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太平：何休井田制析义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内容摘要：关于井田制，历来聚讼不休。从汉代经学文本脉络出发，何休的井田制主张恪守《公羊》家法，紧紧抓住“均贫富”与“合风俗”两个重要维度。从经济角度看，何休强调八家共井、中有公田、十外税一等制度安排，并以“三岁换主易居”的方式均衡贫富，能够保证井田制守望相助、公私兼顾的格局。 但在何休那里，井田制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还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制度，辐射到政治、教育、礼仪、道德、风俗等领域，在提振人伦世道、化民成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为形塑文明共同体提供坚实制度保障，是实现尧舜太平之治的关键举措。 承此学脉，后世诸多儒者都曾希望通过井田制恢复三王之治，以实现治道。易言之，强调农耕、重视经界，使得百姓富足、社会风俗良善，实为历代儒者之共识。由此益见何休井田制理论之成熟完备，实有导夫先路之功。 关键词：井田制 换土易居 什一而税 守望相助 致太平

在儒家治理思想中，井田制的落实是仁政理想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但自孟子以来，虽然推崇井田制的儒者大有人在，但是能切实恢复者寥寥无几。关于井田制的有无，现代学界曾有过数次讨论。随着近现代经济社会性质的变化，这一问题也一度成为学术热点。凌鹏先生即细密梳理了晚清今古文之争背景下的井田制讨论，以及在此影响下学界针对于井田制的几次研究高潮，可见其时意识形态与现代启蒙等诸多时潮的影响痕迹。从汉代经学文本脉络出发，深入挖掘何休的井田制主张，对我们重新理解今文经学视域下的井田制理论应有裨益。何休的井田制主张，集中见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文，内容十分宏阔，涉及授田、税法、庐舍、教育、役制等方面，其立说内涵与意义申论如下。

二、何休井田制的立说主张

据《春秋》经文，宣公十五年秋，鲁国实行初税亩。《春秋》三传皆以此为非礼，而以井田制下的“什一而税”为正。《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特别强调“什一而税”为天下中正之制，多于或寡于此皆不得其要，并认为这是太平盛世之先兆，可谓美誉之至。以此为基础，何休推阐其说，井田制论述渐趋完备。

（一）八家共井、换主易居之制

首先论井田制之授田法。《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载何休注云：“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

一顷即百亩，一井之田九顷，八家各分一顷，中为公田，此说大略本之于《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所言井田制，一井九百亩，八家各私百亩；中有公田百亩，八家共治之，以其所得归公家，其余皆不税。今文家为牵合什一税制，故设公田实为八十亩，每家各分十亩。余二十亩，又制为庐舍，每家二亩半，总为“五亩之宅”。

此说《韩诗外传》已载，事实上，八家虽然各为公田十亩，但公田之耕殖收获，必待八家合力而后成，则所谓“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当属实情。概言之，每家受田百亩。析言之，根据土地肥瘠，所受之田又有差别。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载何休注云：“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财均力平，兵车素定，是谓均民力，强国家。”

何休以为有上、中、下三品土地肥瘠之差，司空辨之，土地既有差等，为免分配不均、贫富失调，故设计出“三岁一换主易居”制度，即三年后民户需将上中下三品土地相互调换，如此使民众利益均沾，贫富得以调均。居随地迁，因此，“三岁一易”制度需使民户亦随所受之田而迁居。

《孟子·滕文公上》又云：“死徙无出乡。”此处“徙”，赵岐注云：“谓爰土易居，平肥硗也。” 即这种移易居处的政策应该在六乡范围内进行，如此既可使百姓不致因频繁迁徙而颠沛流离，亦可保证井田内民众“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精神特质。

《礼记·王制》言“田里不粥”，郑玄注云：“皆受于公，民不得私也。粥，卖也。” 天下家户虽已受田，但其田所有权仍归于公，需“换土易居”以保证贫富平衡，故不得随意买卖土地。换言之，“换土易居”制度的实现，必待“田里不鬻”的制度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周礼·大司徒》所言土地分配制度，则根据土地肥瘠程度而分为不易、一易、再易三等土地。《周礼》主张耕地实行轮休制，“易”即休耕之义，因土壤肥美者不必休耕，故所分土地少；土壤贫瘠者土地需休耕，故所分土地略多，其制通过分配田亩数量不同来均贫富、和众寡。

不过，以不易百亩、一易两百亩、再易三百亩三等土地分与天下民户各家之中，自然会有田亩数量的等差，在一个井田格局内，便会出现不足八家之情形。除非一井之内，八家皆分得上等地，或可维持井田八家共井之秩序；若有一家未分得上等地，则一处井田格局内必不足八家，此为与何休不同处。

后世学者又有将此两种授田分配方式作历时性刻画者，如《汉书·地理志》孟康注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侵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

