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的历史之谜终于破解
（作者：赵辉）中华文明起源与夏文化的研究，在国家的推动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新生的考古学主导着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工作。对早期中国的历史研究，是由一个已知历史推导出未知历史的过程，进而一步步完整还原出中华文明早期的发展历程。
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通过考古研究成功地证实了中国历史文献典籍记载中殷商王朝的存在，证实了中国文献典籍《尚书》中所记载的“盘庚迁于殷”后273年时段的殷商王朝历史。因此，通过殷墟考古遗址所证实的历史遗迹，发现的考古材料，寻找“盘庚迁于殷”之前殷商王朝都城“商奄”，就成为中国考古学能够健康发展的另一标杆，是检验中国考古学能否走向世界，具有世界话语权的标尺。
殷商王朝中期都城“商奄”，不仅是殷商王朝发展中的重要时期，是殷商王朝的重要城邑，而且在西周王朝灭商建周的历史过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商周交叠时期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商奄”，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文献、不同载体上有不同的称谓，“商”、“奄”、“商奄”为同一城邑称谓。因此，对殷商历史的研究中，不论来自何种文献或载体，都必须把对它们的认识，定义为同一地理城邑。它们之间的不同称谓，只是时间不同或时期不同、称呼者不同而产生的区别。商人称之为“商”，周人称之为“奄”，第三者称之为“商奄”或间或称之。
《竹书纪年》记载：南庚，名更。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六年，陟。阳甲，名和。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三年，西征丹山戎。四年，陟。盘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七年，应侯来朝。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
从《竹书纪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商王南庚将商王朝都城从庇迁到了“奄”，使“奄”成为南庚、阳甲、盘庚三代商王的都城。商王南庚，也成为商王朝17世31王所有商王称谓中，被冠以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南庚”。如果南庚所迁移到的“奄”都，不是位于南方而称其帝王为南庚，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只是短距离向南的国都迁移，称其帝王为南庚，也是不符合人们的一般常识观念的称谓。因此，“南庚”所居的“奄”都邑，具有商王朝时期浓郁的南方地理概念。以此为我们破解“奄”都的地望，指明了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南方。
不论是以现在的中国南方北方观来论，还是以殷商王朝时期的南方北方观来论，南方与北方都具有根本性的气候与环境差异，无论是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地理风貌以及人民的生活习俗，都有根本性的不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南方与北方的水土气候的悬殊差异。
《尚书·盘庚》：“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商王朝为了适应当时王朝统治管理的需要，传位到商王盘庚时，盘庚又进行了第五次迁都，将商王朝的都城从南方的“奄”地迁移到黄河以北的北方殷地。商王盘庚此次迁都之举，遭到了民众的普遍反对，留下了《尚书》之《盘庚》三篇，记录下这一历史过程。为何商王朝的前四次迁都风平浪静，而到了盘庚迁都会留下《盘庚》三篇浓墨重彩地记录这一历史过程？其中隐藏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所在。
虽然《盘庚》三篇所记录的内容反映了历史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盘庚迁都所隐藏的历史，正是中国夏商周历史变迁谜团重重的根本原因。虽然帝王的言行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但来自民众的声音与需求，同样是我们还原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尚书•盘庚》中的“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开篇宗旨即点明了“盘庚迁都”所遭受民众与商贵族反对的根本历史原因。只不过商王盘庚与历史记录者、历史研究者并没有把来自民众的声音与需求当回事而已。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的正解是盘庚迁都于殷地，民众不适应所居住殷地的自然气候环境，盘庚因而遭到了从南方“奄”地跟随而来商民众的普遍反对。这对于早已习惯南方温暖湿润气候条件的商奄民众来说，从遥远的南方迁移到北方寒冷干燥气候环境的殷地，对于追求理想环境生活条件的先民来说，确实是“民不适有居”难以适应北方的气候环境条件。如此，“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不仅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且向后人揭示了盘庚迁都殷地后，为何遭到商王朝民众的普遍反对与阻挠，以致商王盘庚要发表《尚书·盘庚》三篇来申明大义、宣誓决心，实现从南方商奄都邑迁居北方殷地，营建殷都的王朝决策。
因此，商王朝之所以称之为殷商王朝，是因为殷商王朝是由南方商奄之都与北方殷地之都所构成，分别管理着地域辽阔的殷商王朝的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这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也是最合理与必要的王朝管理措施。这一合理统治举措，在大明王朝统治时期仍然发挥着巨大的高效的统治机制，维持着大明王朝南方南京与北方北京的双中心都邑管理机制。
虽然，商王盘庚从南方都邑“商奄”迁都到了北方的殷墟，但南方都邑“商奄”仍然是管理着商王朝广大南方地区的中心都邑，是殷商王朝祭祀天地的宗庙所在地，是南方诸侯国朝拜商王朝、进贡纳税的商王朝都邑，甚至是北方殷墟273年间商王定时祭祀祖先的地方。这在殷墟考古遗址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盘庚迁殷以后的甲骨文记录，充斥着“入商”、“入于商”的信息，全然看不到“入殷”或者“入于殷”的记载。一条也没有。谈到都邑，也用的是“天邑商”，从来没出现过“天邑殷”。传世文献虽然记载有商王朝多次迁都，却没有任何王朝更替的线索，与甲骨文保持着高度一致。”（唐际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殷墟的历代商王经常性的、习惯性的“入商”、“入于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具有浓烈的距离感与强烈仪式感。
对于殷墟甲骨卜辞中商王“入商”“入于商”所隐含的殷商历史信息，解读出其中的地理信息与庄重的、郑重其事的仪式信息，我们首先要深刻理解古文“入”的内在含义。其实，中国古文字“入”文的含义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化，距离感与仪式感是其基本特征。从现代我们经常使用的关于“入”文的词语来看，我们是很容易理解“入”文的距离感与仪式感。如：入党、入伍、入职、入常、入会、入籍；如：考入北大清华、入选十大考古发现、入选首席科学家、入选科学院院士、入选十大好人、入选十大美人、选入后宫、入主中原、入阁拜相、入朝等等。因此，殷墟甲骨卜辞中商王“入商”“入于商”的记载，显现的是北方殷墟的商王千里迢迢，前往南方商王朝宗庙所在地“商奄”都邑，“其入天邑商”，祭拜先祖、祭拜上天。
做为作王朝历史与文化代表的“天邑商”都邑“商奄”，其与殷墟的空间距离存在跨越气候环境的地理差别，而非同一地理气候环境下的同一城邑或相邻城邑。否则，商王“入商”“入于商”的距离感与仪式感就无从体现。“商”“天邑商”“商奄”，如果与“殷”为同一城邑，甲骨卜辞中商王“入商”“入于商”的记载就无从理解，反映不出殷商王朝的历史与文化。
经过笔者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结论，能够反映甲骨卜辞中商王“入商”“入于商”的空间距离差别，体现“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商”与“殷”两地存在巨大气候环境反差的商王朝古代城邑，只有位于北淝河四方湖之畔的古城遗址。一座上承夏代王朝都城，延续商王朝都城，区别殷商王朝北方殷墟都城，下接西周王朝东方都城成周；一座全面传承中国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的古代中国中心都邑；一座负重前行孕育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的中国古城。（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