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隐于朝堂的狂人隐士，解悟其避世哲学，隐士还可以这样玩
一篇《子虚赋》，司马相如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从此，平步青云。三千片竹简书，让汉武帝读了两个月，这个人也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从此，笑傲朝堂。
这个人就是被司马迁列入滑稽之列的西汉文学名家--东方朔。作为一名文学家，他怎么会与“滑稽”一词扯上关系？恐怕是司马迁没有读懂他的处世哲学，如果让庄子来评价，恐怕就是另外一种惊喜。
对于东方朔，相较于他的文学成就，人们更津津乐道于他的处事之道。那么，在处事之道上，他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吗？有，用一个字简单概括就是“狂”。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此中的“狂”实际是一种精神臆想症，而东方朔的“狂”却是一种处世的哲学态度。
那么东方朔为何要隐于朝堂之上呢？我们先从隐士这个话题说起。
老子在《道德经》上说：“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此中的小隐、中隐和大隐，实际代表了中国隐士的三种生活方式。
隐士由隐和士两个字组成，隐即避世，士则是指那些有知识、有德性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而选择避世。
比如，在商末时的孤竹国，伯夷和叔齐都是国君的儿子，伯夷是大哥，叔齐是老三，但是国君却要把王位传给老三，这既不符合法理传统，在道德上也存在分岐。
于是，叔齐为躲避他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困境，选择向伯夷提出要把君位让给大哥。但是大哥又鉴于君臣和父命的双重压力，也没有接受。最后两人为了逃离各自的困境，双双离开孤竹国，一起去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也就是荒野山林去生活，正所谓“小隐于野”。
结果是，他们成功逃离了困境，但最后他们的命却没了，在逃避了世俗之后，两人双双饿死于山林。这就是最早一代中国隐士的结局，不可谓不悲催。
伯夷叔齐避世而亡，这种结局为之后的隐士们敲响了警种，现实迫使他们既要解决道德困境，又要考虑生存环境。那怎么解决呢？
这个问题被庄子解决了，我们知道庄子是一位隐士，楚王曾想聘他为相，但庄子拒绝了。至于为什么拒绝，可以用他的一段话来解释：
当时命而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在这段话中提到了一个几乎所有隐士的共同点，就是清和浊的界线。当遇有道之世，他们无需躲避，按本性行自然之道即可；而当遇无道之世，要想保全自己，就要隐藏自己的本性，以待时运的到来。
所以，庄子之所以要做隐士，就是遇到了无道之世，也就是所谓的浊世，这也是所有隐士所忌惮的世道。
不过，庄子虽然是隐士，但他没有选择藏于山林，而是选择了隐匿于人群之中，从而拓宽了隐士的生活方式。
在山林生活孤独寂寞冷，并不利于生存，面对身体上的痛苦，难道精神就会痛快吗？所以，隐士的生活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庄子隐于人群也是一种，而相比之前的第一代隐士，更加人性化。
但是问题也出现了，请问隐于人群之中，如何实现这个“隐”字呢？庄子为他的身体做了一个区分，即心与形的区分，心指心灵，形为形体。
古人认为，心来源于天，而形来源于地，这种区分似乎天生就注定了人其实是可以“分裂”的，心灵有心灵的生活，形体有形体的生活，第一代隐士选择了心隐形也隐的生活方式，而庄子则开创了心隐而形可以不隐的生活方式。
你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政治理想等都可以隐于心，而你的形体则可以表现为另外一种方式，当然两者之间也需要一个平衡点，否则就真成了“精神分裂”。怎么平衡？因人而异，庄子选择的是忘形，近似于放浪形骸，这是他的外在表现，也是他的自我保护方式。
庄子通过一种心隐的方式，忘形的生活方式，为之后的隐士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这种类型在《庄子》里有一个词，叫“陆沉”。
所谓“陆沉”，陆即指大地，就形体而言，生活于人群之中；而沉则是相对于心形而言，但所谓的“沉”恰恰是一种提升。
庄子对后世的隐士影响很大，他们在吸收和借鉴了庄子对隐士概念的更新后，又在形体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他们完全可以打破清和浊的界线，进一步与世俗社会结合起来，甚至跻身于政治权力社会。
在西汉就有一位这样的牛人，他就实现了隐于朝堂，而且汉武帝在他面前都没占到什么优势，这位牛人就是东方朔。
