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阿斗刘禅：大智若愚
前言：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三国演义》中的刘禅是一个昏庸的亡国之君,他的乳名阿斗几乎成了呆头呆脑、傻乎乎的代名词。其实就《三国演义》本身所刻画的刘禅这个人物形象,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道德角度,抑或是人情角度,都不应完全否定。作为一国之君,他的责任并不在于事必躬亲,大小权力抓住不放,而在乎以仁驭人,起用真正的贤才治理国家,从而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刘禅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远不如诸葛亮,所以将国事全托于他,自己一般不滥加千涉。从道德角度看,刘禅有勇于承认错误的美德。刘禅曾误听谗言,诏令诸葛亮在大胜之时班师,因而丧失了灭敌的时机,给蜀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事情清楚后,刘禅当面向诸葛亮承认了错误:“肤因听过宦官之言,一时召回垂相,今日茅塞方开,悔之不及炎!”他又批准诸葛亮:“将妄奏的宦官诛戮,余皆废出宫外,及时改正了过失。作为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帝王,能当面向手下承认过错并立即改正,这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从人情的角度说,刘禅也是个有情尚义、不忘旧恩的君王。
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就是后主刘禅留给后人的一个成语，也是后人讥笑刘禅痴傻呆萌的一个标签。
1、大智若愚
很多人以为，刘禅一生中最受瞩目的时刻，是在一次宴会上。公元262年，司马昭决定出兵伐蜀。作为蜀汉的皇帝，摆在刘禅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投奔东吴，但此时的东吴与蜀汉比，也强不到哪里去，被灭只是早晚的事情；二是团结成都军民拼死一战，博得一线生机；三是放弃抵抗出城投降。刘禅所选的是第三条路，率领百官向曹魏投降。随后，刘禅带着一众大臣前往洛阳，手握曹魏大权的司马昭见刘禅主动投降，便封他为“安乐公”，并设宴款待，邀请刘禅和一帮蜀汉旧臣参加。酒宴上，不怀好意的司马昭故意请出一班歌女表演蜀地歌舞，蜀汉旧臣听后，勾起了心中的亡国之苦，纷纷落泪。只有刘禅一人不但不哀伤，反而说说笑笑，表现得很高兴。司马昭看在眼里，对心腹贾充说：“刘禅这人没心肝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诸葛亮在世，也无法保全蜀汉，何况是姜维呢？”贾充回应，若不是这样，殿下岂能轻易将其吞并。过了一阵子，司马昭问刘禅：你还想念蜀地吗？刘禅笑嘻嘻地说出一句千古名言：“此间乐，不思蜀。”长期担任随从的郤正听他这么一说，觉得太丢人了，回到府中就告诉刘禅，您不该这样回答晋王，下次再问起您，应该流着眼泪说：“先人坟墓远在陇、蜀，我心里难过，无日不想念。”您这样说了，晋王说不定会开恩放我们回去。《三国志集解》评价此事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刘禅以一句“乐不思蜀”全身而退，躲过夺命的鸩酒，得以安度晚年。不过也正是如此，“扶不起的阿斗”成了他最大的标签，他给后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一个昏庸无能、傻里傻气的亡国之君。实际上，刘禅投降之后，起初并没有留下太多负面评价，陈寿在《三国志》中，甚至还如此评价诸葛亮辅政时的刘禅：“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在时人看来，刘禅其实并不傻。
天资聪敏，绝非庸才：刘禅的出生极具传奇性，相比古代典籍中一些如履迹而孕、梦日入怀之类的离奇传说，婴儿时期的阿斗，可是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冒险。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攻打荆州。刘备携民渡江，在当阳长坂遭遇大败，全军溃逃，身边只剩下数十骑，妻儿不出意外地再次陷于乱军之中。当时刘禅尚在襁褓，多亏刘备手下大将；《三国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诸葛亮曾经对射君（身份不可考）称赞年少的刘禅聪明过人，射君又将这番话告诉了刘备，刘备听后自然很高兴。“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刘备遗诏）意为连诸葛亮都称赞你天分极佳，远远超过了期望，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知人知心，知人善用
后主刘禅绝非等闲之辈，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他有他的谋略和手段，他的治国方略就是大胆用人。《慎子·民杂》：“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对外，一切都委托给诸葛亮，军事全权悉听尊便，绝不干预。对内，重用费祎、蒋琬，“务农植谷，闭关息民”，都听从两位内政大臣的安排。他把蜀汉的一切交给诸葛亮，并不从中掣肘。
1、
一句话化解仇恨在诸葛亮逝世后掌握实权的刘禅，削弱相权、加强帝权的做法相当聪明。无论是蒋琬，还是费祎，都不具备孔明的威望和能力，刘禅适当放权，命他们辅政，同时又恢复君权，以免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再次出现。实行虚君实相的蜀汉，在三国中却最早取消了丞相制。鉴于诸葛亮在世时权势过重，刘禅从此不再任命丞相，先是任命蒋琬为尚书令和大将军，接替孔明“总统国事”，之后又命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改任大司马。如此，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蒋琬主管行政，也兼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各有侧重。等到蒋琬去世，刘禅更进一步，“乃自摄国事”，悄无声息地夺回君权，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刘禅经常表现出极高的情商。
