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祭奠梦中的爱——远东第一女谍吴先清
1937年11月一天下午，一位苏联大校情报官，敲开了莫斯科郊外马拉霍夫卡招待所307号房门。开门的是一位端庄、美丽的中国女性，她就是被誉为远东第一女谍的中共党员吴先清。
大校情报官面无表情头也不回地对几个打开房门出来观望的中国人说：回屋去，关上门。又对吴先清说：“我们首长要找你谈话”。也许是吴先清的美丽和淡定打动了他，他又加了一句：“多带点吃的、用的。”
自从那一天起，传奇的远东第一女谍，从党组织的视野里消失，也从她的同志们的视野里消失。再也无法找寻到她的，还有她的爱人和两个孩子。
直接跳到本文末尾，你可以知道吴先清是怎么从这个世界消失的。但是，却不一定知道这个传奇女谍短暂而瑰丽的一生，也不一定清楚标题的含义——用生命祭奠梦中的爱。
1904年7月，浙西台州临海县吴家糕饼店里，家中唯一的女儿出生了。女孩叫吴先清，漂亮的她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男孩子堆里长大的吴先清，身上自带一股英气，有着那个时候女孩子不多见的侠勇和洒脱。 1917年13岁的吴先清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杭州人称其为“蚕校”。1919年，吴先清15岁，那年，恰好爆发了“五四”运动。 15岁的吴先清被选为蚕校学生代表，参加了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5月12日，杭州各校学生三千余人，聚集在杭州西湖边游行示威。吴先清带领着一帮女同学，加入了游行队伍，立刻为学生队伍添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靓丽，这个词汇，自此一直伴随着吴先清。 1920年初，由于参与“一师风潮”，靓丽小女生吴先清名声大噪，当时在杭州的进步青年，都在传说着漂亮、飒爽、巧计多端的“蚕校”小学妹的故事。 而此时，这个“靓丽的小师妹”却因不守校规，被罚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否则不能毕业。 桀骜的吴先清愤然离校，蚕，不养了。毕业证，不要了。养蚕女考入杭州私立美术学校，改学美术。 说起来奇怪，很多从事谍报的革命先行者都有学美术的经历，比如钱壮飞，如李士群。吴先清也是因为学美术走上谍报女王的道路，只不过在正式走上谍报女王宝座前，她先开始了一场美丽的爱情。 1920年夏，16岁的吴先清正在西湖畔写生，恰巧了浙江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宣中华。那时，宣中华23岁，笔名“伊凡”。正值豆蔻年华的吴先清迅速堕入宣中华的爱河。吴先清之所以坠入爱河，毕竟宣中华是被列宁接见的革命青年。 1920年到2022年，时光转瞬百年，但西子未老。西子湖荫蔽过的爱情，如黛黛远山，依旧郁郁葱葱。 宣中华 宣中华不仅是吴先清的初恋，也是她的革命领路人。1922年暑假，吴先清随宣中华到上虞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并在那里结识了夏丏尊、朱自清、李叔同、何香凝、经亨颐等一群红色青年。 1924年，吴先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对恋人就此成为红色恋人。 红色恋人住进了共产党员沈玄庐（后被开除出党）提供的一处住宅。虽然有住所，但生活却相当窘迫，甚至到了冬天，两人只有一套棉服。一个穿着棉袍出门，另一个就只能守在被窝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颗爱情的果实，也悄悄孕育成熟。 爱情的果实还未饱满，一场考验先行来临—— 1925年初，吴先清去上海大康纱厂宣传革命时，被巡捕房逮捕。吴先清没有让巡捕得到一丝可以指正的口供，由于她是个孕妇，经组织周旋，法庭只判了吴先清一个妨害秩序罪，罚大洋100块就当庭释放了。 虽然有惊无险，吴先清却展现出了秘密工作的天赋。 1925年7月，吴先清与宣中华结婚。新婚不久，吴先清即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1927年期间，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女性很多，如已经讲述过赵一曼，正在讲述的吴先清，接下来还要讲述费侠、秦曼云。 1925年冬，吴先清毅然决然放下出生12天的女儿，踏上了远赴莫斯科的路途。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她生命中第一次与亲生骨肉分离。其后不久，这个女婴也因为无人照料，还没满月即告夭折。 在当时，从杭州奔赴莫斯科远不似今天这么方便。几经辗转，1927年初，刚到莫斯科不久，吴先清先后接到了失去女儿和爱人的双重噩耗—— “四·一二”后，先是宣中华的弟弟宣中民被捕，他当时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随即，宣中华随后遭到通缉。 4月14日晨，宣中华化装成列车长，在特科成员保护下，登车赴沪。当天下午，列为龙华站停靠时，早已在此设伏的国民党特务将他抓捕。17日夜，宣中华被反动派乱刀分尸，尸骨至今都无法找到。 几乎所有的党史资料上，描述吴先清得知丈夫牺牲时的情景，都只有一句话：“吴先清得悉宣中华英勇牺牲的噩耗，以坚强的意志抑制了自己悲痛的感情。” 那时候，吴先清只有23岁，就不得不面对如此打击。 幸好，就在这时，一个别样的男人踏进了吴先清的生命，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职业革命家刘鼎。 