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士大夫到清朝却“变乖”了，这其中有何隐情？
受诸多影视作品的影响，人们只要聊到明末清初之际的交换，往往会对这一时期的士大夫集团怨气冲天。原因无他，因为史书中和影视作品中表现的明朝士大夫个个都无耻至极。
其中有著名的“水太凉，不敢自杀”的钱谦益，有急急忙忙带头剃发留狗尾巴，并且号召全体国民剃发留辫子的孙之獬，当然还有著名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
总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明朝的士大夫个个都是混蛋，他们只知道每天和皇帝对着干，阻挠崇祯皇帝南迁，疯狂的盘剥百姓，甚至打死皇帝的征税官员。
曾经他们有多么疯狂，面对满清统治者的时候，他们的膝盖就有多么的软。对此很多人不由提一个问题，为何之前刚强到极致的士大夫集团会变得那么软弱？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给出一个准确的回复：明朝不是一个失去风骨的年代，相反，明朝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风骨到极致的年代。 ——以乾隆年间编成的书籍《胜朝殉节诸臣录》为例，其中记录了殉难而死的士大夫成员高达3000多人。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其他详细记录，明清之际“殉难行为”的一些史料，都表明了明朝末年献身的忠义之士是何其之多？ 因此，我们不可以因为钱谦益这样的另类现象，而否认整个明朝的风骨。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少数明朝士大夫的风骨出现问题，因为不管是殉难的多么惨烈，士大夫集团的确出现了“前倨后恭”的现象。 其中，自然有那些抛弃了“疯狂”的士大夫，他们丢掉了整个文人的骨气。 但事实却依旧显示：绝大多数的文人选择了逃脱现实，他们有弃官从商的，有从此遁入空门的，更有大批人员成为了所谓的野人和山人...... 如此一来，那些选择抛弃尊严的文人在朝堂上狼狈不堪，而那些坚守住立场的人，则彻底的消失在了朝堂中。 当然，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异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甚至这涉及到了封建王朝的演化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士大夫。 《国语》有载：“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简而言之，士是早期最低级的贵族。 他们有别于平民，但却未享受贵族的高级特权。正如孔夫子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因此，士大夫继承了贵族的基本修养，同时也拥有了远超过士大夫的素质和能力。 在春秋时期，士大夫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开创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开创了纵横捭阖的战国风云。 ——等到秦始皇一统六国建立封建制度，士人的巅峰时刻就此陨落，他们逐步的从贵族阶层被剥离开来，开始了被皇权逐步驯服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士大夫逐渐抛弃了搅动风云的野心，慢慢的回归到了秩序上。而在此秩序之上，他们又引用儒家思想为自己缔造了一套自我约束自我提升的逻辑。 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更具体的细节来看，士大夫首先讲究独立人格，他们不贪图富贵，也不求名声。 他们讲究忠诚，信义等传统道德，当然这一点经过儒家思想的逐步规划，最终变成了绝对的忠诚于皇帝。最后就是良好的语言礼仪和实践能力，也就是所谓的读书人的气度。 在这个过程中，曾经野性十足的士大夫逐渐被驯服，他们从原先对君王的耳提面命，变成了逐步的忠诚于君王，甚至为君王肝脑涂地。 毫无疑问，这是士大夫的沦落，而且伴随着皇权的逐步加强，士大夫的沦落随之一点点的攀升...... 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乱世之中士大夫抛弃道德操守，选择阿谀奉承、结党营私，为己谋利的趋势。 不过士大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独立人格，一直把士大夫的最高目标放在嘴边唠叨，于是等到明王朝建立之时，这帮士大夫展现出了“极为扭曲”的一面。 明朝的士大夫具体的演化过程如下。 第一个时期是洪武到永乐年间，典型代表就是方孝孺之死。 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愿意为了一个大义付出全族的代价，方孝孺以全族的灭亡，向明朝皇帝彰显了读书人的风骨，但其代价却惨到让人不忍直视。 紧接着，是明宣宗到明英帝时期的变迁，这一时期明朝士大夫的扭曲最为明显。 明英宗重用大太监王振，大批文官都拜倒于宦官之下，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王佑，一句“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将文人的风骨葬送的一览无余。 