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什么时候爆发的？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背景
布拉格之春(捷克语: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语:Pražská jar ;俄语: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军事行动代号:多瑙河行动，英文:Operation
Danube)才告终。
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这个方案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一样，完全抛弃了旧有的社会主义传统。然而，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于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民主化进程，在8月20日深夜开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的武装入侵后宣告失败。事实上，在一个工厂里，捷共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将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背景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中对于斯大林提出了批评，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共产党体制面临了很大的危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进入60年代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兼总统安东尼·诺沃托尼的统治开始动摇。尤其在恢复50年代大清洗牺牲者的名誉问题、经济增长减缓问题、斯洛伐克的自治主张等问题上，诺沃托尼受到了很大的抨击。
1967年，在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大会上，帕维尔·科胡特、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作家开始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0月末，学生在布拉格市区又发起了关于学生宿舍设施的抗议游行，最终被党部派出的警察队伍镇压。此外，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斯洛伐克共产党方面对于诺沃托尼的政策也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非正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托尼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来平息事态，但是勃列日涅夫认为这只是捷共党内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支持[当时他说"Это
Ваше
Дело(这是你们的问题。)"]。结果，在没有消除党内对立的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大会在12月召开，会上一致批评诺沃托尼的领导，他对第一书记和总统的兼任的结束也在所难免。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改革运动。从60年代初开始，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虽然从1967年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但形势仍未好转。经济困难导致部分工人罢工。在政治方面，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共和国总统的诺沃提尼对经济改革和为50年代初政治冤案的受害者平反采取消极抵制态度，压制批评和民主，在党内外引起强烈不满。在民族关系方面，由于1960年制定的宪法取消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自治权，民族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在这种背景下，捷共中央于1967年10、12月和1968年1月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就国内的困难、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展开辩论。1968
年1
月中央全会决定解除诺沃提尼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杜布切克接替。同年4月中央全会又对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进行了重大改组，并通过了指导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
5月中央全会决定于当年 9月提前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同时号召同国内出现的"反共主义倾向"和"保守观点"作斗争，7月中央全会通过了新党章草案。
当时公布的文件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
、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的内容主要有:①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民主。认为一切权力由党的机构集中和垄断，只会削弱国家和社会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的领导作用主要应该是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反映社会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方针政策，并通过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去贯彻实行;必须充分发挥和保障选举产生的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权力，工作机关不能独揽大权;党政重大职务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担任党内职务以4年为一届，不得超过两届;党员有权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②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公民权利
。主张实行多元化政治体制，使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阵线内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民族阵线内各政党都是平等的伙伴
;实行责任内阁，政府对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迁居包括迁居国外的自由;制定新闻法，取消新闻、书刊、广播电视的检查制度;给一切受过迫害的人平反。③关于经济体制
。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扩大企业的权限，企业作为相对独立 的商品生产者有经营自主权
，自负盈亏;允许企业自愿结合，自由竞争，独立地进行外贸活动;成立工厂委员会，其中2/3的代表由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有权决定厂长的任命和撤换，决定利润分配和职工福利等。④关于民族关系。将国家体制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保证斯洛伐克族同捷克族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受到了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干预和武装干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以空降兵为拳头的苏联红军奇袭布拉格机场、快速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军事行动，被作为当代闪击战以及空降兵使用的经典战例被载入世界空降兵战史。国防大学出版社《世界空降兵战例精选》中指出:在布拉格事件中，苏军大胆迅猛的突击、战前的电子对抗、战略欺骗以及指挥通讯系统的高效率运作，充分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华约国家在C4I系统合成作战上的优势，并使美国和北约国家感到忧虑。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苏联看来，此举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决定对捷进行武装干涉。6月下旬，"华沙条约组织"在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数日参演部队才撤离捷境。7月之后，局势有所缓和。1968年8月3日晚华约在捷签署联合声明，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
8月20日晚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客机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绝。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103近卫空降师[1]
乘30架安-12型运输机，从驻地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起飞，在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下，以每分钟1架的间隔空运到布拉格。1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士兵直扑布拉格。
与此同时，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苏联陆军总司令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
来自苏军驻德部队集群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5个坦克师(第6近卫、第7近卫、第9、第20、第90近卫)4个摩托化步兵师(第14近卫、第20近卫、第27近卫、东德第11)直捣布拉格;
由苏军驻德部队集群第20近卫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及其指挥的5个摩步师(第1近卫、第3近卫、第6近卫、第18近卫、第35近卫)、3个坦克师(第11近卫、第40近卫、东德第7)、1个空降师(第7近卫空降师)、保加利亚人民军一部(第7摩步师摩步22团)负责切断捷克西部边界线;
在进攻开始6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这次代号为"多瑙河"的军事行动是苏军的一次典型方面军群进攻战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动用4个集群/军区下属的1个坦克集团军和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6个师约30万人。但由于进攻过快，两个战略方向的后备坦克集团军均未出动，只动用了各集团军,师,团的直属坦克，共有900余辆坦克和约8000辆装甲运输车。
鉴于所有人都还没忘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这次事件中仅有80个捷克人被杀，与匈牙利事件相比大大减少。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萨克代替杜布切克，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可视为东欧剧变的前奏与导火索。
(英语:Prague Spring ;捷克语: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语:Pražská jar; 俄语: 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
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倾向。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方案，保留了部分旧有的传统。这个方案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样，"匈牙利十月事件"完全抛弃了旧有的传统。然而，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于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在冷战期间，这是华沙条约成员国所不能接受的。此外，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拒绝苏联的援助而宁愿屈服于希特勒的那段历史，都依然清楚地存在于苏联每个人的记忆之中。在捷共内部也存在有一部分少数派--尤其在高层领导中-拒绝放松党对社会的控制权，并且密谋在苏联的领导下推翻改革者的领导。
与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不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一场平稳的政治变革使捷共上台，并没有发生如同匈牙利一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但是，苏联期望在其盟国中推行苏式的斯大林模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武力来强制实现。这种政策因为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而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其实这种政策最早从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存在，只是勃列日涅夫首次将其公之于众而已。苏联的这种霸权主义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被戈尔巴乔夫的辛纳特拉主义所取代。
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民主化进程，1968年在8月20日深夜开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的武装入侵后宣告失败。事实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大会已经准备支持改革派，并削弱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力量。在一个工厂里，捷共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冷酷的入侵将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中只有少数批评，因为在冷战时期，由于核对峙的存在，西方国家无法挑战苏联在中东欧地区的霸主地位。
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有10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了许多精英知识分子。
这次事件也影响了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宣扬列宁主义的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终也导致了这些政党的部分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