些法术，他以此交结宦官，宦官把他推荐给桓帝。由此，张成便得意忘形，胡作非为。他知道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于是便指使自己的儿子随意杀人。李膺闻知后，非常气愤，不顾大赦令已下，还是依法将张成的儿子处以死刑。宦官侯览等唆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联络太学生和各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下桓帝发怒了，于延熹九年（166），下令逮捕党人。李膺、陈实等二百多人被收审。太尉陈蕃力谏，并拒绝受理这一案件，指出如此做与焚书坑儒并无区别。桓帝更加生气，下令罢免了陈蕃。后来，桓帝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党人，赦归田里，但又明文规定，终身禁锢党人，将其全部罢免，不许再做官。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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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而受禁锢的党人分别加上三君、八及、八俊、八顾等不同的美称。范滂出狱归家，家乡父老迎接他的车辆多至数千。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学生，由于名册上没有列入而未受牵连。景毅却主动请求免官归家。度辽将军皇甫规也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禁，但他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说：我从前举荐过张奂，是我附和党人；当我被判刑服役之时，太学生张凤等曾为我鸣冤，是我受党人附和，我应当受到惩罚。尽管最终皇甫规等人没有受到朝廷的处罚，但却受到人们的赞赏。正因如此，也使得他们与朝廷权贵宦官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高涨，极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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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八及之一的张俭，当时担任山阳郡（今山东巨野东）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山阳郡防东（今山东金乡西南）人，桓帝初年任中常侍，后来，他参与了杀梁冀的行动，因功被封为高乡侯。从此以后，侯览手握大权，不可一世。据史料记载，侯览侵夺民田达一百多万顷，民宅达三百八十一所，共修建宅第达十六区。每个宅院内均有高楼池苑，珍禽异兽，楼堂亭阁鳞次栉比，俨然皇帝的禁宫。侯览的家人在乡里依仗其权势横行不法，残害百姓，深为当地百姓所痛恨。张俭揭发其罪行，下令惩治，并上书请求朝廷惩治侯览。但是上书被侯览所扣，并没有上达皇帝。从此侯览对张俭十分忌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爪牙、张俭的同乡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危害社稷江山。宦官曹节便示意有关部门把李膺等上次被禁锢的人一同牵连进去，奏请皇帝惩治党人。当时年幼无知的灵帝并不知道何谓党人，宦官曹节便告诉他说党人要夺取国家大权。这下灵帝终于明白了，这还了得，一定要重治他们。于是，灵帝下诏，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被捕后死在狱中，妻子儿女徙边，牵连者禁锢五族。张俭出逃避祸塞北，据说他在逃跑途中得到了许多人的掩护，还有许多人出资相助。后来，官府追查下来，成百人受牵连而家破人亡；再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别人，或者一些地方官吏有意扩大化，最后，死亡、流放、罢官禁锢的共达六七百人。党锢之祸一直延续了十余年，株连之广，打击面之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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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是统治阶级权力再分配的一种方式。但是，这次大的运动在中国古代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规模空前的知识分子与官僚士大夫相结合的一场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当时那些不畏强暴、忧国忧民、充满理想的党人深为后人景仰，他们的风范为中国知识分子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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