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谈到,雍氏之役如火如荼,张翠肩负韩襄王的委任出使秦国,轻轻一句话点醒了甘茂。甘茂赶紧去见秦昭襄王,请求抗楚援韩。
而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尚未成年,执掌国政的宣太后要么因为自己的楚国血统,不愿意和祖国兵戎相见,要么因为韩国没开出合适的价码,不值得派出援军。张翠算的账和宣太后算的账显然指向了不同的答案,接下来,事情到底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呢?
我们需要首先回顾一下韩国的高层政局:前边讲过,韩国存在着公仲和公叔两大贵族势力,公仲是连横派,公叔是合纵派。两派势力此消彼长,近年来一直都是公仲当国,那么可想而知的是,只要在连横道路上栽了跟头,公叔一派就会卷土重来。甘茂就是抓住这个痛点向秦昭襄王进谏的。
甘茂进谏
甘茂的意见是:公仲正在韩国执掌大权,正因为跟秦国讲了和,服了软,有了秦国做靠山,这才有底气和楚国硬抗。但秦国如果对韩国的困境坐视不管的话,就等于抛弃了韩国这个盟友,公仲在韩国自然也就说不起话了。
这样一来,以公叔为首的合纵派就会走上前台,抛弃秦国,转而跟在楚国屁股后边当小弟,而楚国既然收服了韩国,实力大增,魏国也就不敢不从了。
甘茂不知道“马太效应”这个概念,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提醒秦昭襄王说,一旦放任楚国吞并韩国,那么楚国接下来就会呈现出强者愈强的发展势头,最后赢家通吃,秦国可就不好办了。
甘茂确实是从这个逻辑出发劝说昭襄王的,提醒昭襄王最该注意的是,楚、韩、魏形成合力之后,对秦国绝对不利。但如果宣太后熟知近代史,就可以叮嘱昭襄王说:别说楚、韩、魏形成合力,纵然山东六国合纵伐秦,又能把秦国如何呢?
所以,到底要不要援救韩国,思考的症结其实在别处。
在甘茂而言,必须首先考虑到自己的去留问题,所以能卖韩国一个人情,就该卖韩国一个人情。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在秦国的国家利益而言,楚国才是最棘手的对手,韩国已经不足为虑,所以,就算拼着让韩国占点便宜,也不能由着楚国发展壮大。
在宣太后而言,自己是楚国人没错,但在娘家并没有什么背景,雍氏之役也分明见得出楚怀王并不拿自己孤儿寡母太当回事。作为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就算没学过三从四德,至少也明白在丈夫死掉之后,儿子才是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保障,所以就算再怎么犯傻,也不至于牺牲儿子的利益去维护娘家的利益。
历史上的女主当权,都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到底儿子更亲,还是娘家兄弟更亲。以正常的血缘亲情而论,显然儿子最亲,比丈夫和爹妈都亲。
宣太后,这位有史以来第一位当权的太后表现出了很正常的亲情意识:儿子的利益排在第一位,娘家兄弟再亲,也只是帮儿子打天下的,不能越俎代庖,娘家那些不亲的亲戚跟陌生人没区别,至于自己,当然更要为儿子的利益着想。
儿子既然已经登基为王,秦国利益自然就变成了儿子的个人利益,所以该不该救援韩国,张翠和甘茂算的账才是对的,自己先前太小女人习气了,不应当。
经过甘茂的劝谏之后,秦昭襄王果断发兵援韩,这才使楚怀王知难而退。但是,昭襄王毕竟还没有亲政,宣太后和魏冉才是秦国的实际操盘手,所以,真正形成的决策很可能是宣太后、魏冉和昭襄王的共同意见,宣太后反省到自己先前跟尚靳讲的那番话有点短视了。
但我们很容易生出一个疑问:既然秦国有余力出兵援韩,那又为什么不在楚国围攻雍氏的时候趁火打劫,从已经到手的宜阳和武遂出发继续东侵,扩大战果呢?
