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托孤的东吴五人辅政大臣团，有何玄机？诸葛恪能做霍光第二吗
作者：握中悬璧，授权读史发布。百年东吴连载55
太元二年（252年）二月，东吴大赦，并改元神凤，应该有以祥瑞为孙权祈福之意。
然而，在病榻上躺了几乎半年之久的孙权，却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身后之事的安排已经刻不容缓了。
但是，在全公主等人的干涉下，幼主继位已成定局，他只能被迫接受这一现实。
年幼的孙亮既然无法亲政，那么辅佐他的托孤大臣便必不可少，于是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五人辅臣团便出炉了。名单分别为大将军诸葛恪、中书令孙弘、太常滕胤、荡魏将军吕据、侍中孙峻。
然而孙权没想到的是，从他死后的第一天开始，托孤大臣们的矛盾便爆发了，在之后的数年里，五人之间发生了血腥的火并，最终竟然全军覆没。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惨烈的结局呢？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辅政班底的几位成员吧。
在这五个人中，孙弘是寒门，孙峻是宗室，吕据是江北武人，诸葛恪和滕胤是江北士人，虽说他们属于不同的群体，但没有一人属于江东士族。
这说明江东士族已经遭到了彻底的打压，他们的领袖陆逊被逼死，而朱据、张纯、顾谭、顾承等代表人物也是处死的处死，流放的流放，遭到了沉重打击。
这一结果是孙权和全公主等都喜闻乐见的，因此辅政大臣中没有江东士族的身影也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江北士人，虽然他们一度也是孙权的斗争目标，但从总体上来看，孙权对他们的打击要轻得多。
虽然江北儒学士人在很多时候和江东士族政治立场相同，令孙权非常头疼，但在那个察举制盛行的时代，地方上势力大小是很重要的。所谓“乡举里选”，在地方上没有根基的话，家族势力的扩张要受到很大限制。
江东士族在本地发展了上百年，根深蒂固，而江北流寓士人家族毕竟南渡时间尚短，且又脱离了乡里，自然在官员选拔方面很难和江东士族竞争。
孙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从中找一些比较符合心意的人加以提拔，争取分化士大夫群体，而诸葛恪就是其中的代表。
也就是说，分析东吴这个五人辅政班底，必然要从诸葛恪入手。
从出身来看，作为诸葛瑾之子，诸葛恪也是一位儒学士人，然而此人的作风却和这个群体格格不入，算是一个异类。
诸葛恪从小就才思敏捷，有神童之名。长大后更是能言善辩，有一次孙权问他:“你父亲和你二叔诸葛亮谁更优秀啊？”
诸葛恪毫不迟疑：“当然是我父亲。”
孙权问：“这是为何?”
诸葛恪回答：“因为父亲知道辅佐明主，而我叔叔不知道。”这无声之屁拍得孙权心花怒放。
之后有一次蜀汉使者前来拜见，孙权对他说：“诸葛恪爱骑马，回去告诉你家丞相，给他侄子选一匹好马吧。”诸葛恪听了以后立刻拜谢。
孙权说：“马还没到你急着谢什么呢？”
诸葛恪回答：“蜀国就是陛下的马厩，您发话了，马还能不到吗？”又是一顶高帽送上去了。
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总之，诸葛恪毫无疑问是个反应极快，异常聪明的人。
然而，有时候诸葛恪的聪明却没有用在正经的地方，他特别喜爱插科打诨，对别人进行嘲弄，好好的青年才俊，却弄得像一个宫廷俳优。
不过，他不拘小节，轻视礼法的作风，偏偏很对寒门出身的孙权的胃口。孙权热衷于滑稽嘲戏，对诸葛恪非常喜爱，于是这位江北二代便成了孙权进行提携的首选，黄武时期以后逐渐在政坛上崭露头角。
当初孙登被立为太子后，诸葛恪立刻成为太子宾友，对他政治地位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除此以外，孙权还重视培养诸葛恪处理具体军务的能力，命他掌管军中粮谷文书。然而这等繁杂细致的事务非其所长，于是孙权便让他去领兵了。
其实诸葛恪很有自己的想法，他渴望建功立业，树立威望，达到这一目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征讨山越，陆逊、贺齐、朱桓等名将都是以此起家的，而在这方面的建树诸葛恪首屈一指。
山越是困扰东吴多年的问题，尤其是丹阳郡，这里是东吴国都的所在地，而且又临近曹魏统治区，容易被敌国煽动，再加上地势险阻，易守难攻，是东吴的心腹大患。
如果直接进剿，险峻的山区往往导致收效甚微。因此诸葛恪并不急于进攻，而是采用釜底抽薪之计。
