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烧的都是地面上的书,对那些早已埋到地下的书就鞭长莫及了,因为你不确定哪个坟墓里埋有书,总不能把别人的祖坟一个个挖开来看吧?否则用不着等到陈胜、吴广,当时的全国人民就揭竿起义了。于是,很多古书就在地底下得以保存下来。
以前没有专业的朝廷考古队。文人们虽然都喜欢考古,但掘人祖坟的事他们可不愿干的,因为这个太得罪人了(墓主人的后代会找你拼命),而且很不吉利(担心厉鬼緾身)。
所以很多地下的古物都是由那些信奉无神论的盗墓贼们偷偷挖出来的。
西晋太康年间,汲郡一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贼,成天拿个洛阳铲到处转悠。有一天,居然探到了一座东周时期的魏国大墓。
不准(只准自己不准别人)挖开大墓后,发现里面除了青铜鼎、青铜钟、各种玉器之外,还有大量的竹简和帛书。
但是,不准是大老粗,对这些写有文字的竹简和帛书一点也没兴趣。他只关心里面的财宝。为了照明,顺手就把竹简当柴火给点了。盗墓的过程进行了多久,竹简就一捆又一捆地被点燃。里面的青铜鼎全部弄出来后,剩下的竹简才幸免于难,但仍有几十马车。
但是,由于动静太大,他被人举报了。
当地官府很快就将不淮抓获,没收了他的全部非法所得,将其关入大牢。
官府的书吏来案发地点作现场勘查,发现墓室里居然有很多的古书,但已经散乱得到处都是。
书吏当然是有文化的,他立即认识到了这些竹简、帛书的巨大价值。便安排人妥善收拢,全部上交朝廷。
当时的晋武帝司马炎也非常重视,命令著名学者荀勗(xù)、束皙、和峤三个人负责整理这些珍贵文献。
三人不负所托,将这些用大篆书成的竹简用隶书重新抄录了一遍,整理成七十五卷文献。内容涉及周易、占卜、解梦、打猎、诗歌、税收、军事等方面,其中有十二卷是属于纪年体的史书,记载上自黄帝、下到战国时魏国近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十二卷纪年体史书,被荀勗定名为《纪年》。又因这《纪年》是写在竹简上的,出土于汲郡古墓,故又名《竹书纪年》。
这本重要的史书从晋朝一直流传到了唐宋,再后来就不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官方哲学是儒家的正统史观。而《竹书纪年》中的记载的一些内容太颠覆三观了。
在符合儒家思想的司马迁的《史记》中,尧、舜、禹都是圣人,他们是通过禅让制自愿传位的。但《竹书纪年》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另外,还有商朝的圣人伊尹,《竹书纪年》却说伊尹自己篡夺帝位,后来“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
思孟学派的儒家学者们对这些史实深恶痛绝,特别是北宋时的理学家们,简直是多看一下都会觉得脏了眼睛。因些对《竹书纪年》这本书强烈抵制,谁要是收藏、研究这本书,就会被整个文化界视为叛逆,加以排挤打击。
慢慢地,收藏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少,各家印刷厂由于无利可图,也就不再印这本书了。
再加上唐朝末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战火,到北宋时就已经看不到这本书了。
但书中的很多文字,已被晋朝以来的人撰写的新书所引用。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一个浓缩版的《竹书纪年》(两卷本)突然又重现人间,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但是,他们发现这本新出的《竹书纪年》与前人关于该书的记载有出入。
按晋人当时的记载,《竹书纪年》记载东周以后的内容用的是晋国的纪年,之后用的魏国纪年。而这本新出《竹书纪年》完全用的是周王的纪年。很多内容也与晋唐以来书籍所引引的文字有出入。
到清朝中后期,疑古派兴起,经过学者们多方考证,很多人认定明代这本新出的《竹书纪年》是本伪书(这当中包括著名学者王国维)。
清朝的学者们,为了还原晋代《竹书纪年》的原貌,费尽千辛万苦,收集编辑了从晋朝出土以来至宋朝出版的新书中所引用过的原《竹书纪年》文字,又搞成一本《竹书纪年》,自称《古本竹书纪年》。
为了和明朝那一本相区别,而将明朝版的“伪《竹书纪年》”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这就是两个版本的大致来历。
现将两个版本的异同点总结如下:
一、明版的《今本竹书纪年》与清版的《古本竹书纪年》都是后人辑佚的,都不是晋代出土的原本。
二、《古本竹书纪年》的内容都有以前的出处,较为真实可靠。但内容编排较乱,缺乏连贯性,可读性较差。
三、《今本竹书纪年》内容更丰富,可读性更强。而且有明确的年月,但真实性缺乏依据。
综上,古本《竹书纪年》上的史料较为可靠。但今本《竹书纪年》也是元明文人辑录各种古文献而形成的,突出的地方是加上了明确的年月,虽有添足之嫌,但亦不能据此完全否定其史料价值,以“伪书”二字将今本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