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的治国方略和中原进化模式：祀祖、有序、朴实、执中

西阴先人生活场景复原图

6000～5300年前的西阴文化时期存在着相对发达的农业、渔猎业、家畜驯养业和各种手工业，同时在各个聚落和各聚落群，乃至各聚落联盟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分化现象，且井然有序。这意味着，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上层社会管理团队，他们职责明确，以分工协作的方式，维持了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向前发展。

《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正与此暗合。“云”暗喻龙。

《易经·乾卦》说：“云从龙，风从虎。”唐孔颖达疏：“龙是水畜，云是水气，故龙吟则景云出，是云从龙也。”

前述西阴文化诸多遗址中发现的“鸟”系黄帝早中期的部落图腾，杨官寨遗址发现的“龙”则可能是黄帝晚期的部落图腾。

西安杨官寨遗址出土的绘龙陶钵

“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实际隐含的意思是，黄帝任用的官员或者说黄帝所依赖的社会管理层，都是其部落联盟中以龙为图腾的核心部落成员。所谓“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应该是来自不同地区的氏族或部落。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能够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表明黄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种规律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即按照季节播种百谷草木，驯养鸟兽蚕虫，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

虽然从数以百计的西阴文化遗址中，还难以直观地观察到这种现象，但彼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各种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层出不穷的新的聚落、聚落结构、墓葬结构和相关行业经济，还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西阴先人亦即黄帝部族对天地四时、阴阳生死变化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先进的水平。

关于黄帝观测日月星辰以制定历法，除了《史记·五帝本纪》有相关记载外，其他文献也有相类的说法，如《世本·作篇》：“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

如同黄帝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体而是一个部族或者部族领袖的名称一样，这里的羲和、常仪、叟区、伶伦、大桡、隶首、容成也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应该是一个官职或者是某一部族和该部族数代首领的统称。

迄今为止，在众多的西阴文化遗址中，唯有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了一件可能和测定日月星辰以制定历法有关的器物——一个十二分度的圆形陶环，其中意涵的可能是 1 年 12 个月或 1 日 12 个时辰的对应测算，暗示当时在天文计算时或许已经出现了“十二进制”的雏形。

但事实上，中原观天测象以制定历法有很悠久的传统，如本书“引子”所述，在 6450 年前属于仰韶早期的濮阳西水坡遗址大墓中，就发现有龙虎蚌塑图案这一类残迹，其所表达的正是两大天文观测及历法系统的内涵：立杆测影制定太阳历和观测北斗、四陆星象制定参、火历法。

濮阳西水坡大墓龙虎蚌塑图案

濮阳西水坡遗址属于后岗一期文化，而后岗一期文化是蚩尤部族文化遗存。这一文化是由半坡文化东上，与豫北冀南当地土著文化和西下的北辛文化碰撞、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换言之，是蚩尤作为炎帝族群的一个分支后裔在同炎帝主流部族发生内讧后迁徙到豫北冀南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既然 6450 年前的蚩尤族能够掌握立杆测影制定历法的天文学知识，那么和炎帝、蚩尤同出一源，且打败蚩尤之后又绵延了 700 年之久的黄帝部族也应该掌握并有可能发扬光大了这项技术。在属于西阴文化控制区的以大河村遗址为代表的大河村文化彩陶中，有关天象的主题就占据了绝对的地位。

西阴文化核心遗址中发现的这类遗迹比较少，一个可能是和考古学解读缺失有关，一个可能是和发掘的遗址数量少且面积比较小有关，还有一个可能是，处于黄河中游流域的西阴文化核心区，由于历史上经常遭到洪水的袭击，相关遗址和文物大概率被冲毁了。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这在西阴文化遗址中有诸多体现。

首先，在西阴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各个层级聚落中有过多的财富分配悬殊这一现象。即便是前述一些公共场合的建设，诸如聚落中心广场、水苑遗迹和特大型房屋等，都属于祭祀或议事性质，由全体氏族成员共享。这些“豪华”建筑只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如果和稍后大汶口文化扩张的强势相比，的确算得上“节用水火材物”了。