刘鼎 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1924年12月经同在德国的朱德和孙炳文介绍，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1926年初，刘鼎离开柏林到达莫斯科，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吴先清应该是同期到达莫斯科并就读于同一学校的同学。不久，刘鼎到苏联空军机械学校任中国班政治指导员兼助教。1927年冬，刘鼎和吴先清结婚。1928年春，吴先清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孩子，在刘鼎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吴先清为孩子取名为“莫文”。 产后的吴先清一个人在莫斯科，一边带儿子，一边学习。直到1928年夏天，刘鼎才又被调回东方大学。组织对吴先清的评价是：为人热情，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 1929年冬，刘鼎和吴先清奉调回国。此时，刘鼎已经是一个精通军工技术的谍报专家。由于孩子太小，他们只能把莫文送进了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这也是不到4年的时间里，吴先清第二次与亲生骨肉分离。 1930年夏，吴先清、刘鼎夫妇秘密回到上海，刘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情报科任副科长，成为陈赓的副手，开始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地下战斗。吴先清也在1930年秋调入中央特科，协助刘鼎负责地下交通工作。从此，吴先清开始了传奇的红色间谍生涯。 1931年10月，刘鼎在一家公园内被捕，押往南京。为了营救刘鼎，吴先清按照组织程序，先行切断了与组织的一切联系，赶到南京营救丈夫。 吴先清通过长兄，找到了后任国民党空军司令的周至柔。周至柔是吴先清的临海老乡，与吴先清不仅认识，而且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几经周折，周至柔同意帮忙，但这个“帮忙”仅限于给吴先清与刘鼎传话。 吴先清当即利用这些关系，向刘鼎传达了潘汉年同志“相机处理，灵活应变，可登报声明脱党”的指示，潘汉年当时负责特科情报工作。 1932年9月，经人出面作保，刘鼎获释出狱。回到上海，刘鼎与吴先清不仅面临着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的困境，还要被迫承受居无定所的折磨。最让吴先清这个坚定的女共产党员揪心的是，此时她又身怀六甲了。 就在行将山穷水尽的时候，吴先清巧遇蚕校同学陈宣昭，在陈宣昭和其丈夫吴觉农的帮助下，吴先清夫妇住进了陈宣昭的家。当时陈宣昭住在金神父路花园坊的2号，而3号、4号的邻居就是上海警察局长闵鸿恩。 对此，刘鼎起初还有所顾忌，但是吴先清一句“老鹰不吃窝边肉”，打消了他所有顾虑。 住在陈宣昭家里的时候，吴先清夫妇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同时，两件大事也相继在吴先清生命中发生，第一件是她的丈夫刘鼎奉命赴苏区工作，于1933年3月离开了吴先清，并就此成为永别。第二件事情是1933年4月，吴先清的第三个孩子降生，吴先清为他取名为阚文木。 在刘鼎1931年被捕之前，吴先清就已经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谍报人员。别的不说，就说三件事情： 1、通过弟弟的介绍，吴先清成功地与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中统）专员陈宝骅搭上线，陈宝骅瞬间就被吴先清迷住，带着她出席了许多酒会、舞会，也让她结交了不少国民党军政重要人物，特别是“江浙派”骨干。由于蒋介石是浙江人，江浙派在国民党内部一直红得发紫，吴先清就是从这些人嘴里探知了无数重要的情报。 2、在吴先清的努力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得悉大量国民党机密情报，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收到她刺探来的一大厚本情报时，惊讶地称赞道：“这位女同志（吴先清）在上海为（李）立三（暴动）立下头功！” 3、这段时间里，吴先清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在湘鄂西的贺龙部队，搞到了一批军火。 在夫妻双双隐蔽在陈宣昭家时，吴先清依然借着陈宝骅的关系，让住在隔壁的上海市警察局长闵鸿恩对其另眼相看。为闵鸿恩站岗的警察都说：就连局长都要打招呼、献殷勤，这个邻居（吴先清）不简单。 1933年，刘鼎离开前不久，吴先清路上与一个叛徒走了个“顶头碰”，见已无可能回避，吴先清机智地与其搭讪，委托他帮助寻找党组织，并主动留下了刘鼎二妹的住址。 此事过后不久，刘鼎离开上海前去苏区，吴先清也不得不从陈宣昭的家中搬出，只把孩子留在了陈宣昭家中。至此，29岁的吴先清，已经是第三次与自己的骨肉分别。 1933年5月，中央联系到吴先清，并再次对她委以重任。让她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担任大名鼎鼎的共产国际间谍佐尔格的谍报组组长。这个决定，也最终使吴先清成为名副其实的远东第一女谍。 吴先清硬是闯过了日本警宪的重重盘查，到东京联系上了“拉姆扎小组”，其间的惊心动魄，外人也许再也无法知道了。 为佐尔格服务期间，吴先清发展了自己的情报网，情报网以上海为中心，南到广州，北抵哈尔滨，西达西安。