2、
君臣合德如鱼水从17岁即位，到炎兴元年（263年）献表投降，刘禅作为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占据西南一隅，做了40年的无为天子，比他的父亲刘备的在位时间要长得多。这样的经历，看似独一无二，实则大有文章。学者、文学评论家陈迩冬先生曾说，在古代，庸主往往是贤能之相所造成的。正如齐桓公得管仲而称霸诸侯，明神宗因张居正而坐享帝国。稷下道家有“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一说，刘禅采用的正是这一政治运作模式。在诸葛亮主持朝政时，蜀汉政权实际上是一种“虚君制”，其本质是“上而无为以任其下”，皇帝在“循名责实”的前提下，对宰相采取不干涉主义，任由其建立一个可靠的政府，充分发挥才能。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百官管理国家事务，类似于“责任内阁”接受皇帝的问责。就像诸葛亮自己说的，“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他就曾“自贬三等”。如此，刘禅乐得安逸，他自己也说：“政在葛氏，祭在寡人。”国家大事由诸葛亮负责，自己只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负责祭祀之类的礼仪就行了。在刘禅的放权下，诸葛亮开府治事，成功化解了内外交困的局面，让力量弱小的蜀汉在成都稳住了阵脚。他平定南中，北拒曹魏，东和孙权，兴修水利，发展贸易，使蜀汉一度出现“田畴辟，仓廪实。
贤者爱民
刘禅坚持无为无不为的治国法则，“治大国如烹小鲜”。蜀汉对于刘禅来说，虽非大国，但是刘禅的治理也似闲庭信步。首先，外连东吴，重修旧好。与东吴搞好关系，避免腹背受敌，两头受气。“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犄角其后。”这为蜀汉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当蜀国走向尽头，面临两种选择的时候，一是举国玉碎，宁死不降；二是臣服曹魏，当亡国之君。当曹魏大军逼近成都的时候，满朝文武百官商议如何行事，刘禅听说“城外百姓，扶老携幼，哭声大震，各逃生命”。他表现得十分惊慌和焦虑。有的大臣认为要投降东吴，有的要投降曹魏。刘禅第五子北地王刘谌要奋死抵抗，刘禅说：“今大臣皆议当降，汝独仗血气之勇，欲令满城流血耶？”又说：“汝小儿岂识天时！”此时的刘禅，以极度的冷静和大度，体现出了审时度势的认识高度和坦荡负责的道德情怀，做出了“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的决策。后主刘禅做出了亡国之君应有的气度和姿态，保全了蜀地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孔明之贤，即后主之贤也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带着北伐的未尽理想病逝于五丈原，用行动实践了自己对刘备父子的承诺。对于这一影响蜀汉未来的惊天变局，刘禅沉着冷静应对，立刻在成都城内实行宵禁，进入警备状态。孔明的灵位送回后，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又素服发哀三日。刘禅伤心不已，甚至哭倒在朝堂之上。诸葛亮治蜀有功，深得人心，朝中群臣和各地百姓纷纷上书，请求在成都为已故的丞相立庙。这一提议违背礼制，刘禅当然没同意，老百姓只好逢过节时在路边“私祭”。此事一直拖了三十年，刘禅才下诏，远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并禁止民间的“巷祭”“野祀”——可见他对功高震主的诸葛亮确实有些忌惮，后世甚至有人以此推测，刘禅对诸葛亮擅权早已心生不满。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这么想。诸葛亮去世后，丞相参军李邈以为刘禅将对诸葛一党进行清算，便赶紧上书说：吕禄、霍禹未必怀有反叛之心，孝宣帝也并不想成为杀害臣子的君王，但因为做臣子的迫于形势所逼，做君王的惧怕臣子功高盖主，所以才会相互萌生奸佞猜忌之心。诸葛亮统率强兵，敌人如虎狼之势，身边又无信任可重用之人，所以臣常常替国家的未来担忧思虑。如今诸葛亮已逝，宗族都安好，西北方向再无杀戮出现，这好歹是值得庆幸的事情。这是将诸葛亮比作西汉吕氏、霍氏等嚣张跋扈的外戚，还将孔明之死当作喜事，可谓用心险恶。刘禅看到这份奏疏后，二话不说，便将挑拨君臣关系的李邈下狱处死。值得一提的是，在有明文记载的史料中，李邈是刘禅在位期间唯一亲自下诏诛杀的人，可见这是他难得动怒的时刻。刘禅对诸葛亮任之生前，信之殁后，蒋琬、费祎都是诸葛亮临终前推荐给后主的继任者，刘禅如果对诸葛亮的安排不满，大可提拔自己的亲信，可他却根据孔明的安排，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主持朝政。此外，在之后得到重用的董允、姜维等文臣武将，也是诸葛亮生前赏识选拔的人才。刘禅还曾下诏褒扬孔明，言辞切切，感人肺腑，称“朕用伤悼，肝心若裂”，足见感情之深。故清人袁枚对后世褒孔明而贬后主的做法深恶痛绝，他写道：。
总结：
刘禅本非阿斗，当蜀汉国祚进入第二代新老交替的时期，刘禅的一切光芒被诸葛亮这位前朝遗老、辅政大臣给遮蔽了，后主刘禅就成为了蜀汉历史的配角。为了突出诸葛亮的光彩和地位，也为了显现出历史成王败寇的规律，《三国演义》把刘禅弱化甚至丑化到一无是处——弱智、扶不起、荒淫。挖掘历史现象的背后，发现刘禅其实是大智若愚、潜龙在渊的一位皇帝。他的智慧在于大智若愚、明哲保身，大音稀声和知人善用，大道无为却爱民全国，若历史发展能给蜀汉时间和空间，他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