山里是无法种粮食的，耕地只能在平原，诸葛恪先按兵不动，等到秋收的季节立刻出击，抢收山民的粮食。
这样一来，对方出来对抗不是东吴官军的对手，不出来的话眼睁睁面临断粮的困境，久而久之就纷纷投降了。
这一征讨行动成效极大，诸葛恪仅用一年多就基本解决了问题，山越从此以后不再成为威胁。他收编山民，得到精兵数万，大大增加了东吴的兵员。
孙权对他的表现极为满意，拜为威北将军、都乡侯。以征讨山越获此殊荣是非常少见的，从此诸葛恪成了东吴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接下来的二宫之争中，诸葛恪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考验。他这么聪明的人，不会不清楚孙权的真实态度，可要他支持鲁王，却同样不现实。
在太子党中其实有两类人，一类是陆逊、朱据、顾氏兄弟那样全力支持太子的，他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而另一类则只是名义上支持太子，实际上没出什么力的人，诸葛恪就属于这第二类人。
诸葛恪与太子孙和之母王夫人都是琅琊的同乡，肯定早有往来交情，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诸葛恪是孙和太子妃张氏的舅舅。
再加上儒家立长的传统，虽说诸葛恪有轻视礼法的一面，但他毕竟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在大是大非上很难改变。
为了不触怒孙权，诸葛恪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史书中并无他支持太子的明确记录便是一个佐证。
不仅如此，诸葛恪还想耍个小聪明当骑墙派，他的儿子诸葛绰竟加入了鲁王党。
这种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小把戏自然瞒不过孙权，他之前的态度其实已经可以让孙权满意了，孙权只是希望他和江东士族划清界限，并不需要他支持鲁王，诸葛恪这么做有点弄巧成拙了。
在得知孙权希望自己管教一下儿子的态度后，诸葛恪有些害怕了，唯恐失去孙权的信任，干脆横下一条心将诸葛绰毒死。
这就有点多此一举了，因为诸葛绰若没有父亲的授意，岂敢和鲁王交往？孙权一眼就能看出诸葛恪是丢卒保车。
虽然孙权和诸葛恪是同一类人，为了自己牺牲一个儿子丝毫不在乎，但诸葛恪如此不择手段却让孙权有些担忧。
因此后来诸葛恪虽然依旧官运亨通，接替陆逊成为大将军镇守武昌，但却没有进入权力中枢的迹象。
在孙权临终之际，虽然诸葛恪辅政的呼声很高，但孙权对此却仍然表示犹豫。此人为了权势可以不惜杀子，会不会不是金日磾反而是王莽呢？
然而这个时候，孙权已经无法像之前那样一言九鼎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公主等人的控制，之前重立孙和一事在全公主等人的阻挠下被迫作罢，这次选辅政大臣孙权也没法一个人说了算。比如孙峻就极力要求诸葛恪担任辅政，这应该也是全公主的意思。
不过这就奇怪了，作为原鲁王党成员，应该是和身为太子党的诸葛恪是水火不容的，为何反而要将其拉入辅臣中来呢？
其实，这就涉及到全公主的利益，因为她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弄权的同时将太子党一网打尽。
孙峻是自己的提线木偶，吕据只是个杂号将军，在鲁王党中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而孙弘就有点麻烦了。这个人是孙权的亲信，虽然在某些事上和自己有过合作，但终究无法掌控他，他的存在对全公主来说是个制约。
而更麻烦的就是诸葛恪，他跟孙和关系那么密切，又是地方上的实权人物，只要他在一天，全公主就一夕不能安寝。假如诸葛恪拥立孙和谋反怎么办？一旦事成，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
思来想去，全公主等人决定支持诸葛恪成为辅政大臣，让他进入中央，不仅会失去地方上势力，同时也能挑唆他和孙弘的矛盾，这样就能坐收渔利了。
孙权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安排，并诏令诸葛恪一统诸事，其地位相当于首辅。
诸葛恪受命即将从武昌前往建业，临行前，大司马吕岱或许想到了什么，于是对诸葛恪说：“世事艰难，希望你每遇到什么事都要反复思考十次。”
这话让诸葛恪很不以为然，他回应道：“古人说三思而后行，现在你让我十思，是不是看不起我啊？”
吕岱一看诸葛恪根本听不进去，也就摇摇头不说话了。