此说以为先秦古制当“田、庐皆易”， 即守三年爰土易居之制；自商鞅变法之后，不复易居，如此虽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均平众寡、守望相助之义，又有所不及，其中藉古刺今之意，亦不待言。

何休恪守今文家说，《孟子》“八家皆私百亩”之说必为其尊奉，且八家所蕴含“守望相助”之义，亦是井田制之核心要义，故井田则必八家共一井，中为公田，坚不可破。又因土地有肥瘠之差，故何休采取“三岁一换主易居”之方式调和之，不过此制度或需民众频繁迁徙，颇不易行，故后世有“侵废”之变。

但若从《周礼》授田三等亩数之说，一方面将打破“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之制，另一方面又会使八家共田之说迅速瓦解。如此一来，今文家所谓井田制守望相助之义，亦将受到质疑。故何休坚执易居之说，从而维护其理论根基，可谓苦心。

（二）什外税一之制

何休论断井田制下的税法实为“十外税一”。从受田的角度而言，诸儒所言井田制，八家所分田亩各为一百又十亩，其中公田十亩，则“十一而税”当为“十外税一”。陈立即言：“是为一夫受田一百十亩，百亩入己，十亩入公，是为什与民，自取其一，盖一在十之外也。”

从税法的角度来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经文载：“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云：“什一以借民力，以什与民，自取其一为公田。” 据此，井田制以十与民，公取其一，即所纳公田亩数相当于总授田十一分之一。徐中舒即言：“‘古者什一而藉’，是什比一，是什一取一，并不是什取一。” 此说颇为显豁，亦可见井田制税法之轻。

《公羊传》此处经文言“藉”，《孟子·滕文公下》又言：“助者，藉也。”赵岐注：“藉者，借也，犹如人相借力助之也。” 《礼记·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税。”郑玄注：“藉之言借也。”

可见藉、借、助三者相通。黄式三言：“诸言耤，言公田，谓借民力以耕公亩，是周用助法。” 郑玄注《王制》又言：“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则所云古者，谓殷时。”

鲁国初税亩

《公羊传》所言“古者什一而藉”之井田制，亦指美恶皆取于公田，而私田不与，若如郑玄所论，此“古者”即指殷制。且依传、注可知，此殷之助法，至少至鲁宣公时，鲁国仍在行用之。《孟子·滕文公上》言：“《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周用助法，鲁国行之，情有可原。

《孟子·滕文公上》又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赵岐注：“民耕五十亩者贡上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虽异名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 赵岐以五亩对五十亩、七亩对七十亩、十亩对百亩，其说亦与公羊家学说相合，其要皆为“十外税一”。

井田制强调八家各私田百亩，而公田各十亩，美恶皆取于此，不税民，此制于治世犹可运行；但于春秋纲常解纽之时代，在上位者昏聩贪利，井田制开始渐次瓦解。宣公十五年，鲁国破坏井田制，制定新的土地赋税政策“税亩”（即“履亩而税”），其根本目的即废除公田，从而提高公家税收收入。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何休注：“时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 据何休意，“初税亩”是在当时国君无信，使民众不肯尽力公田的背景下，君主采取废除公田，向所有土地征收赋税，尤其是“择善亩谷最好者”征税的经济举措，以扩大其税收范围。

无论是《公羊传》言初税亩为“履亩而税”，抑或是《谷梁传》所言“履亩十一”，其与“什一而藉”的井田制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公田、是否需要在私田上征税。

此“税夫无公田”的税亩形式，又与贡法差似，故孔广森云：“盖古者八家同井，中为公田，藉而不税；今去公田，则九家同井而每亩税取其什之一，近贡法也。”

孔氏以为“履亩而税”之弊在于破坏“八家各私百亩，中为公田，八家治之”的井田格局，更像是一种贡法。又，《春秋》经文载“宣公十年，冬，饥”。

《公羊传》谓：“何以书？以重书也。”何休注云：“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复兴，危亡将至，故重而书之……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此处本为灾，而何休以为异，以明“先事而至”之兆，并引《论语·颜渊》之说，以明“彻法”与“二法”区别。从何休所引可知，彻法应优于贡法，又不及“什一而藉”助法之善，此可见三代税制既相似又有轻重优劣之差异，而助法于三者中最为中正美善，亦昭然若揭。

三、井田制反映的政教意涵

从上述井田制格局今古文经学差异中可以看出，古学家以为井田制与助法应分为二，助法必为井田制，而井田制未必行助法。而在今文家看来，井田制的核心在于一井九夫、八家共井，此可保证民众“守望相助”的善良风俗；助法的核心在于必有公田，强调公私兼备，则公田地位必须保障。

