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的《女诫》到底是女子处世的宝典还是精神枷锁呢？

女戒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针对女性的训诫内容出现。如《仪礼丧服》就明确强调“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而《礼记内则》篇则进一步具体阐述了女子在夫家如何做媳妇、事舅姑的行为规范，《礼记昏义》篇还提出了“妇顺”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些典籍中所体现出的对于女性的要求，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直接成为两汉及其以后女训的价值标准。

01女诫的发展状况

严格说来，真正的女戒出现在汉代，直到汉代，才出现了以“诫”字命名的对女性的训诫。不仅如此，汉代以后这类著作数量上逐渐增多，而且内容上日渐系统、丰富。

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女性纪传体专著，东汉班昭所撰的《女诫》则是第一部以女性为教化对象的女教专著，它们的问世标志着教化女性的专著出现。汉代以后，以二者为范本，女教著作历代层出不穷。为什么东汉时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戒呢？

商鞅变法打破了旧的宗法血缘关系，以夫妻为中心的小家庭成为社会主要的家庭组织方式，夫妻的社会地位较为平等。汉初沿袭秦制，统治者提倡无为而治，自由民主之风更加浓厚，妇女不仅从事农事活动，还参与到徭役和经商活动中。社会地位的平等，决定了男女在婚姻关系上也比较平等自由，婚姻的结合和解除相对自由，离婚改嫁、夫死再嫁并不鲜见。

自武帝始，伴随着“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夫妻关系向不平等方向移动，突出的表现就是贞洁观由宽到严。宣帝神爵四年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诏赐贞妇顺女帛的活动，这是从国家的角度对女性贞洁观提出了要求。西汉末刘向《列女传》的出现，表明这一要求愈演愈烈。

东汉时期，随着政府对儒家礼教的提倡、宗族血缘关系的发展及家庭扩大化的趋势，夫妻关系的不平等渐渐加强。妇女地位的降落首先是在家庭中实现的。

班昭的《女诫》则更系统、更严格地规定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职能。妇女一旦被牢牢束缚在家庭之中，成为家庭的奴仆，其社会地位自然要随之降低，从而成为丈夫的附属物。

这一时期社会思潮活跃，玄学、佛学、道学的兴起打破了汉代儒术独尊的大一统局面，社会思想的转变对封建思想所提倡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纲常伦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魏晋南北朝时期仅有贾充前妻所作的《女训》一篇，今已亡佚。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家训专著，是这一时期家训发展的最高峰。本书中涉及到女子教化的内容，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道德观念的束缚，但对女子的桎梏己没有两汉严酷,且其中阐述的观点很多极富教育价值。参考该时期出现的帝王及世家大族的家训，对女子的要求也不再囿于统一的标准，这都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女戒思想。

《女诫》是古代女子教育的范本，但在近代，它又被视为男尊女卑的祸首。那么，班昭的《女诫》到底是女子处世的宝典还是精神枷锁呢？

在《女诫》的序文中，班昭说自己“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馀载矣”。古人结婚普遍较早，而且丈夫曹世叔早卒，那么班昭在五十四岁还有未嫁之女的可能性很小。退一步来说，就算班昭还有没出嫁的女儿，也不会在“当适人”的时候才来教育她们“妇礼”。班昭父家和夫家都有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传统，她自己也因为在宫廷中给皇后及嫔妃讲学而被尊称为“大姑”，在后宫讲学，其内容大概也是关于女子教育的。由此看来班昭在序文中所说的写作缘由并不真实。

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东汉时期，宫廷内部颇有淫风，这篇戒文面向的是宫中女性，有矫正风气之目的；同时，班昭所处的时代，外戚势力开始增大，出现了女性干预朝政的现象，班昭长期处在宫中，对这些状况耳闻目染，但是以她的身份地位，又不能当面指摘。故而，她只能采取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矫正时弊的目的。可见，班昭并不是有意要将女性同胞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的。

02“卑弱”

影响班昭女性观的思想很多，从《女诫》的内容来看，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其兄撰写的《白虎通义》，在这本书中，班固把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统一于“阴阳五行”之中，实现了两者的融合，班昭是认同这种在宇宙法则支持下的人间秩序的。