重要的情报关系人员包括： 蒋介石武昌行营上校专员刘思慕、南昌行营调查科少校科员章文先，以及关东军宪兵少佐课长川合定吉。 据《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不完全统计，“华尔敦案”案发后，吴先清向共产国际安全交接的情报服务人员多达183人，可见吴先清组建的情报网是多么的庞大。 正是因此，称吴先清为“远东第一女谍”，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谍战的角度，都是当之无愧的。 1935年4月，接替佐尔格上海工作的华尔敦情报组织被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破获，华尔敦及许多情报人员被捕。华尔敦被捕后一言不发，被媒体称为“怪西人事件”。苏联百般营救不果，终于在1937年答应，以放回蒋经国作为交换，换回了华尔敦。苏联此举，使吴先清等为共产国际服务的情报人员，尤其是在佐尔格身边工作的人员，面临巨大危险，不得不离开日本、中国，远避苏联。 1935年5月，党中央派吴先清去苏联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启程前，陈宣昭带着她的小儿子阚文木前来给她送行。吴先清从手腕上取下一只金手镯，交给了陈宣昭说：“等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再把我们的故事说给他听。” 1941年陈宣昭家在香港遭劫，所有的箱子都被劫匪翻遍了，这只镯子竟然安好无事。回到大陆后，最疯狂的年代里，这只镯子也被迫上交，从此下落不明。 1935年9月，吴先清重返苏联，化名罗莎·拉库洛娃。吴先清于1936年9月在马列主义学院结业，来到莫斯科郊区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宿舍大楼"马拉霍大卡”招待所，等待组织安排回国参加工作。先后来到这家招待所的中国人共有四男二女，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语名字称呼。吴先清叫罗莎·拉库洛娃。罗莎，在俄语有热烈的、红色的意思。 在管理人员和瓦夏的帮助下，吴先清找到了七年前留在苏联的儿子莫文。母子相见，吴先清激动异常，并把孩子的名字改成刘莫阳，发誓再也不和他分开。刘，是刘鼎化名的姓氏。 1936年至1939年，苏联正在进行的“大清洗”，期间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也不能幸免。如吴先清的老领导，接替周恩来担任中共军委书记、特委书记的武怀让，就是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时，被秘密逮捕并杀害的。 1937年，肃反扩大化波及到莫斯科近郊的马拉霍夫卡招待所，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1937年夏天，吴先清对拉姆扎小组同事李正文说，她发现一个叫索妮的女同志经常偷偷地给上级写信，搞不好就是在诬告。吴先清趁索妮不在的机会，找到了信件的底稿，证实了猜想。 李正文证实，他也看到索妮在信中说：“瓦夏懂日文，她长得也像日本人，生活作风不正派，肯定是日本特务……" 当时，正是斯大林公开号召大家要“大胆怀疑”的时候。吴先清、李正文等六人已经在马拉霍大卡招待所整整等待了一年，这样的现实下，他们都感觉到山雨欲来的不祥。 马拉霍大卡招待所 果然，住在马拉霍大卡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五人先后被捕，罪名都是“日本间谍嫌疑犯”。这五人恰恰都是服务于佐尔格小组的情报人员。这不由不令人联想：苏联人是借着肃反和清洗，消除所有佐尔格小组的知情人。 吴先清被带到苏联肃反机关首长面前后，这位首长二话没说就以“日本间谍”的罪名逮捕了吴先清，并投入了莫斯科的鲁别克监狱。这一次，吴先清不得不再次与8岁的儿子刘莫阳再次分别，这是她人生中第五次与自己的亲骨肉分离。这次分离后，母亲消失在冰天雪地的远东，刘莫阳也下落不明。 吴先清在鲁别克监狱关押了不久，就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布德里斯克”劳改营。不久，又被送往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 齐必由就是臭名昭著的“古拉格”，根据解密的苏联文件，"古拉格”最多时有476座独立的劳改营，1929年至1953年期间，至少有1400万苏联公民被送到“古拉格”服刑。如斯大林死的1953年，“古拉格”的关押人数是1727970人。 在这些劳改营里，犯人的存活时间一般都很短。一份沃尔库塔劳改犯人名册就可以看出，沃尔库塔劳改营的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内，就无一幸存全部死亡。 更恐怖的是，一些幸存者和历史研究人员相信:苏联科学家曾经在劳改营对犯人们做过大规模人体试验，包括在活着的犯人身上摘取大脑! 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又是所有“古拉格”中条件最恶劣的之一，天寒地冻，最冷时达摄氏零下50多度…… 据苏方档案记载，1938年5月，远东第一女谍，生长在江南水乡，美丽多情的吴先清在劳改营死去。死亡原因未予记载。吴先清死难的时候，到“齐必由”劳改营刚刚几个月，5月，即使是苏联远东也开始进入渐渐苏醒的春天。 1938年，那个水乡蚕校靓丽小师妹，那个西子湖畔写生的豆蔻少女，刚刚三十四岁…… 很遗憾，完成此文时，竟然无法找到一张真正的吴先清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