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熠 | 从孟子到朱熹、戴震—试析孟学发展的心路（二）
三、“复古求解放”
元、明时期的孟子研究，多步朱熹后尘，创意不多，直到清代，诠释《孟子》一书又起新热潮，至乾嘉年间，最值得一提的是戴震的孟学研究。戴震精通天文、地理、史地，以及音韵、训诂，卓然而为一代考据大师，在孟学研究方面著有《孟子私淑录》和《孟子字义疏证》等，尤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对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命题和范畴采取答问方式繁征博引，分条析理，一改宋明学术之旧风，表现了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正如《书目答问补正》中所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抉摘宋明理学之蔽，卓然自成一家言，其意不在专释《孟子》。”（张之洞，第38页）的确，戴震的孟子研究仅是借题疏证《孟子》而发动对朱熹理学的批判，体现了清学（实学或考据学）对宋明学（玄学或义理学）的适应时代要求的一次反拨。
戴震对朱熹的批判是很尖锐的。如朱熹在《大学》首句“大学之道，有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下注道：“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大学章句》），在《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下注道：“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中庸章句》）在《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下注道：“……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论语集注》卷一）在戴震看来，朱熹的这些注释都背离了孔孟儒学的原典意义，有明显的老、庄、禅思想影响的痕迹。戴震写道：“朱子四书注：《大学》开卷说‘虚灵不昧’，便涉异学；云‘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尤非‘理’字之旨。《中庸》开卷‘性即理’也，如何说性即是理？《论语》开卷言‘学可明善以复其初’，‘复其初’出《庄子》，绝非孟子以扩充言学之意。”（《戴震文集》，第248页）
正是出于“明理解蔽”和开显孟子原典的“言学之意”，戴震才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戴震生前很看重该书，称这是他“平生著述最大者”，宗旨在于“以正人心之要”。戴震把考据学与义理学方法相结合，“疏证”被宋儒遮蔽和曲解了的原始儒学中若干基本范畴的本真字义，还原孔孟之学的平实、质朴的真谛。如《疏证》开篇释“理”字，写道：“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舣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那个被朱熹称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本、人伦之大源与王道之太极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只有此理”之“理”，原本是很平实的物则事理之“理”。“理”既然是事物之理，那么“天理”又是什么呢？戴震说：“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同上）这是说，“天理”就是自然的分理，依然是事物之理，这种理可以推及到社会人伦之间，成为人人遵守的行为法则，从而区别于朱熹理学深受老、庄、释之“异学”影响之“理”，这在理论上无疑是对宋明理学进行的一次校正。戴震认为，要恢复和开显孔孟之学的本真原貌，必须从重读《孟子》开始，故他在《序》言中引用韩愈的话：“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出于“正人心”的立意，戴震痛批了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说。朱熹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而戴震则认为“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天理”与“人欲”原是一个东西，人只能节欲，而不能灭欲。人既然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之“血气心知”之人，必然要“遂情达欲”，或“以我之情絜人之情”，如此，则人‘‘无不得其平是也”。也就是说’如能将人心比己心，将人情比已情，“反躬而思”，就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社会也便随之和谐起来。换言之，“天理”依归人性、人情而在，“理在欲中”，离开了“人欲”，便无“天理”。“天理”本是人性的必然状态，人的“性之欲”或“血气心知”是“天理”的自然状态，二者并非对立关系，“归于必然适完自然”，“人欲”得通达则“天理”得完善。然而，当人性之欲“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之时，则“天理灭矣”，“大乱之道”随之而来。戴震指出，“大乱之道”形成的原因在于“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化物矣。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人的“性之欲”不加节制，人就变成了物，而“物化”了的人既违迕了必然又悖逆了自然，“灭天理”则“人欲”也就穷尽了。按照戴震的逻辑，“血气心知”之人如能“遂情达欲”，那恰是符合天理的事情，否则便是“以理杀人”。戴震把“天理”与“人欲”统一起来，一方面承认了人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指出人欲应该有所节制，从而还原了孟子人性论中的合理性因素，故戴震指出：“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还着重揭露了朱熹“天理人欲”之说的僧侣主义本质，批判了朱熹之学“出人于老、释”的思想本质。他说：“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复人于释氏”。（同上）结果弄出了个“理欲之分”，造成全社会“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同上）朱熹的理学与孟子理想中的“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仁政、王道之世完全相背离。
戴震生逢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期，他通过对《孟子》一书字义的疏证和重新解读，展示了中国早期的民主主义思想萌芽。戴震在《与某书》中重申了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感叹道：“呜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戴震全书》卷六，第496页）
综上而知，戴震认定朱熹把孔孟之学讲成了“异学”，违反了孔孟的平实之论，他通过对《孟子》一书的研究，力图以“实”拒“虚”，打出的旗号实为“回到孔孟那里去”。梁启超曾把清代学术宗旨说成是“复古求解放”，即先复两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次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参见朱维铮，第６页）戴震恰是站在最后一个制高点上的“复古求解放”的思想家。从上不难看出，从孟子到朱熹再到戴震，孟子之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朱熹的新儒学否定了孔孟的原始儒学，戴震的考据学又否定了朱熹的新儒学。这种“否定”是辩证的否定，也是思想发展的必然历程。戴震的孟子研究并没有完全回到孟子的本真原点，这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也不是一个闭合的纯圆，而是呈现出一个开口向上的螺旋式曲线。
参考文献：（滑动可浏览完整版）
《孟子》《荀子》《韩非子》《史记》《孟子题辞》《孟子章句》《原道》《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朱子语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宋史》《宋元学案》《孟子字义疏证》等。
《戴震全书》，1995年，黄山书社。
《戴震文集》，1980年，中华书局。
钱穆，2002年：《朱子学提纲》，三联书店。
张之洞，2001年：《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维铮，1985年：《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朱子全书》，200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