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涩深雅之扬雄文学的风格特征
作为辞赋家的扬雄，“实好斯文”，“心好沉博绝丽之文”，故其创作是“文言”。作为儒士或学者的扬雄，“好古乐道”，宗经尊圣，其创作“裙诗书”，“引书助文”，故其作品是“古文”。扬雄兼具辞赋家与儒士二身份于一体，是“文儒”，故其创作亦兼备“文言”与“古文”于一体。一方面表现在对文辞之装饰性的有意追求，即有意为文;另一方面体现在他“斟酌经辞”、“裙撅诗书”之创作中，即引书助文气“因书立功”。扬雄有意为文的几种形式扬雄有意为文之态度，前已详述，兹就其有意为文之具体表现，举例说明，以显现其对文饰之言的追求。扬雄之文，或称其“志隐而味深”，或论其“简奥”，或评其“艰险”，或称其“割裂”，或议其“求整用古”，或评其“僻涩深奇”等等。简言之，就是简雅深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扬雄有意为文，刻意求简求涩。这种文风追求，主体体现在他的《法言》一书中所举十六例，其中(1)至(8)条属同类，先以一或二字提问，再以一或二字作答，后以简省之语作释，可谓简要之至。(9)至(13)条属同类，一问一答，皆三言或两语，要言不繁。(14)至(16)条属同类，问之极简，答之亦不繁。另如“请人”之类，简略之至以至词不达意。上举诸例，多以“问”开头，以“曰”作答，读者循此“问”与“旧”尚能大体清楚文意。至如(10)(11)（12)C13)诸条之行文中，或省“问”，或略“曰”，则属过简，可谓故设障碍以增加理解之难度。另外，虚词之省略是其中最普遍的现象，如（10)(12)（13)条，几乎全是实词的排列，(1)(2)（3)(4)（5)(7)诸条之前半部分，亦是实词的排列。很显然，这种句式安排，于扬雄来说，是为了追求一种“深”与“涩”的表达效果而刻意为之。“短局”是谓“简”，因过“简”而“滞涩”。孙承恩《扬子云像赞》说:“扬子好学，研精覃思。《法言》滞涩，《太玄》深切。”过“简”不仅使文脉“滞涩”而且亦使文意“深奇”，故而使人难知，至如苏轼批评他“好为艰险之说”，郑缓指责他“故为艰险不可属读”，王世贞以为“其文割裂甚哉”，皆因其刻意求简所造成。
但是，尚需说明的是，扬雄之简，并非苟简。有的简略到省去任何虚词，完全是几个实词的排列，如上举诸例。有的繁富重复，并大量使用语气词，又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此类例子较多，不再例举。这亦是有意为之，目的仍是为了营造一种特殊的语言效果。其二，扬雄有意为文，可直言而却曲说，刻意追求回环曲折之效果。比如，扬雄《法言》故为问答以谋篇成文，颇遭后世学者质疑，如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三说:“子云贤者也，而有可议者。《论语》乃孔门弟子记诸善言，诚有是人相与问答也。《法言》则假借问答以则《论语》，且有不必问，不必答，不必言者。”《论语》之问答，是为实录，即如实记录孔门师徒间的问与答，而扬雄非聚徒讲学者，其《法言》之问答纯属虚构，即“假借问答”以阐发思想。在扬雄所处的两汉之际，著书立说以阐释自己的思想，通常的方法当是如《荀子》、《韩非子》，或者《吕氏春秋》、《淮南子》的言说方式，因为当时独立意义上的论说文体已经完全成熟。而扬雄放弃这种成熟的立论方式，而采用古老的问答体，且以虚构问答之方式立说，亦确是有意为之。
且确有如胡寅所谓“不必问，不必答，不必言”者，甚至有答非所问者，如:第(1)例并未回答孔子为何不能像范、蔡那样“居世”;第(2)例亦未回答“多知”者通常有“杂”的问题:第(3)例只说圣人“不语怪力乱神”，而未回答赵世何以多神的问题;第(4)的回答亦不清楚。故苏询《太玄论》批评说:“疑而问，问而辨，问辨之道也。扬雄之《法言》，辨乎不足问也，问乎不足疑也。求闻于后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无取焉耳。”虽说是批评，但亦切中肯萦。其本可直说却故为曲折之例，就更为常见，如:扬雄此种故为典折的言说，颇遭后世学者的批评，如叶适批评说:“夫初使难知，己而易识，先设疑论，后乃诚言，始为限碍，终也通达，此文人辩士玩弄笔舌之病也。”苏轼亦指责说:扬雄好为艰险之辞以文浅显之说，就是要“使难知”。“不正说”而故为曲折，亦是为了增加“知”的难度。此种言说方式，虽被斥为“玩弄笔舌”或者“雕虫篆刻”，但正是扬雄有意为文的必然追求。
