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
“中国女训之祖”的大学问家班昭,她的《女诫》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女性地位的下降和社会风尚的转移。极大的束缚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也束缚了整个社会的创造力。
《女诫》的核心思想就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和忠贞守节。
班昭的思想,其实来自周代。她对周代“圣人思想”产生了严重误读。而这种误读,也是根源于那个时代儒生很普遍的严重隔膜,造成的误读。
我们看她在《女诫》中,是如何解读《诗经》的?
《诗经·斯干》有这样的句子: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如果我们已经明白:周人顺应“阴阳”的哲学思想,就会明白:
男孩子放床上,是顺应“高上”之位,因为男子属于“阳刚”之性;
给他穿上端庄的外衣,是让他学会端庄的品格,因为“男主外”;
给他玉璋玩耍,是让他从小懂得“玉”的美德(古代人认为“玉有五德”),因为“君子如玉”。
女孩子放在地上,是因为女子属于“柔顺”之性,属于“坤”,以“卑下”来顺应她的位置;
给她穿上内衣,是让她学会柔顺的美德,因为“女主内”;
给她“瓦”玩耍,是让她早点接触女红,因为女性的职责,就是“采葛丝麻”之事。
这里描写的男孩和女孩,都是帝王家的孩子。
周代男女是平等的,同一家族的子女,尤其是帝王之家的男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可是,汉代的思想,和周代已经隔膜了。
到了班昭这里,她的解释是: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这样,原本是适应“坤德”的“卑下”,转换成了地位的“卑下”。
同样,《女诫》“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前面两句还符合周代的理念,但是后面两句中“女以弱为美”,翻遍《礼记》和《诗经》,没有一点观念思想,是“以弱为美”的。
以“柔顺”为美德,就这样,悄无声息,转换成“以弱为美”。
比如,《礼记》:“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信,事人也;信,妇德也。
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信,就是诚实不欺骗。“信,事人也”,就是男子对女子要“以信相待”,平时周人强调要“谦逊”的谦逊词,诸如敝庐、鄙人、贱物等谦逊词都不准说了,对将要迎娶的妻子,一定要诚信,聘礼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可以欺骗,也不谦称;
同样的道理,女子对男子也要“以信相待”,“信,妇德也。”
一旦夫妻成就婚姻,就要平等对待,真诚不欺,以求白头偕老。
所以夫君诚信对待妻子,而妻子也诚信相待。一旦夫妻关系确立,就终身到老。丈夫死了,妻子也不再改嫁。
周代人将婚姻当作慎重而严谨的大事,追求婚姻的长久性和稳固性。“夫死不嫁”是一种倡导性的美德,是夫妻之间的人伦,并不是禁令。
周代女子再嫁很多,这一点,在《诗经》中也有表现。
但是,在班昭的《女诫》里,变成了这样:
“《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这样,周代由夫妻双方对婚姻的敬重,转换成
男方拥有再婚权力,而女方丧失再婚权力的不对等关系。
又有“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
这里,夫君已经变成了“夫主”,是妻子的主子了。
班昭的“合理性转化”之后,周代的“夫妻平等”的美好家庭关系,
已经转变成夫君为主子,妻子为奴仆一般的“礼义”关系了。
文人害人,还能比这更厉害的吗?
继班昭之后,汉儒再度将周代圣王思想,进行“误解”的,还有臭名昭著的“三从四德”。
“三从四德”,一样是被严重歪曲的。这种歪曲后的思想,使后人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以至于视为毒草,破口大骂,竭尽全力去毁灭。
其实,真的只是“误读”而已。预知后事,且待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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