当时吕岱已经年过九旬了，姜还是老的辣，他一眼就看出了诸葛恪此行的凶险。建业的水太深，诸葛恪长期在地方领兵，缺乏名望，这个首辅没那么好当。
若诸葛恪领兵驻扎武昌，全公主等人还会心生忌惮，但他入京后岂不成了砧板上的鱼肉？搞政治是丝毫大意不得的，以诸葛恪粗疏的性格，不反复思量能行吗？
吕岱用一生的智慧好意劝诫，奈何诸葛恪丝毫听不进去，他或许还在为自己能得到这么多支持而沾沾自喜，殊不知最后的悲剧命运已经注定了。
这便是五人辅政的格局，虽说表面上以诸葛恪为首，但能否坐稳这个位子终究是要看实力的，局面其实始终牢牢掌握在全公主的手里，诸葛恪躲过了二宫之争却躲不过接下来这场劫数。
不过这些孙权已经看不到了，神凤元年四月，这位一代雄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年少临危继位，坐断东南纵横捭阖，完美解决了兄长去世后留下的乱局。
他壮年开拓进取，面对魏蜀大军压境临危不乱，通过隐忍和谋略取得荆州，完成了榻上策的第二步。
他老年残酷多疑，为了手中的权力不惜掀起残酷的政治斗争，为国家的衰败埋下伏笔。
曾经从善如流的少年英主在权力的浸染下，最终堕落成一名独裁暴君，这似乎是历史的惯性，也是令人惋惜的悲剧。
然而比悲剧更悲剧的是悲剧仍在继续，二宫之争并不会因为立储之争尘埃落定而结束，甚至在孙权去世后依然余波未平，魔鬼被放出了牢笼后便再也无法控制了。
孙权去世后，幼主孙亮登基。但孙权生前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是，五位辅政大臣竟然第一时间发生了火并，甚至连孙权的葬礼完成都等不及。
因此，立嗣之争虽然告一段落，无论是当初的太子党还是鲁王党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他们这批人却还在，所以冲突争不会结束。孙亮时期血腥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本质仍是二宫之争的延续。
我们在五名辅政大臣中可以看到泾渭分明的两个派系，即以诸葛恪、滕胤为代表的前太子党，和以孙峻、孙弘、吕据为代表的前鲁王党，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诸葛恪和滕胤自不必说，他们代表的是士大夫，但另外三个人就要复杂得多了。
在鲁王党中，按照后续发展，似乎孙峻才是主导，但事实上他的名声非常不好，也缺乏威信，他的权力完全建立在全公主支持上。
峻素媚事全主。（三国志孙和何姬传）
虽然全公主一个女子可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她背靠全氏、步氏两大家族，在宗室里也比较吃得开，因此实力不容小觑。于是孙峻只能唯全公主马首是瞻，她才是那个实际上的幕后操控者。
历来多认为诸葛恪和孙峻之争是单纯的权力之争，甚至胡三省认为孙峻本无杀诸葛恪之心。其实这并不确切，因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全公主的存在，他们的矛盾不仅在于权力，还在于对孙和的态度，甚至后者更重要。就凭诸葛恪与孙和密切的关系，全公主就不可能与他和谐共处。
而孙弘则和孙峻有所不同，他不是宗室成员，更没有孙峻和全公主那样不可告人的关系，他能上位只因为是孙权的亲信。虽然他和全公主等人在很多事情上曾有过密切合作，但终归不是一路人。所以前鲁王党成员也不是铁板一块。
至于吕据，他的立场也有所改变。他和太子党本无全公主那样的深仇大恨，在立储之争尘埃落定后，二宫之争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他本就和全公主代表的宗室力量没什么关系，况且他和诸葛恪、滕胤同为淮泗二代，更没必要和他们闹矛盾，因此态度偏中立。
总之，二宫之争演变到这个时候，就成了全公主和诸葛恪之间的冲突。
不过最先坐不住的却是孙弘，他是心态最矛盾的。这个人有野心，但实力不足，没有了孙权他什么也不是，这让孙弘很不甘心。
而且孙弘和诸葛恪素来不睦，如今诸葛恪做了首辅，孙弘想想当年做的那些坏事就心惊胆战，他唯恐遭到清算，于是打算先下手为强。
他的计划是不对外公布孙权的死讯，一边秘不发丧，一边发动政变，以矫诏的方式除掉诸葛恪。
这件事必然会闹出很大动静，以孙弘的实力是很难办到的，于是他想到与孙峻合作。双方之前是合作过多次的，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次也没问题。
不过孙弘还是太天真了，此一时彼一时，之前双方合作是因为孙弘背后是孙权，如今孙权已死，孙弘本身又是个不稳定因素，全公主不仅没有与他合作的必要，反而动了除掉他的念头。
