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文化何以江河万古？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化延续至今。那么中国文化根脉何以历经千年而不断裂?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人应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年轻人应如何理解文化自信?“道中华”记者近期对话以“中国的事”为终身志业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畅谈中华文化何以江河万古，以及对未来中国的希望与前瞻。
记者：中华文明作为维系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纽带，使我们绵延几千年而依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并且继往开来地可持续发展。这种长久的内在凝聚力究竟由何而来?
许倬云：首先，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汉字系统代代延续，实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汉字是视觉文字，可以克服方言的隔阂。于是，虽然广土众民，地方性的差异不少，中国仍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同质性，政治权力可以更迭，文化认同则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综合言之，广大地区的古代族群在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有同一文字系统为文化发展的载具，遂能有源远流长的发展。
其次，由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战国时代虽然百家争鸣，主流思想仍是儒家。秦以法家治国，其实法家不过是儒家的变种;汉兴以后，黄老曾经短暂得势，汉代终究以外儒内法为根本。儒家士大夫不断凭借政治与社会的优势地位，推行儒家教化，以致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民间的民俗文化也逐渐与儒家融合。甚至边远地区，地方官员不断努力于教化，其涵化的力量十分强大。儒、道、佛三家融合为中国普世秩序的中心思想，“人”是尊贵的，“人心”是宇宙万物观照与理解之所在。佛教“境由心造”与儒家“事在人为”两项观念，在中国融合为一。
再次，经济方面，中国自古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作物及农舍手工业的产品，是中国市场经济之所寄托。凡此产品，经过农村市集，一级一级地集散与转销，达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这样一个市场网络，是中国资源与财富流通的管道。中国幅员广大，拥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仅仗区间互济，即能有效运作。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一个坚实、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这个经济共同体凭借全国性的道路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网络，各地的互依性甚高。从此以后，这一经济形态常存于中国地区，经济体系的整合也加强了文化秩序的内向聚合。
此外，中国经历数千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在接纳无数北方、南方的成分后，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于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
以上几个因素，可能使得中国虽然广土众民，但可以确保国家内部的互相沟通，谁也不会被排斥在外，“中国人”才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感。中国内部区间的人口流动，使得不同的人群有混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促使文化产生了共同性。经过不断地融合，在总体上，中国文化只有逐渐的变化，而没有突然的断裂，这才使“中国”的观念可以长期维持。
记者：作为一个五千年来没有断代的文明，为什么中国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可以兼容并包，中国文化究竟是靠什么来支撑这样的能力?
许倬云：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从中东两大文明所见的思想方式言，两河流域的文献中，显示出二元对立的观念。埃及古代文明的宇宙观，可以解读为定于一尊的多元系统。相对于中东的两套观念，中国地区的古代文化，也逐渐形成二元融合的基本观念。阴阳、男女、上下、动静等，都是对立的，却又是彼此互补的。可能在周初成形的《周易》，以相对二元，彼此消长，彼此调和，作为事物的本质、现象发生的动能。这一套观念，迥异于中东两大文明的宇宙观。
以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一些基本特色的西周为例，其文化包容兼收的特点已很明显。周人发展为强大族群的过程中，无疑吸纳了不少不同的分子，而其文化渊源也是多源的。取代了商之后，西周封国之内至少有两三种甚至更多不同文化的人群，构成一个多元的复杂社会。西周的封建体制，使中国经历了为时数百年的文化融合过程。大致言之，东部各地上层社会经过封建礼仪的制约，西周以后，上层文化已呈现相当的同质性;然而各国民间，则异质文化共存，有多元的地方色彩。这一个既多元又定于一尊的格局，较之尼罗河流域格局，虽然类似，但有很大的包容性，能以其消长与变化，解决对立之间的矛盾。
秦汉共同体确认了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这一个以“人”为本体的文化系统，迥异于西方以“神”为本体的文化。于是，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时时吸纳，或发展新因素和新观念。总之，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中国文化经过无数起起伏伏，这一文化圈的中国人也体验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其兼容并蓄的胸怀。为此，中国人遭逢外来异质文化时，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同时，若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记者：如何理解宋、辽、金和西夏时期“中国”的概念以及宋与辽、金、西夏的关系?