不过赵岐所言《孟子》殷之助法，公田与私田统为七十亩，如此则公私混而为一；实际上“九夫一井”又很容易理解为“九一而税”，如此又与经“什一而藉”说不合。

何休所主井田制，则将助法存有公田之义与井田制“一井九夫、八家共井”的受田格局加以融通，此既保证了“九夫一井”的格局，又保证了公田的存在，并依然实行“什一而税”。如此一来，三代田制之弊得以消除，而三代田制之善备于一身，将历时性的井田格局，改造为共时性的一代完备之制，亦可见公羊家之学术特色。

（一）井田制与文明共同体

在公羊家，尤其是何休看来，井田制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还应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制度，辐射政治结构、教育、礼仪、道德、风俗等领域，在提振人伦世道上具有鼎足作用，堪称是实现尧舜太平之治的关键举措。

井田制首先呈现的是“九夫一井”的格局。何休从公田中取一部分作为庐舍，使井田制原先的“公——私”模式，变成“庐舍——公田——私田”的格局，何休云：“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

此说略本于《春秋井田记》，但具体在受田数量上，又有所差异。何休认同《孟子》所言“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之说，又要坚持“什一而税”的中正税制，故每家各得公田十亩，则公田尚余二十亩以为八家庐舍，一家可得两亩半。

但《井田记》以为庐舍五亩，则八家总为四十亩，加上公田八十亩，故一井当有九顷二十亩地。虽然“庐舍五亩”或与“五亩之宅”相照应，但一井总面积与诸经相违，故何氏不从。且《孟子·梁惠王上》言“五亩之宅”，赵岐注：“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冬各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

可见赵岐所论庐舍“二亩半”之说，与何休同，其分公田二十亩于八家，各得二亩半，又使廛里邑居得两亩半，如此便与“五亩之宅”相合。

众所周知，《诗经·大田》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滕文公上》言“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皆是申发“先公后私”之意，其中并无庐舍存在，强调公私关系，其实质还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通过井田制的制度设计，使得公私两方面皆有妥善安置，尤其是先公后私的倡导，使得民众具有“亲上”之心，亦是养成君子的重要特征。

但这种倡导倾向于先公后私，反而使个体民众的实际需求有所遮蔽，若在上位者贪利好货，则民众自身利益往往容易受到侵害。孟子所言制民之产的初衷，在于如何实现民众经济和精神上的富硕，保障民众自身利益。何休将庐舍居于公私之上，并以“贵人”为理由，正是注意到需对民众自身需求予以关注，可见其井田制理论继承了孟子仁政说主张，并作了推进。

黄朴民：《文致太平——何休与公羊学发微》，岳麓书社2013年版

其次是经济层面衍生出的政教意涵。何休注：“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为市，故俗语曰‘市井’。”

此说亦出自《春秋井田记》。分五个层次，前两条主要申说田税政策，井田制首先呈现的是“九夫一井，八家共治”的格局，再加上轮垦制度的设计，使得地气能够不断保有而不至偏废，故称“无泄地气”；八家同治公田，“通力合作，计亩均收”，自然无费一家。

第三条涉及社会风俗层面，在井田制体制下，百姓从经济上的互相扶持，转移到社会生活乃至精神层面，继而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与文明认同，可见井田制在形塑文明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何休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此又强调井田制在社会风俗方面的成效。从民众歌讽和国家治理而言，下层民众疾苦之呼声，通过井田制的行政区划，层层移递，以至于天子耳中，于是使上下言路通畅，百姓可申其苦乐，在上位者可知其治政得失，如此则上下无怨。

第四条则涉及到生产生活的倾力合作，何休云：“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从十月尽正月止。”

在井田制架构下，人们必须相互协、集体协作，才能有所成就。井田制显然关注到个人能力的局限性以及集体力量的完整性。

综上，井田制不仅可以使民众得到普遍保障甚至消弭贫富差距，并且通过互相协助的方式使得民众生产积极性与生产效率都得到提高。井田制的提倡者从此制度挖掘出儒家“均贫富”与“合风俗”两个重要理念。均贫富既是制度运行的前提，也是制度实现的目的；物质层面的富足又是为精神层面的良好风俗提供保障，善良风俗进一步又成为制度运行的不竭源泉。井田制通过经济与社会的有效互动融合，使得儒家的政教理念得到充分施展，可见其重要地位。

由井田制而衍生出邑居生活及治理措施，亦需注意。何休云：“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

此说言及民户居处行政区划及管理人员选拔章程等内容。此处反映民众廛里所居，依然仿照井田制“八家共井”而设“八家一巷”之制。此处庐里之别，亦见于《汉书·食货志》，但其所言行政规划明用《周礼》说，与何休又不同。