诸葛恪身为首辅，在地方上也有一定势力，不是可以轻易消灭的，现在和他摊牌不是时候，只能从长计议，因此之前孙权托孤时通过孙峻假意的示好，双方关系一度还算和谐。
这次孙弘既然自己找死，不如将他卖给诸葛恪，不仅能借诸葛恪的手除掉一个隐患，还能再卖他一个好，消除他的警惕。
愚蠢的孙弘就这样成了牺牲品，孙峻将孙弘的计划全部告诉了诸葛恪，于是诸葛恪设计将其杀死，孙弘成了辅政大臣中第一个出局的人。
刚来建业没多久就发生这样的事，是诸葛恪万万没有想到的，京中形势竟然如此复杂，他对此深感不安，在写给弟弟诸葛融的信件中，充分体现了他极度担忧的心态。
是以忧惭惶惶，所虑万端。（三国志诸葛恪传）
对于全公主等人的态度，诸葛恪是有一定认识的，因为他想到了一件往事。
当年汉武帝去世后，同样是诸大臣辅政，而汉武帝之女鄂邑长公主联合燕王刘旦、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合谋，欲诛除霍光。
当时霍光成功度过了危机，但自己能做霍光第二吗？诸葛恪也没信心。
首辅只是个名义，能不能坐稳这个位子，终究是要看实力的。没有绝对的实力做背书却身居高位，就如同被推上浪头的一叶孤舟，只能独自承受压力，任凭暴风雨拍打，最后就是众叛亲离，粉身碎骨。
诸葛恪初来乍到，实力有所欠缺，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他不得不行一些激进之举，可一旦太过激进乃至违背了客观规律，失败则难以避免。这才是他最后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性格上的缺陷只不过加速了他的灭亡。
或许诸葛恪此时已经理解当时吕岱话中的真实含义了吧。可是既然来了就没有回头路，他只能继续走下去。
诸葛恪的具体措施有三个，第一是改革，废除孙权时期的一些苛政。比如取消臭名昭著的校事，以及减免税赋等等。这些政策不仅迎合了士大夫，更减轻了百姓的压力，因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拥护。不过这还远远不够，因此后面才是重点。
第二就是迁都，诸葛恪上任后下令开始重修武昌宫，他打算迁都武昌，避开形势复杂的建业，将政治中心转移到自己深耕多年的荆州。
不过迁都的阻力实在太大了，建业是以全公主为首的东吴宗室的大本营，当初建议诸葛恪辅政就是为了让他远离自己的基本盘，怎么可能再放他回去呢？而且江东大族的根基也在扬州，他们同样不会愿意迁都武昌。
总之，迁都这件事极难推进，诸葛恪到最后也没能办成。
既然如此，诸葛恪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了，那就是通过对外征伐建立自己的威望，进而加强权力。
建兴元年（252年）十月，诸葛恪主持重修东兴大堤，由此拉开了吴魏两国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东吴最早在濡须水上修建了濡须坞，后来为了更好地阻击魏军的进攻，孙权在黄龙二年（230年）修建了东兴大堤，将濡须水彻底截断。
修筑大堤好处多多，不仅能阻挡敌军水军进攻，还能使濡须水上游和巢湖蓄起水位，扩大水域面积，方便东吴水军的发挥。
然而理想和现实却差得很远，由于孙权北伐战败，为了将水军撤回来，他不得不拆毁东兴大堤。而后来两国战事不再那么吃紧，于是东兴大堤就被废弃了。
这次，诸葛恪为了北伐做了精心的准备，全新的工程更甚以往，诸葛恪不仅重修了东兴大堤，还沿着大堤两端一直将工事修到了七宝山和濡须山上，在两山上各筑山城一座，分别由全端和留略率千人驻守。
工程修建完毕后，诸葛恪就领兵返回了，他应该是尚未完成北伐的准备。然而这一举动却引发了一个人的愤怒，他就是司马师。
司马师和诸葛恪差不多同时上位，作为威望不足的执政者，他也有急于证明自己的诉求，如今诸葛恪重修东兴大堤，在司马师看来这就是一种挑衅。如果不作出回应，他的颜面何存？那将非常不利于他的统治。
况且当时已经入冬，如果拖到第二年，东吴水军趁着春涨时主动出击，那就更加被动了，因此不如速战速决。
不过司马师绝对想不到，最终竟然会败得那么惨。
这年十一月，司马师大举南征，他集中了七万大军，命弟弟司马昭任大都督，率征东将军胡遵和镇东将军诸葛诞等伐吴。
诸葛恪的反应不可谓不快，他闻讯后立刻率丁奉、吕据、留赞、唐咨等以四万人迎战，可惜最终还是慢了一步，胡遵已经命人修建了浮桥，魏军通过浮桥抢占了东兴大堤，然后分兵两路进攻濡须山和七宝山上的东西二城。幸好城高山险，一时未被攻克。
暂时的安全让众将产生了盲目的乐观，在他们看来，魏军听闻诸葛太傅亲率大军赶来增援，必然会闻风而遁。
这些人的自信不知从何而来，本方兵力更少，而敌军士气正盛，怎么可能轻易撤退呢？于是老将丁奉出来给他们泼了盆冷水。