扬雄此种故为曲折的有意为文之追求，还表现在他创造的连珠一体上。是知此体为扬雄所创造。何谓“连珠”?李善注《文选·演连珠》引傅玄《叙连珠》说:“其文体辞丽而言约，故谓之‘连珠’。”据此可知，“不指说事情”而故为曲折，是扬雄文学创作的一贯追求，亦是有意为之。第三，扬雄有意为文、故为曲折之又一表现，就是在他的言说中多用比兴手法，如《法言·问神》云:李轨注云:“有上无下，犹有君而无臣。”汪荣宝《义疏》曰:“此明上下纲纪之为自然，去之则不可以为治也。”又云:李轨注云:“言凡鸟、兽之不可得及凤、麟，亦犹凡人之不可强通圣人之道。”
一般而言，比兴手法之运用，能使作品有曲折之致，含蓄之美，取得言己尽而意无穷之艺术效果。刘姗《文心雕龙，体性》说扬雄之文“志隐而味深”，司马光说《法言》“简而奥”。扬雄之文“深”而“奥”，与他行文求简有关，更与他大量使用比兴手法有关。扬雄有意为文的意义和影响在创作中，扬雄或者刻意求简求涩，或者故意回环曲折，或者大量使用比兴，或者有意仿古引诗，其动机皆是有意为文。有意为文非仅表现在对简涩、典雅和华赡文辞之追求上，还体现在对“志隐而味深”之艺术效果的向往上。扬雄创作的这种刻意追求，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话说，就是追求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就是为了在读者与作品之间有意制造一段“距离”，以增加感知的“难度”和欣赏的“长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强调艺术感受和日常生活的距离，其最大的贡献和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对文学语言的研究。
之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均受其直接影响，甚至西方美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距离”说，亦与它有密切关联。N·W维塞说:“形式主义者们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决定性贡献的一个领域，是对诗歌语言的研究。……从一开始，形式主义者就在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之间划了一个界线。”他们认为，实用语言中积淀了日常无意识因素，它的声音结构和语言结构都很难对我们产生新的感觉。文学语言必须对这种实用语言加以提炼，使之成为一种“陌生”的语言，从而使读者在这种“陌生”的语言中体会到“陌生”的美感。“陌生化”理论的引入，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特点和扬雄创作特征的理解。如前所述，古代中国人的言说和书写方式，经历了由语言而文言而古文的发展过程，扬雄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扬雄有意识地在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作区分，不仅追求“文言”，而且刻意写作“古文”，其目的就是求“深”求“雅”，追求“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使对象变得陌生”，从而“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
结语按照傅斯年的观点，“文言”和“古文”皆是脱离“语言”的分途发展。“文言”即“文饰之言”，“古文”则是“引书助文”、“因书立功”。实际上，“古文”亦是“文言”，“古文”是在“文言”之基础上“引书助文”、“因书立功”。作为“古文”之代表的扬雄，其创作亦有“文言”的特征。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