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扬雄为中心的讨论汉人的地域观念
在地域文化观念之影响下，汉人的乡土意识表现得比较强烈，王子今著有铲衣绣夜行遗憾与“马革裹尸”壮心:秦汉时人的乡土意识》一文，对汉人的乡土意识有初步研究，其中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并且尚有进一步申论之必要。
第一，楚汉之际的刘邦、项羽皆有极为浓厚的乡土意识，其对汉人乡土观念之形成或有直接的影响。项羽之败局，就与其浓厚的乡土意识有关。当其逃亡途中，若能采纳乌江亭长之建议，渡江还乡，或许有卷土重来之机会，可是，项羽之不愿渡江，是因为他秉持着浓厚的乡土意识而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
其次，项羽放弃关中而移都彭城，亦是因为浓厚的乡土意识。他“心怀思欲东归”，以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而“背关怀楚”，浓厚的乡土意识导致其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其三，刘邦正是利用项羽的乡土意识，分散其军心，致使其最终灭亡。
史称:“项王军壁该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日:汝皆己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刘邦令“汉军四面皆楚歌”，以楚歌诱发项军之乡土意识，从而达到涣散项羽军心之目的。王子今说:“在当时乡土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文化观念的作用下，故土已陷导致的心理打击，竟然可以使曾经屡战屡胜的项羽军将士军心沮败。”
刘邦的乡土意识亦不弱，他除了利用乡土意识涣散项羽之军心以打败项羽，他自己亦是在打败项羽后，“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仍有衣锦还乡之心理。其浓厚的乡土意识，于此可见一斑。
还有，刘邦亦因为乡土意识而在定都长安与洛阳之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刘邦群臣和军士多山东人，在天下大定之初，“军士皆欲东归”，刘邦拟都洛阳，而娄敬力劝都长安，“上疑而未能决”，幸得张良力排众说，鼎力支持娄敬之建议，才得以定都关中之长安。笔者以为，刘邦、项羽的乡土意识，对汉代一般士人之乡土观念当有重要影响。
第二，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之言，成为汉代通行习用语，足见其对汉人乡土意识之影响，此语仍然出自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帝这样雄健有为之口，而且似乎并无轻忽调侃之意。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的思考，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人的乡土意识。”
第三，汉人浓厚的乡土意识，还体现在同一乡土之人一般不存在隔阂，乡土观念有时竟能打破阶层等级的限制，如齐人虞将军打破阶层等级之限制，向刘邦引荐与之素不相识的同乡布衣娄敬;楚人曹丘生不为同乡季布所重，他便批评季布不重同乡之谊，说:“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
这说明，在一般情况下，汉人是颇重同乡之谊的。又如，汉人普遍对齐人不怀好感，或骂之为“齐虏”，或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又或有骂赵人为“赵虏”者，或称楚人“沐猴而冠”，或称北方少数族人为“胡儿”，还有关中人与关东人之间的相互歧视等等。这都说明在汉代社会己经普遍存在本着乡土意识而歧视异乡之人的情况。
第四，汉人乡土意识之强烈，致使朝廷在决策时亦不得不顾及民众的乡土意识之强大力量和重要影响。如汉文帝时拟往北方边地移民，晃错上书，以为移民安置当“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信矣”，当使民“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
又如汉元帝时就初陵不置县邑一事，于永光四年(前40年)颁布诏书，即移民必须考虑民众的乡土观念，不可轻举妄动或者随意安置。汉人乡土意识之强烈，于此可见一斑。
扬雄的乡土意识应当在上述背景上来理解。从现存文献看，扬雄的作品中并未直接表现对家乡故土的思念，这亦许与扬雄家族“五世单传”，蜀中没有亲人的情况有关。但是，扬雄的地域意识和家族观念则是相当强烈的，其浓郁的地域意识和家族观念亦间接体现了他的故土之思和乡土观念。
可以确认的是，扬雄是在浓郁的地域文化背景上成长起来的、并且深受地域文化影响的文人，其文化学术方面的几项重要活动，皆是在蜀中地域文化背景上展开的。
其一，扬雄的文学创作深受蜀地先贤司马相如的影响。事实上，扬雄就是在司马相如的直接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的，其《自叙》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其创作之启蒙者是司马相如，其创作所追慕之对象是司马相如，其因文成名亦是因为司马相如。据其《自叙》称:“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峙，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
可知扬雄是因为“文似相如”而得“待诏承明之庭’，。由此之故，他对司马相如推祟备至，以为其赋非人力所为，乃“神化所至”。虽然他晚年亦批评相如赋“文丽用寡”，但这并未能完全打消他心中对相如的崇尚之情。所以，笔者认为，扬雄的文学创作是在蜀中地域文化之影响下开展起来的，是在蜀中先贤之启发下开始创作的。
其二，扬雄的“太玄”研究深受蜀中先贤严君平的影响。严君平著有《道德旨归》，其几项重要特色直接影响了扬雄的“太玄”研究，如《指归》儒道兼综、《老》、《易》兼通的思想特色，直接影响了扬雄的思想取向。
其对老子自然无为思想的阐释，亦影响着扬雄崇尚自然的思想。其以道为本体、道即自然的本体论思想，亦在《太玄》中有明显体现。其高度的抽象思辨能力，亦对扬雄“玄思大义”之运思方式不无启迪。
其博通的知识取径，亦对扬雄的治学特色大有影响。总之，扬雄以严君平为师，其学术宗旨、治学方法与知识取径，皆受到严君平的直接影响。所以，笔者认为，扬雄的“太玄”研究，是在蜀中地域文化之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其三，扬雄的方言辑录和研究，亦是在蜀地学者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扬雄耗时二十七年著成《方言》，其最初之起因和依据，则是受到蜀地先贤严君平和林阎翁的影响，甚至是在完成蜀地文人的未竟之作。所以，笔者认为，扬雄《方言》之编撰，亦是在蜀中地域文化之影响下开展起来的。
其四，扬雄由蜀入京，得到皇帝的重视，得以“待诏承明之庭”，亦与蜀中人士的推荐有关。扬雄获得成帝之召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得蜀地同乡杨庄之推荐。此与司马相如得杨得意之推荐，极为相似。二是创作的以蜀地为题材的作品，引起成帝的重视。三是创作的作品与蜀地前辈文人司马相如的文风相似。就是因为这三个与蜀地文化密切相关的因素，扬雄才得以走出巴蜀，入居文化中心与主流文人切磋交流。所以，笔者认为，是蜀中地域风土和地方人士成就了扬雄。
其五，扬雄的性格特征亦与蜀中前辈严君平、李仲元等人的影响有关。扬雄推崇的当代闻人，多是蜀中前辈，尤其是严君平和李仲元，此二人之性格情操和人生态度，对扬雄有直接影响。如严君平，此人对扬雄人格情操和学术思想的影响最大，扬雄对其人甚为推崇，当人问及蜀中名人时，扬雄即以李弘对，并称其为人“不屈其意，不累其身”。
扬雄为人简易佚荡，一往情深，其明哲保身之人生哲学，埃时而动之处世观念，安贫乐道之人生旨趣，其不为章句、通博简要的治学方法和儒道兼综之学术取径，皆受到上述二位蜀中先贤的直接影响。因此，可以说，扬雄是在蜀中地域文化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文人。
综上，扬雄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性情好尚、处世观念，乃至其由蜀入京步入仕途，皆与蜀中地域文化的启迪、涵养和培育有直接关系。亦正是因此，扬雄其人、其文、其思想、其学术皆有浓厚的蜀中地域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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