许倬云：在宋代，宋王朝四周先后存在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唐古特人建立的西夏，在中亚人的口中都被称为“桃花石”(古中国称谓，编者注)。中原的丝绸和瓷器经由陆路，通过辽和西夏转递到中亚，也经由海路进入红海与波斯湾，西方只知道这些货品是从东亚的大陆来的。辽、金和西夏，与宋时战时和。对宋而言，和平的贸易双方都可获利。同时，辽、金、西夏的关系也不都是血与火，更多的是商品往来、和平贸易。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古代中国文化。辽和西夏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国传统的典籍。正因为文化上的这种联系，后来中国才能再度成为一个共同体。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未来我们应向何处去?
许倬云：国家的实力不能仅靠坚甲利兵，更须有国族精神的凝聚及配套的制度。1902年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词，才有了这个概念。他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反观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主要归功于1840前的辉煌历史，和1840—1949的百年屈辱间形成的共同记忆。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民族主义的诉求，则触动当时全民悲愤的心弦，成为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原因。民族国家的理念发生于欧洲，中国革命则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如今中国不必再完全套用西方狭窄的族群观念，也不必借助信仰笼罩诸族，更不必以选民自居而排他。
中国本是“天下国家”，在“中国”观念的普世秩序下，曾包含很多族群。中国固然也是一个文化观念，但其中也容纳了许多地方性的差异。自从秦汉以来，“中国”概念容纳东亚大地上许多族群的文化。今日许多汉人自认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有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这种不以血统界定民族，而是用文化认同来界定边界的思想让中华民族成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的民族。
这是一条可以与今日“全球化”接轨的途径，也是一条还可继续开展的途径。可见的当下和未来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可行的路径。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华民族的建构是十分成功的。而放眼未来，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叙事能否进化为古代儒家思想那样的“天下”理念、“普世”价值，还是得看后人的智慧。
记者：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下，如何追寻人类长久憧憬的“天下大同”这一理想境界?
许倬云：长期独霸的西方文化，在走向全球化的今日，必须有“他者”提供不同的思想与行为。今天的全球化现象，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振奋的大事。在各种文化相激相荡时，其中各文化体系的精粹，将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文化资源。经过这一转捩点，长期屈居从属地位的文化体系，不仅只是保存于博物馆中，而是重获活力，能与近来数百年的“主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我们必须学会在互谅互信中，彼此扶助，相摛相将，完成人类文明另一次的重大突破。
记者：您认为年轻人应该如何理解传统、理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许倬云：现在太多人信仰美国，信仰西方。里外相配，这个才是修己之后以安人，是我真正信仰的话，是中国可以提供给世界的思想资源。中国被当作“过去的过去”，不应该这样。中国的文明是活的，它带给世界的优秀资源，却被许多人以种种借口忽略。那些所谓先进的国家先进的是一部分，它的文化并不先进。我有生之年一直要拿中国的东西解释给同胞们听，解释给外国人愿意听的听。
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那本书里作过简要的解释，一般对中国文化的解释是静态的，我那本书里面的解释是动态的。动态趋衡、动态趋稳、动态调整。传统不是鞠躬作揖，传统也不是一幅画，传统本身不是固定的东西。传统是接受过来的一套经验、观念、判断的标准、衡量自己对不对的尺度，这是传统。现在知识分子要做的是认真地认识双方，认识过去中国传统的意义，认识西方从过去到现在转变的过程，思考未来的世界该是如何，会是如何。这个才是我们读书人、研究者该做的事。我终身的志业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上。
受访者简介：
许倬云，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大家和思想家之一，1930年出生于厦门，江苏无锡人，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讲席教授。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
等。近年来，许先生致力于“面向大众的史学写作”，著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数十种，海内外行销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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