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名人（补）四十七狐偃
狐偃（约前715年—前629年），姬姓，狐氏，字子犯，大戎（今山西交城）人。晋国重臣，狐突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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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氏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大狐容，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大狐氏，为春秋时期晋国原始旧姓。大狐氏原姓姬，因其先祖被分封在狐氏大戎(今山西吕梁山区)，故以地名为姓氏，称大狐氏。在晋国建立初期，真正的宗周贵族是不多的，叔虞统治的“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等族人，大部分还是土著居民。事实上，晋国的“胡”风一直是很浓厚的，从西周初期受封于唐邑，后改唐为晋，建立晋国。其时，晋国人与周边民族通商、通婚的现象一直就十分普遍，国君也不例外。
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虽然史籍语焉不详，但大致可知狐偃应是与其父狐突，其兄狐毛于此时，跟随狐姬一道由戎入晋的。公子重耳少年时期便受教于狐偃，赵衰等。
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骊姬诬谄申生有弑君杀父之意，申生自缢身亡。狐偃同狐毛、赵衰、先轸、贾佗、魏犨等人护送重耳到了蒲城暂避。次年出亡。狐偃随重耳出亡时，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辞劳苦，夹辅重耳，为他出了很多计策，使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宏图霸业。
重耳一行离晋后，狐偃力主去狄。当时，齐国是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北杏盟约后，齐桓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原盟主，楚国也是南方的经济军事大国。狐偃为何弃强投弱呢？因为他意识到，齐楚千里迢迢，沿途崇山大川，举步维艰，仓皇出走又缺乏给养，即使能免于追杀，也会困死途中。且齐楚是否肯予接纳，也有疑问。而狄近易达，又是重耳母国，纳公子重耳应在情理之中。还有狄晋毗邻，可以观望动静，蓄力待时。
重耳在狐偃、赵衰等人的保护下在狄国躲避起来。但是，晋国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派系林立，以荀息为首的力挺奚齐，以大将里克为首的誓杀骊姬一党。只因晋献公在世，各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晋献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逝。公子重耳想回去奔丧，狐偃劝谏：“晋国是骊姬党羽的天下，奚齐是太子，必然要当国君。你想回去尽孝道，但骊姬会将你视为国君的竞争对手，断然难逃毒手。”
秦国秦穆公一直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心，他派公子絷远赴狄国慰问、试探重耳。公子絷对重耳说：“我听人说，得国也在这个时候，失国也在这个时候，你虽然很庄重地身穿丧服，但时机不可错过啊。”重耳向狐偃问询，狐偃说“这是秦国在试探你，你必须辞谢，要表明仁爱思亲才是最宝贵的，而趁君父逝世去谋图私利是有罪的。”重耳依其言对公子絷说：“承蒙贵国国君慰问，不过我失位出亡在外，君父又去世了，不能回国守孝已是天大的过错，我又怎敢有别的想法，辜负贵国国君的好意呢？”说完，对公子絷磕头而不拜谢，哭了一会就站起来，就不再和公子絷私下谈话了。
秦穆公知道后，感叹地说：“多么仁爱的公子重耳啊！对使者磕头而不拜谢，表明他没有做晋君继承人的想法；哭了一回才站起来，表明他对父亲深切哀思；起来后不与使者私谈，表明他避开了自己的利益。”从此，秦穆公对重耳另眼相看。
没多久，奚齐、卓子都为里克所杀，公子重耳和夷吾就成了大臣们议论的对象。里克当时大权在握，是倾向于重耳的，便派狐偃的父亲狐突到狄国来，请重耳回去登位。狐偃把父亲请到密室，把重耳、赵衰叫来一起商议。狐突老迈，认为时机到了，可以回国。但狐偃对父亲说：“如今国内一片混乱，大权旁落，公子重耳回去就一定能够稳住局势吗？”狐突虽为重臣，但手头没有兵权，也拿不准。重耳便让狐突回复里克说：“君父在世时，我违命出逃；君父去世我也没能尽孝，哪还有脸回来当国君呢？我的兄弟还有很多，贤能的也不少，请文武大臣们择贤而立吧。”
晋惠公元年（公元前650年），里克无奈只得选择公子夷吾，派重臣到梁国将夷吾接回来。夷吾在秦国大将公孙枝强兵的保护下回国登位，是为晋惠公。晋惠公回国后，把失败归结为重耳的过错，认为国中有大臣还惦念着重耳，便派了杀手，追杀哥哥重耳，并警告狄国，要是再保护重耳，就要派兵攻打。狐偃听到风声，急忙与同僚护送重耳仓皇出逃。
重耳等人到了卫国后，卫文公怕惹恼晋惠公，便连见都不见。狐偃劝重耳说：“自古以来，成大事的人都要历经磨难，寻常白眼算不得什么。我听说齐桓公礼贤下士，又是你哥哥申生的外祖父，肯定会接纳我们。再说，齐国的相国管仲去世了，齐国需要人才，或许我们能凭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齐国出一点力呢？不如到齐国去。”至齐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待，对重耳更是深加恩渥。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枕于安乐，“遂无去心”，“有终焉之志也”。狐偃又与赵衰谋，“醉而载之以行”，迫使重耳离齐。
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重耳返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时值晋动荡之余，十数年间，晋内讧不已，国乱民忧。先是“骊姬之乱”，继而献公去世，里克、邳郑父杀奚齐、卓子，荀息身亡，晋惠公夷吾上台后，又杀了掌握实权的里克、邳郑父等大臣，弄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对外惠公背信弃义，发动不义战争，使晋元气大伤。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的繁荣，提高晋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太叔带）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派使者求救于晋和秦。次年，秦军至河上，将纳周王。由于晋大乱之余，，国力尚薄，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狐偃却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提高晋的威望，且周王室与晋宗室是同宗，不纳则失之于义。狐偃力劝文公：“继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在于此乎矣。”文公终于出兵勤王，杀王子带于隰城（今山西隰县及周边一带），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阳）。周王设宴款待晋文公，并赐樊、温、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为晋入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晋文公三年（公元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他认为：“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晋军遂伐曹、卫，取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三月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撒出宋国。
当楚军复攻宋国时，狐偃毫不惧色。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战争初期，晋军“退三舍避之”，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战争中期，狐偃、先轸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马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盖其兵”，迷惑楚军，使楚军处处被动挨打，以“败绩”告终。
晋文公八年（公元前629年），狐偃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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