那么，为什么说东方朔是隐士呢？我们可以看一些他的怪诞行为。比如，在一年炎热夏日里，武帝赏赐给随从的郎官们一些肉，其中就有东方朔。
但是一直等到天都黑了，分肉的官员还没来。东方朔急了，拔出剑割了一大块肉就走了，临走对同僚们说：“三伏天，肉不宜久放，我就先接受赏赐了。”
第二天上朝，他的言行早传到了汉武帝耳朵里。于是武帝质问东方朔：“昨天赐肉诏书还没下来，你就先割了一块归家，你要好好检讨一下。”
东方朔闻言，马上免冠谢罪，自责地说：“东方朔啊东方朔，你自己割肉，是多么无礼啊！但是你割肉割得不多，又是多么廉洁啊！而且你把肉拿回去不是自己吃，而是都送给了你的妻子，这是多么仁爱啊！……”
话未完，武帝大笑，说：“叫你自我检讨，你反倒自我称赞起来了”，武帝一高兴，又赏赐了他许多肉，让他拿回去给妻子吃。
从上述东方朔的言行，可以看出，他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看起来都不合适，但得到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从本质上来说，他的言行带有对某种不合理现象的反抗，他通过看似不太合适的言行，来保持了自己应有的品格，这是一种大智慧。
武帝除了经常赏他肉吃，还经常赏赐他绸绢，他用武帝赏赐的钱财绸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一年娶一妻，专挑长安城里年轻美貌的女子，而且更奇葩的是，娶回来一年就抛弃，然后再重娶一个，这等于他把钱财全都花在了女人身上。
他不是有高尚的品格吗？怎么这事儿看着不像啊？其实他这么做，正是基于对自己心隐的一种保护。
鉴于东方朔的怪诞，武帝身边的郎官都喊他“狂人”。武帝听到这一称呼后，说：“如果他没有这些行为的话，你们怎能与他相比呢？”
对于“狂人”这一称呼，他自己也给出了解释，说：“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由此，我们也看出，东方朔自称隐士，而且还给出了隐士的第三种生活方式，那就是“大隐于朝”。他将隐士在形体上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大，使得隐士更加的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就是通过他的怪诞行为，即所谓的“狂”来实现的。
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有道之世，那是不存在的，东方朔以一种更加特别的隐士生活方式，为我们展现了既庄子之后隐士们在隐居方式上的再次突破。
但是东方朔身上的“狂”也是有载体的。有人问东方朔，说：“像苏秦、张仪遇上大国国君，都位居卿相，恩泽后代。而先生你也研究治理国家之法，敬慕道义，熟读诗书及诸子百家学说，也写了不少大作，可以说是博闻广见了，这么多年来，你尽心尽力辅佐君王，为何官职不过侍郎，位置不过执戟，这是什么缘故呢？”
东方朔答：“张仪、苏秦所处的时代，与我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相提并论。张苏二人处于礼崩乐坏，诸侯争强的时代，在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各国都十分重视贤才，所以贤士一旦游说成功，谋略得以实行，自然身居高位，恩泽后代。”
“但是我生存的时代变了，英明的君王掌管着天下，诸侯朝贡顺服，威震四方夷狄，天下一统，要做什么事都很容易办成。现在不知道外面有多少英才挤破门想进献谋略，有的甚至连门路都找不到，如果让张仪、苏秦和我生在同一时代，恐怕他们连一个掌故小官都得不到，更不用说像常侍侍郎这样的职位了。”
“但即便是在和平年代，贤人没有建功立业的地方，也一样要修养自己的德行，也不用担心得不到尊荣”。
一次，建章宫后阁跑来一只动物，看上去像麋鹿，有人把情况向武帝汇报后，武帝也亲自去看那只动物，并询问群臣之中是否有熟悉各种事物还通晓经学的人，结果无人识。
于是，武帝把知识渊博的东方朔请来，东方朔说：“我知道它是什么动物，但是我要先大吃一顿才说。”，武帝同意了。
吃毕，东方朔又说：“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蒲苇地数顷，皇上把它们赏赐给我，我才说。”武帝也同意了。
然后，他告诉武帝说，这种动物叫驺牙，若遇远方来归顺的事，驺牙就会出现。它的牙齿前后一样，没有门牙，没有臼齿，所以叫驺牙。
一年后，匈奴浑邪王来降，武帝又赏赐给东方朔许多钱财。可以说，东方朔在汉代所得到的尊荣，正是他修养德性的结果，这也正是他及所有隐士们的品格。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谁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在困境中能够保持心灵上的独立品格，坚持修养自己的德性，或许你就是下一个东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