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挖出数枚竹简，解开历史真相，学者：难怪诸葛亮必须杀死马谡
青海挖出数枚竹简，解开历史真相，学者：难怪诸葛亮必须杀死马谡
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发动大规模北伐。魏国毫无防备，天水、南安等三郡随即降汉。其后，诸葛亮派亲信马谡与王平防守咽喉要道街亭，希望能够挡住魏国来自洛阳的援军。然而在此战中，纸上谈兵的马谡连续犯下错误，最终败给了敌将张郃，导致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
事后，诸葛亮不顾众部下的一再求情，最终“挥泪斩马谡”，杀死了自己的爱将。在后世，针对“挥泪斩马谡”，学者们一直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蜀汉国小力弱，人才不足。马谡虽然吃了败仗，但是罪不至死，毕竟世上有几个常胜将军呢？因此，部分学者看来，诸葛亮斩杀马谡，加剧了蜀汉的人才危机，使北伐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马谡真不该杀吗？诸葛亮斩杀马谡，到底有什么法律依据？
1978年7月青海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一座西汉晚期墓中发现的一批珍贵木简。在这些木简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些失传已久的汉朝军法。
汉朝，是一个儒法结合的帝国，刑法相当冷峻，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例如到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也就是说，在汉朝，能够触犯死刑的犯罪类型到达13472种，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相对于普通刑律，军律自然要更严，所制定的禁令和条款也更多。在孙家寨汉简中，记载了两条军律。而只要触犯这两条法律，只有死路一条。
首先是“违抗将令律”。正所谓“军令如山，无法违抗”。汉朝对于违背将令者，惩罚很严。根据孙家寨汉简记载：
“莫诗(待)鼓止,行者不当行而行,斩将口”。
也就是说，军队若违抗命令,不当行而行,则军队的将领要论以死罪。在战斗中,对上级的命令故意违抗,而对作战造成危害者,不论其危害后果大小,一律处以极刑。
其次是“擅自退却律”，在战斗中，未经主帅允许，是不能擅自后退的。据上孙家寨汉简载:“擅退者,后行杀之。” ( 0 6 3 )“矢前有还顾目北者,后行杀( 0 0 2)之,如杀敌人,故以后禁前,是” ( 0 0 9)这两片简文的意思是,在失利条件下,未经将领允许,而擅自退却、或“矢前有还顾目北者” ,由身后兵士对其当场处死,如同杀敌人一样。对擅自停止战斗者,犯军职罪,自当依法惩处。
根据街亭之战的记载，马谡便犯下了这两大必死的军法。
首先是“违抗将令律”。在马谡出镇街亭之前，诸葛亮就曾告诫他，必须依托街亭的城防工事,阻止魏军西进,争取更多的时间。然而马谡却自作聪明，将重兵撤至距城二百米以外的南山坪上,使城内空虚。结果被魏国上将张郃轻而易举地拿下城防工事,然后又派大军围住南山,切断马谡的水源。由于缺少饮水，蜀军大败，战略要地街亭也为魏军所夺。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败”。
由此看出，马谡确有违背诸葛亮的将令的行为，杀掉他一点也不过分。
除此以外，根据《三国志·向朗传》记载，马谡不仅违背军令，还临阵脱逃：
“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
此段记载很明显，马谡吃了败仗，不仅没有回到大本营自首，反而还弃军潜逃。反观王平，他力战张郃，最终为蜀汉保存了一定实力。显然，马谡不仅触犯了“违抗将令律”，还触犯了“擅自退却律”，可谓是死上加死，神仙也难赦免。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个注重法治的政治家，崇尚赏罚严明、令出必行的执法理念。在斩杀马谡之前，蒋琬曾劝谏他魏国保留人才，但诸葛亮却斩钉截铁地说：
“孙武所以能制天下者,用法明也,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在诸葛亮眼里，法令是绝对的，不能讲特殊，不能以人废法。马谡虽然有才能，也有功劳，但也决不能因此而法外开恩。因此，著名学者朱子彦才会在他的文章里说：
“马谡必须得杀，不杀不足以立信。”
马谡死后，诸葛亮在军中制定了“不从敬令”的七法,违者皆罚。他主张“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正是由于赏罚严明,令出必行，才让最小最弱的蜀国，在魏蜀战争中占据主动权，达到三军用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