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倭寇问题的产生：元明两朝实施的海禁政策(明朝海禁)
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
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
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至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再至江浙地区。偏巧此?东南沿海变乱四起，东南“义军”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麾下也有不少“海贼”，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东南沿海。尤其可恶的是，他们经常在沿海捕获乡民，掳至日本后令剃日式发型穿日服学日语，将其“日本化”，再挟持至中国劫掠，遇官军围剿时，就令这些人为炮灰。曾给元军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笔记里就曾记录：元兵捕获的倭寇“俘虏”，相貌与倭人无二，过堂的时候却齐用中国话喊冤，仔细审讯才知是多年前被掳走的当地“乡间良人”。所谓倭寇，十有八九都是这些被胁迫的“华侨”。为防倭寇，元朝严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谓海禁即从元朝开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统，而“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摆在了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面前。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给朱元璋来了个“下马威”。同年四月，倭寇与江南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大掠五府，饱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东，毁蓬莱，登州卫所，“劫掠官库，军士死伤逾千”。嚣张至极，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建，争取和平解决。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杨载和赵秩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主掌“南朝”国事的怀良亲王，措辞严厉申斥其罪行。孰料怀良亲王狂妄，竟当场斩杀赵秩，并拘押杨载。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权的“北朝”向“南朝”发动军事进攻，怀良不支，偏巧此时朱元璋再派使节前来交涉，怀良唯恐朱元璋趁机攻伐，立刻态度转弯，不但当场道歉，还将被扣押的杨载等中国使节尽数释放。第三年，怀良派使节至南京，送还被掳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从此与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允许其派使节到中国“朝贡”。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发生了倭寇大掠温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广东、海南三省，一月内“沿海乡民死者逾万，焚屋千栋”。朱元璋遣使怒责怀良，怀良喊冤，声称这些倭寇都是从“北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
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
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
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
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
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
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
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
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
，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
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 ，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
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