丁奉当时已经是江表十二虎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了，他资历较浅，且大器晚成，这一战成了他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刻。
在丁奉看来，司马师调集了这么多军队南征，肯定早有全盘计划，怎么可能空手而归呢？想要退敌就免不了要打一场硬仗。
丁奉的态度让诸葛恪非常认可，于是命丁奉、吕据、留赞和唐咨为先锋，立即上七宝山，从西面进攻东兴大堤上的魏军。
然而走陆路行军速度还是过于缓慢，丁奉一看这样不行，决意一个人带兵走水路先行，因此跟众将表示：“现在大军一起行动走得太慢了，敌军已经占领了东兴大堤，如果东西二城再丢了，让他们有了立足之地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说罢点起三千人马绝尘而去。
隆冬之际，北风呼啸，丁奉只能逆风航行，因此饶是走水路也足足花了两天的时间，这才赶到东兴以南不远的徐塘。
当时正天降大雪，胡遵认为天气恶劣，吴军难以发动进攻，于是也暂缓了对东西两城的攻击。
此时魏军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懈怠的情绪，他们完全没有身处战争中的紧迫感，而竟然在大摆酒宴，纵情享乐。
丁奉见魏军防备稀疏，立刻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他大呼一声：“大丈夫立功名就在今日！”说罢令手下士兵脱去铠甲，丢弃长兵器，手持短刃爬上大堤。
魏军见来敌衣衫不整，纷纷大笑不止，也不用心列阵迎战。他们可不知道，吴军中有不少士兵出自山越，他们精通山地作战，动作极为敏捷，再加上老将丁奉一马当先，全军上下士气高昂，转瞬之间就攻上大堤。
这下魏军可笑不出来了，在丁奉疾风骤雨一般的打击下，很快魏军前部便被击溃。
而这时吕据等人的后续部队也赶到了，他们登上西城，从七宝山上杀下来，对东兴大堤上的魏军形成了两面夹击。
这下魏军终于扛不住了，彻底陷入了崩溃，士卒们慌不择路，争相从浮桥上逃跑。可是小小的浮桥短时间内又能通过几人呢，再加上朱异水军的猛攻，浮桥很快便垮了。
只见大批魏军士卒落入水中，他们虽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终于被冰冷的河水无情吞没了。
这场东兴之战，东吴取得了空前辉煌的胜利，魏军损兵数万之众，丢弃的骡马辎重不计其数，是石亭之战以来东吴在对外征伐中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
除了歼敌数量极多之外，东吴还在这场战役中干掉了叛徒韩综，这次诸葛恪用他的首级告慰孙权在天之灵，也算了却了他一个心愿吧。
诸葛恪初次指挥大兵团作战就获得了重大胜利，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虽然此战首功应该算在老将丁奉头上，但若不是诸葛恪有先见之明重修东兴大堤，魏军也不会发起主动进攻。而且诸葛恪应对神速，第一时间出兵支援，他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战后，诸葛恪因功受封阳都侯，加荆、扬二州州牧，督中外诸军事，权力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
全公主和孙峻完全没想到诸葛恪竟然能立此殊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继续蛰伏。
可以说，如果诸葛恪的军事行动到此为止，之后重新将重点转移到内部的改革和建设中来，那将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遗憾的是，空前的大胜让诸葛恪膨胀了起来，他在对外战争中尝到了甜头，于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却对魏强吴弱的客观形势没有一个清醒的意识。盲目的自信让诸葛恪不惜将全部筹码压在下一场豪赌之上，至此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当初司马师出兵前，傅嘏以吴王夫差和齐闵王一时威震天下，最后却不免身死国灭的先例说明，好的开始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其实这句话用在诸葛恪身上也非常合适，乐极终会生悲，飞升与坠落仅在一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