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班固对灾异的神秘主义阐释
对于灾异的认识，班固和司马迁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与司马迁充满自然主义的理解不同，班固《汉书》对灾异的阐释体现出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这集中体现在《五行志》中。翻检《汉书·五行志》，自然灾异预示国家治乱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对于史籍中记载的“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班固赞同刘向的说法，认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这才是阴阳和谐之道。秦二世不知体恤天下万民，老百姓皆有怨望叛逆之心。这一年，陈胜发难，赵高作乱，秦就此灭亡。可见，“天无云而雷”也是阴阳变乱、亡国之征。总之，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异乃是人事灾难的征兆。
《汉书·续传》是班固撰写汉书的自序，在《续传下》中，班固讲到了撰写《五行志》的初衷：班固作《五行志》的目的，乃是将其作为“告往知来”的历史借鉴，其目的是为“王事”服务。这就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旨趣大相径庭了。
唐代史学家刘知己也认为，“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诫将来”，班固写《五行志》，就是为了阐释吉凶之道，以此惩恶劝善，让人引以为戒。但《五行志》行文多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之处，“无足观采”，没有太大的阅读价值。
施丁认为，班固的五行志是运用“阴阳五行说”，将“自然灾异、儒家经典、社会政治搅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义的解释。”并认为，《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观的大暴露”。这种认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一下马班二人所处的时代及生存背景，以及马班二人各自的学术个性、学术使命，或许可以减缓一下这种批评的严厉程度。
司马迁作《史记》是要探究天人关系和人类历史兴衰更迭的规律，以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的撰史主题。班固作《汉书》则是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要把西汉一代的事情进行有序的整理，并用“五经”的经义和道理将上下二百年的历史加以融会贯通，以此来巩固皇朝统治。不同的学术使命也带来了二人不同的学术个性与风格。章学诚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迁书体园而用神，班书体方而用智。”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属于西汉初期，尽管汉王朝已经统治天下六七十年，但反思亡秦教训，仍然是萦绕在当时思想界的一大主题。秦王朝曾经那样强大彪悍，为什么却二世而亡，如此短命？这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代秦而立的汉王朝今后的历史走向如何？应怎样发展？如何避免重蹈亡秦之覆辙？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司马迁的《史记》就诞生在这样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之下，这样的时代背景客观上要求司马迁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司马迁要“通古今之变”，这是他撰写《史记》的重要目的之一。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生活的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了。这时已经是东汉前期转入中期的时候了。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开始，皇权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开始逐步增强，至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会议，儒学基本完成了经学化的进程。以官方意识形态面貌出现的“经学”，是一门十分特殊的学问。
诚如李振宏先生指出的那样，学术的本质应该是批判性思维，强调对传统认识的批判与思维。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学”，最大的特点却是它不可置疑的“权威性”、“神圣性”和“非批判性”。从现代的学术定义出发，“经学”获得的是“一种非学术性的属性”。
班固参加了标志着儒学经学化进程基本完成的白虎观会议，并奉诏成为会议成果——《白虎通义》的撰稿人，“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此次会议，是皇权对学术的强力介入，而这种介入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将儒学纳入专制皇权的统治之下。
置身于这种文化背景且身处“体制内”的班固，显然，摆在他面前的治史任务已经不再是探究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按照皇权的要求，把西汉一代的事情进行有序的整理，并用经学的道理将上下二百年的历史加以融会贯通，“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在班固这里已经基本找不到了，王朝统治的现实需要，加之西汉中期以来日盛的“天人感应”说及两汉之际的谶纬之学，这些都使得班固的学术旨趣和风格迥异于司马迁。
通过以上对《史记》、《汉书》中关于灾异解说旨趣之差异的阐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涉及灾异的问题上，司马迁似乎继承了孔子编撰《春秋》的理性精神，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修订《春秋》的这种精神，在史料的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比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豫让行刺赵襄子未遂之事，并没有采用《战国策》中“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的说法。司马贞注曰：“恐涉怪妄，故略之耳”。这是其“不语怪力乱神”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受西汉中期以来日盛的“天人感应”说及两汉之际的谶纬之学的影响，班固的《汉书》对灾异问题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五行志》中对于灾异的认识多有迷信及非科学的成分，这种灾异观是应该否定的。然而，班固收录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自然现象，却是历史的事实，这些灾异的记录为我们研究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又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