西阴先民制陶场景复原

其次，西阴文化小型墓葬基本上没有发现随葬品，中型墓葬大部分都是五六件，而作为贵族阶层的大型墓葬也不过八九件，而且随葬物品都不是顶级贵重材料制成的器具，这和大约同时期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方的凌家滩文化墓葬动辄就出土几十件乃至上百件诸如精美玉器等贵重物品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充分显示出了西阴文化先民朴实勤劳、顺应自然、抑制物欲、节度物用、不追求奢华排场的精神信条。

以西阴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西坡遗址为例。该遗址一共发掘了 34座墓葬，其中最大的墓葬是编号 为M 27 的带有生土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 5 米，宽约 3. 4 米，深约 1. 5 米。墓主人是一成年男性，墓室中未见任何随葬器物，仅在脚坑内发现有大口缸、簋形器、釜灶、壶、钵、杯等 9 件陶器；编号为 M 29 的墓距离 M 27 号墓大约有 6 米，墓主人是男性，墓口尺寸略小于前者，虽也附设有象征贵族身份的带生土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但随葬品只有 6 件陶器，既无玉器亦无石器。

西阴文化墓葬有个特殊的现象，伴有玉器一类贵重物品的墓葬规模反倒比上述墓葬规模略小，考古人员将之归入中型或中型偏大墓葬。如 2005 年西坡遗址发掘的 6 座随葬有玉器的墓就是这种情况。这类墓随葬玉器一般也就是一两件，只有一个儿童墓中随葬有 3 件玉钺。

杨官寨遗址墓葬出土的一件玉钺

杨官寨遗址墓葬情况大同小异。在这些随葬品中，玉器应该说是最贵重的了，但大都给人以朴拙、厚重之感，如果抛开材质观察，其形制和石器几无区别，而且没有纹饰，这与红山文化玉器、凌家滩玉器以及稍后的良渚文化玉器不可同日而语。

西阴社会既缺乏红山社会坛、庙、冢所突显的辉煌，也没有后来良渚社会那样的大型城址和动辄几十乃至上百件随葬贵重物品的张扬。

其大型墓葬尽管规格很高，但随葬的除了陶器便是极少的玉钺，有的甚至没有发现玉钺，并且这些大墓也不是单处一隅，而是同其他同一聚落的氏族死者葬于同一墓地。这表明当时施行的是群体导向的敬祖礼仪，注重整个氏族或部落的利益，意在讲究内部团结。

在这里我们很少看到宗教祭祀活动的遗迹和象征神权存在的器物，即便在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权力中枢中，显示给我们的也是大型墓中作为特殊随葬品的玉钺 ——象征着军权和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神及其相关的祭祀活动，最多也只是处于辅助地位。

从半坡文化、西阴文化，直至整个仰韶时代，都存在有原始的宗教信仰，但这种信仰多是对已逝祖先的缅怀和崇拜——前述杨官寨遗址西南角环壕中就发现了一件意涵祖先崇拜内容的大型陶祖，河南淅川下集遗址也曾出土了一件同样的陶祖。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巨型陶祖

除此之外，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中三座妇女瓮棺陶缸上还发现有彩绘的三组 6 个男性生殖器的图案——这种祖先崇拜转化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事死如事生，因而人死后，都是以日常生活用品随葬，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西阴文化的墓葬中所见大都是彼时社会日常使用的器皿、工具或其仿制品的原因所在。

显然，西阴社会注重的是王权和军权，是尊者的低调朴实，是尊者与卑者虽有地位差别但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表现在治国方略上就是“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序、朴实执中”，这对于稳定社会关系，协调内部秩序，避免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维持社会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将这种文明发展道路称为“中原模式”。

——摘自李琳之：《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有增删，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并辅之以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半坡、后岗一期、西阴、大汶口、红山、凌家滩、良渚、屈家岭和龙山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族属之谜，梳理出了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交往、冲突和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1700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