可偏偏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救时宰相”于谦，他彰显了文人除了提笔写书以外，还有上马打仗的能力，成为了那个年代士大夫集团的巅峰代表。 可是，这一时期士大夫集团的精神分裂使得他们开始表现的很不正常，一方面他们反抗皇权对于他们的驯服，例如明武宗之死和大礼议事件，他们甚至还想反过来驯服皇帝。 但另一方面他没有做着与士大夫集团的风完全相反的事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言官污蔑，风闻奏事，朝廷一片乌烟瘴气，比之宦官当政尚且不如。 于是又导致了皇权进一步的反弹，万历年间的数十年不上朝，天启皇帝时期的魏忠贤之乱。 诡异的是，在皇权空前的打击报复之下，士大夫集团又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崇高的道德操守——例如当年的杨涟公，其气节和悲壮让人叹为观止。还有高攀龙，以死来面对朝廷之黑暗。 可惜，这些有着高尚理想和道德的士大夫死的毫无意义，崇祯皇帝偏执的让人发指。 而那些假借士大夫壮士威名的堕落士大夫们，却高举着旗号，结党营私，祸乱朝纲，家中土地更是千万，早已成为当时乱局中的大蛀虫。 在这种极端的扭曲下，士大夫集团逐渐分成了多股力量。 其一，激进殉难者。 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东林党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和万历皇帝做斗争，和魏忠贤做斗争，他们也许不具备较强的治国能力，但他们选择用死来践行自己的理想。 其二，自保者。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七中指出：“夫威权日盛则谤议日积谤议日积则祸患日深。故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 明代朝政之苛刻，尤其是崇祯年间之疯狂，皇权对于士大夫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贪污堕落者自然乐在其中，但心有理想，心有道德操守之人，却难免绝望悲哀。 混乱不堪的局面，无聊沉闷的政治，虚伪倾轧的官场，迷茫无望的宦途。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万历15年，明朝停摆了。 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明末的士大夫的热情消散了，他们的满腔热血随着那些激进者的死亡而逐渐的冷却，他们选择了苟全于乱世。 其中也有相当部分的人成为了清朝的官员，当然这并不能说他们是汉奸。 其三，遗民和隐居者。 正如前文所说，明朝出现的最大规模的殉难人数，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选择死亡。 但他们依旧不愿意放弃明朝的过往，他们没有选择反清复明，而是选择保持为明守节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就被称之为遗民。 ——这之中不乏有大才，也不乏有财者，但他们却最终选择了这条孤独的道路，成为了明朝最后的“守墓人”。 还有就是隐居者，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和前一类人相似，因为清朝展开了疯狂的留头不留发的行动，一次又一次的屠杀，使得遗民都没有了生活空间。 为了逃脱政治的迫害，为了不忘记曾经的历史，他们选择遁入空门，用宗教的形式来麻痹自我。 其四，弃文从商。 这是明末士大夫集团最大的异化。 从古到今，士农工商，士为最贵商为最贱，到了最后却是本末倒置。 商人逐利，文人重义，在极端的绝望和特殊的环境催化下，这一群读书人彻底拉下了明末士大夫的底裤，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前期那么嚣张的士大夫到了清朝却变得唯唯诺诺？ 原因很简单，激进的人已经为国殉难了，不忘初心的人，已经选择了隐居和逃避，接下来自然只剩下那帮阿谀奉承的堕落者，以及弃文从商的异化者。 他们又怎能再现曾经的士大夫的风骨呢？ ——不过这里得提一句，虽然清朝是一个有别于明朝的特殊政权，但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清朝最终还是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制度，成为了封建制度演化的一个部分。 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清朝的土壤上又长出了士大夫，士大夫又短暂开启了一个高潮，然后又陷入到了前文提到的扭曲中。 清朝有为国殉难的忠臣烈士，有极高道德操守的有为之人。 但到了最后，清朝末年的士大夫和明朝末年也一样，激进如谭嗣同者为国殉难，保守落后的人，阻挠新官制改革、阻挠清末立宪，堕落的人极端崇洋媚外，如李鸿章卖国。 可以说，清朝末年比明朝末年更加让人崩溃。 直到科举制度被废除，封建制度被消灭，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和全民的觉醒，士大夫才彻底成为了历史，知识为全民所掌握，而士人风骨也升华为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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