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往事
我们徐家与宁波沈曼卿一家的交往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
1940年，我爷爷徐允亨和奶奶李阿香，在宁波东门口开办了一家“同震银楼”。银楼贴隔壁是沈曼卿的四明药房。两家店紧挨在一起，店内有通道可以互相走动。那时候，沈曼卿已是宁波城里颇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曾担任过宁波西药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市工商会理事、海曙镇镇长。1949年3月，在中共四明工委的引导下，沈曼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参与成立“宁波自卫救济委员会”。1949年5月25日，在沈曼卿等民主人士的全力配合下，工厂照常开工，学校照常开课，商店照常营业，为解放大军顺利进城和接管宁波作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沈曼卿担任宁波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并在1956年9月当选为宁波市工商联第三届执委会副主任。
沈曼卿经商讲诚信，家教极严。孩子们继承了父亲的品格，努力读书，自立自强，各自成家立业。子女中，唯有排行倒数第二的儿子沈祖伦，最不遵守家规，读中学时，经常深夜不归，到处活动，忙得不可开交，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干啥。沈曼卿曾向我爷爷叹苦经：“我沈家小孩都守规矩，均有出息，最费心的是刮脚老二，不好好读书，到处乱奔，以后最没有出息的肯定是阿伦。”新中国成立后，沈祖伦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秘书，直至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成了沈家最有出息的儿子，让沈曼卿始料不及，这是后话。
我父亲徐愈德与沈祖伦是同龄人，爷爷平时总是以沈曼卿的一套家教方式，来教育并灌输给我父亲，要求父亲向沈家几位哥哥看齐，努力经商，勤俭持家，不能像阿伦一样，不认真读书，不务正业，到处乱跑。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沈曼卿的撮合下，16岁的父亲与他的姐夫朱锦本(我的姑父)一起，离开宁波，前往百里之外的沿海小县城宁海县，选址桃源桥东，开办了宁海历史上第一家西药房，沈曼卿为药店取名“国泰药房”。沈曼卿和爷爷分别为他俩配备了一辆老牌自行车，他俩在自行车后座上焊上铁丝框，载着从沈曼卿四明药房批发来的阿司匹林、止痛片、头痛粉以及自来血、驱蛔虫的宝塔糖等西药，把“国泰药房”办得有声有色。
我姑父朱锦本出生于宁波西乡，其亲姐就是沈曼卿的夫人。1956年，国家开展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泰药房”收归国有，挂上了“宁海县医药公司”的牌子。我父亲留任医药公司管理西药业务，姑父朱锦本则被定性为私方人员，调至宁海县百货公司站柜台卖鞋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那场政治运动中，我姑父遭到无情迫害，白天戴白袖套扫中大街，夜晚挂黑牌站桃源桥头，姑父没能熬到60岁退休的享福日子，含冤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最没出息”的沈祖伦，成为沈家最有出息的孩子，因为他从中学时代就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教育，解放战争期间在浙东打游击，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绍兴、嘉兴等地担任党政领导。八十年代初，任浙江省副省长。
1986年年底，中央组织部有两位干部来到宁海，通过组织到宁海百货公司找姑父朱锦本，说要了解一些情况，其时姑父已去世10多年。后来两位干部又到宁海医药公司，找我父亲了解情况。我父亲心里咯噔一下，顿时紧张起来。那天足足谈了一下午，主要是围绕沈家新中国成立前的家庭和经商情况，我父亲凭着小时候的印象，如实告诉中组部来人。父亲在谈话笔录中签了字。父亲回家后，就把中组部派人来宁海了解沈家家庭情况的事告诉了我。从那时起，我才知晓我们徐家与沈家有这么一段历史上的交往。从父亲口中得知，我两岁时，爷爷把我抱到宁波东门口银楼店，得意地叫沈曼卿看相。沈曼卿抱着我，煞有其事地对我爷爷说：“你这老二孙子，大了以后一定很有出息。”
一年后，沈祖伦被任命为浙江省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浙江省省长。1987年初，我从宁海县财贸办公室调到县供销社担任主任一职。说来可能也是徐家和沈家的缘分延续，到供销社一上任，我就赴杭州参加全省供销社主任会议，当时分管供销社工作的副省长沈祖伦到会作重要报告。因为我从父亲口中了解到徐家与沈家的渊源，就比较好奇这沈副省长究竟长啥模样?于是提前走进会场，找了个比较靠前的位子坐下。当沈祖伦步履稳健，满脸笑容地走进会场，我的脑海里竟然出现了一个活脱脱的姑父朱锦本的影子：圆头、秃顶、平后脑，笑起来眼睛特别亲切。这两个人长得实在太像了，相似度在90%以上。这也不奇怪，外甥与舅舅本来就有血缘关系，宁波俗谚故有“三代不出舅家门”一说。
与其说沈祖伦到会作重要报告，不如说是拉家常。会上他不用讲稿，不说废话空话，而是三句不离农民、农业、农村。说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排头兵，是连接政府和农民的桥梁。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每个供销社人的心中必须藏有一个“农”字。是啊!沈祖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浙江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和指挥者，是浙江市场改革的谋划者。特别是对义乌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兴商建县”思路，使浙江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2月28日，我从电视中获悉沈祖伦于2月27日4时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电视里说：“按照沈祖伦的干部级别，退休后有秘书，有司机，生病可住高干病房，但他不愿意随意消耗公共资源，不愿意麻烦别人，生病了也不愿意住高干病房，看好病拿了药，就回养老院。”对他这种做法，一些领导不解，问他：“你这是要干什么?”他笑笑，不解释。我想，沈祖伦这“笑笑不解释”，是对当前一些喜欢滥用公共资源的领导干部最清晰的回答。爱民省长、平民省长，也是沈祖伦留给浙江人民的金口碑。
岁月悠悠，往事依依。斯人已逝，生者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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