此处选拔邑里管理者兼重德、才二端，又有意分殊二者，使相互配合协助，从而使辖区治理更为妥帖良善，思虑亦颇为深远。何休又言：“种谷不得种一谷，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还庐舍，种桑荻杂菜，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女工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合理的农政安排是保障五谷丰足的前提，而五谷丰足的目的又是为了使得民众可以安居乐业。凡此种种，皆可在井田制中实现。故井田制有助于形塑民众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共同体，可以为太平治世提供制度保障。

（二）学校与选贤

井田制不仅体现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日常安排，生产、赋税和徭役的征收和分配中，而且还体现在将礼制秩序落实于民的德彝教化的过程里。《孟子·滕文公上》详说井田制度后，继而称：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学校明人伦之至，必待井田制落实之后，方可设庠序学校之制，以使人伦教化踵继于后。孟子所言学校之教，强调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理解三代之同；何休则从选才的横向角度，来刻画教化的施行。

何休注云：“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才能进取，君以考功授官。”

农作事毕，五谷丰登，父老由是主导教化之职。百姓受学于校室，以其学问德行逐步升于乡学、庠序、国学，以至于太学。并随着学识增长，其名号亦有变化，此说亦与《礼记·王制》所论选举之制差似。

稷下学宫

通过人才的选拔和流通，邦国与王朝的关系也得到加强，地方优秀人才不断输送至京师，亦有助于王朝政策的合理制定及推行，内外得以更加通畅地密切交流。

关于考核标准，何休注云：“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 《礼记·王制》亦云：“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可见射礼是选才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礼记·王制》又言：“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大夫尚贤，所以士以贤能举官，因官而定爵。何休此处言“士以才能进取，君以考功授官”，与彼义同。

（三）尧舜之道与太平颂声

《公羊传》认为，“什一”税制为天下中正之制，多于或少于此都会有偏弊，可见其对什一税制之推崇。这可与《孟子·告子下》相参。在公羊家看来，所谓什一税制，是成就尧舜之道的必要条件，故其言：“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何休注：“颂声者，大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经传数万，指意无穷，状相须而举，相待而成，至此独言‘颂声作’者，民以食为本也。”

太平为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状态，颂声常常被视为帝王行仁政、致太平的标志，“什一行”而有太平歌颂之声，正是指什一税制为“帝王高致”之道。徐彦亦云：“至此独言颂声作者，正以此处论税亩之事，若税亩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为本也。” “税亩得所”几为致太平的必由之路，可见公羊家对什一税制的推崇程度。

何休又云：“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虽遇唐尧之水，殷汤之旱，民无近忧，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故曰‘颂声作矣’。”

在井田制格局下，民众还需注意有所储备，有备无患，方能遇事而无忧。孔颖达云：“什一而税，尧舜已然。” 可见“什一而税”背景下的井田制实是圣王一以贯之之道。在汉儒看来，“什一而税”是井田制的核心要义，此制度实具有普适性，可为万世所取法。对此税制的落实与坚守，正是致太平的必经举措。

另据《公羊传·哀公十二年》载，何休针对《春秋》贬斥哀公敛民财物、贪利无度，延伸注解曰：“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 从而将讥刺的矛头直指当下。东汉立国初期，由于战乱，实行“什一而税”之制，后天下承平，改为“三十税一”。

直至桓帝延熹八年，汉室附加“税钱”一项。《后汉书·孝桓帝纪》载：“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李贤注：“亩十钱也。” 此制一以田亩数量的多寡为准，规定每亩民田缴收十钱，这是何休指汉室“以田为率”的原因。

什一税制本以缴纳谷物为主，如今桓帝下令郡国据田敛财，有违此制，故何休便假藉哀公田赋之事，表达其对当时时政制之不满。由此可见何休注经所内蕴的时代关切。申言之，儒家推崇井田制，在经济设计背后，实赋予其政教意涵，便使井田制兼具政治与道德两重身份，颇足玩味。

四、结语

何休恪守公羊家法建构井田制度，紧紧抓住“均贫富”与“合风俗”两个重要维度，旨在为形塑文明共同体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并认为井田制是实现尧舜太平之治的关键举措。

承此学脉，后世诸儒多希望通过井田制恢复三王之治。惠民之道，首先需使百姓恒产，有恒产而有恒心。故儒家言政，极其重视经济基础。溯其源，即《孟子》所言“正经界”之道。

朱子集注引吕氏语云：“子张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耳。”

此说接橥张载兴井田制之意，以为三代之治以正经界为急务。正经界可使贫富均、教养法、学校兴、礼俗善、灾恤平等等诸多儒家治道愿景得以实现。可以说，正经界为儒家政教理想的关键举措，经界不正，则先王法度无一可行，此亦当为经师之共识。由此益见何休井田制理论之成熟完备，实有导夫先路之功。

文章来源：本文载《原道》第4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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