“卑弱第一”是统帅全书的一句话。“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班昭首章开篇化用《诗经小雅斯干》入文，说明传统经典认为“女子生来卑弱”。中国古代文人面对无力主宰的强大宇宙法则时，反观自身，常常感到人类的卑弱，这是汉代社会的一种群体意识，这种群体认同意识是《女诫》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自《易系辞上》提出“乾坤定位”、“阴阳定性”以来，相继出现的“尊卑”、“贵贱”、“刚柔”、“强弱”等定位就分别与男女对应，班昭选择了“卑”与“弱”。“卑”即卑下，主要强调的是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卑下，并非其本身人格低贱。而“弱”是从“五行人性”中论述女性“柔弱”的智慧。可见，班昭将女性定位于弱势群体中。

以“卑弱”统领，各章的内容也就不难理解。如在“夫妇第二”中，班昭说“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不管是“御妇”还是“事夫”，都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敬惧第三”中说“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妇行第四”中对女子“四行”进行了阐述；“专心第五”重视女子贞节问题。

“曲从第六”说对待公婆“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和叔妹第七”是说通过和叔妹搞好关系来更好地维持家庭的和睦。不难看出，女性在家庭中是地位低下的，对丈夫要敬顺、忠贞，对公婆不论对错要“曲从”，对叔妹要竭力拉拢，总之，女性完全是一个付出者的形象。文中的“战战兢兢”、“畏惧”、“恐”、“惧”、“忧”、“伤”等都是在这种严苛的要求下产生的心理反应。

03“无位而道在”

班昭是信奉“阴阳五行”理论的，女性的生存环境己然不可改变，那么“顺天行气”才是女性更好地生存下去的不二选择。“五行”中以“土”为最尊，土代表温厚敦实，她即以此来确立教育思想。

“何名之可闻，黜辱之可远”，是“卑弱第一”中提到的女子“三者苟备”的目标。这里的“名”当然不是指功名利禄，而是对女性人格、品德的赞誉。《女诫》七章都是在这一目标的推动下对女子所作的训诫。

“夫妇第二”开篇化用《周易》以示“夫妇之道”天经地义，接着用《诗》《礼》表明“不可不重”，再用“夫御妇”“妇事夫”论证夫妇相依相辅的关系。但最后班昭对“教男不教女”的古代教育体制提出了大胆的抗议，可见班昭的良苦用心，她既想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又不得不迎合当时的群体认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只能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

又如“敬慎第三”是讲述“妇对夫”的智慧，班昭首先强调“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的群体认同，目的是让女性清楚自己的弱势地位，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但是班昭马上用了“然而”笔锋一转，提出柔弱之女针对刚强之男的智慧——“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并进一步解释敬顺以及敬顺的目的。

这其实是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理论的化用，“曲从第六”与“和叔妹第七”的教育观点与此是一致的，只是针对“舅姑”与“叔妹”多了一份孝悌亲情。“曲从”、“谦顺”、“敬顺”与首章的“谦让”是一体同源的名词，不仅是古代女性的美德，更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生存智慧。

04女德培养中的贞节问题

汉代女训所遵循的多是男性制定的标准和尺度，以男性的口吻和视角，教导女性如何恪守妇道，目的是让女性更好的适应男性社会。

东汉时期，贞节观念开始加强，政府多次下诏大力褒奖女性的守节行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班昭对女性的贞洁问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她在《女诫》中指出：“《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

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祗，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班昭要求女性要“贞洁柔顺”“从一而终”，要“专一”，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和名声，女性要做到在婚姻关系中，对丈夫从一而终、不离不弃。

荀爽、蔡邕、杜泰姬都没有提及关于女性贞节的问题，魏晋南北朝女戒中只有《女史箴》比较含蓄地借用比喻表达了女子要身心贞洁的观念，但并不似班昭提出的“从一而终”那般坚决。

可见，他们在对待贞洁问题上并没有班昭那样严苛，也说明贞节问题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儒学名士荀爽，在其《女诫》中要求家中女性一切行为都恪守儒家礼制，契合经学大义，但是荀爽多次逼迫寡居的女儿改嫁，可见他对女性的贞节并不十分看重，更不希望女儿从一而终。蔡邕虽然也很重视女性的教育问题，然而在贞节问题上也和荀爽观点一致。根据史料记载，他的女儿蔡琰曾先后改嫁左贤王和董祀。

05结语

由此分析可知，与其他训主对女性贞节问题持淡漠态度相比，班昭对此明显过于看重。班昭的《女诫》在三从四德的思想影响下，要求家中女性做到卑弱贞顺等，突出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思想。

荀爽的《女诫》也是站在男权社会男性的角度上，单方面的对女性提出要求，和班昭的《女诫》一样，体现了男女不平等的思想。蔡邕、杜泰姬则突破了这一思想的束缚，抛弃了一味对女性进行的三从四德教育，而是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提高女性的道德修养，体现了平等交流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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