事情的关键很可能就在甘茂身上。前边讲到,林胡王向赵武灵王献马的同年,秦昭襄王派向寿管理宜阳,派春里子和甘茂进攻魏国。甘茂建议昭襄王把武遂还给韩国,向寿和公孙爽赶紧阻拦,说这可万万使不得。
禽困覆车
如果秦武王在世,甘茂应该不会提出这种建议,但时局变了,甘茂显然有心缓和秦、韩关系,甘茂因此成为了秦国政治核心里的亲韩派。所以当韩国因为雍氏之役向秦国求援的时候,张翠才会通过甘茂完成游说,而不是直接拜见秦昭襄王。
归还武遂的提议还可以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先前强攻宜阳,斩首6万,只是执行秦武王的政策,甘茂只是一名忠实的执行人而已,跟韩国没有私仇。现在秦武王死了,万象更新,有必要重建秦、韩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恢复美好的连横状态。
甘茂没办法,先前锐意进取,全副心力都在哄好秦武王这一位老板上面,全不介意开罪同僚,哪料到这么快就变了天,必须赶紧给自己铺好后路才行。既然新老板的口味还摸不准,同僚之间的仇怨不好化解,可不能再开罪外国了。
高级经理人各有各的私心,秦武王的兄弟们各有各的野心,这就让宣太后和昭襄王母子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自己人牢牢抱团。
自己人并不多,魏冉是一个,向寿是一个,这都是血浓干水,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有一个流落在外的芈戎,赶紧找回来封官好了。还有,昭襄王还有两个弟弟,虽然年龄太小,但也要尽快给他们封官授爵才好。于是,以宣太后为核心,正在形成着一个有着楚人血统的权力集团。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既然有着楚人血统,那么最便利的事情就是和楚国建交。从这个角度来看抗楚援韩,显然,这里一来藏着甘茂的私心,二来和楚国建交是一回事,对楚国壮大实力坐视不管就是另一回事了。大约就在楚国从雍氏撤军之后,向寿出面跟楚国达成和解,然后才去坐镇宜阳。
这就让公仲紧张了起来,派人劝说向寿,拿“禽困覆车”的道理说事。
所谓“禽困覆车”,是说野兽被逼入绝境之后拼死一搏,能掀翻猎人的车子,这就和俗话说的“狗急跳墙”一个道理。
如果你需要在比较文雅的语境里表达“狗急跳墙”、“兔子急了能咬人”的意思,那么“禽困覆车”就是最佳选项。
公仲既然已经败了,服了,事情也该到此为止了,但向寿又去促成秦、楚建交,秦国和楚国一旦联合起来,这可是一副要活生生吞掉韩国的架势啊。韩国亡国的话,公仲就只能“禽困覆车”,率领私家军队到秦国拼命去了。
公仲的言下之意是,现在还远没到拼命的时候,所以你们秦国别把事情做得太绝。
公仲的使者又对向寿说:“论亲疏远近,您不如公孙爽跟秦王亲;论才干,您不如甘茂。但遇到国家大事,秦王只跟您商量,不跟那两位商量,这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公孙爽在韩国结党营私,甘茂在魏国结党营私嘛,秦王信不过他们。
如果您跟楚国走得太近,秦王也该怀疑您了。而您打过韩国,跟韩国有仇,韩国又跟甘茂和公孙爽走得近,所以呢,如果您能帮韩国说说话,推进一下秦韩关系,那就显得‘外举不避仇’了,没人怀疑您有私心。”
向寿听了进去,说自己不介意跟韩国搞好关系。
于是关键问题出现了。使者说道:“甘茂已经许诺公仲,把武遂归还韩国,让宜阳居民迁出宜阳,返回韩国,而您却想霸住武遂不还,这还怎么能跟韩国和好呢?”
这里需要一点前情回顾:甘茂想把武遂还给韩国,向寿和公孙爽拼命拦着,这是甘茂和向寿的核心政见之争。向寿现在听了劝,想跟韩国和好,但一来还是不愿意放弃武遂,二来就算改变立场,不再阻挠甘茂了,这份人情也只会算在甘茂头上,自己沾不到好处。
向寿该怎么办,才能给自己争来最大的利益呢?我们下一讲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