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要编故事把明朝开国功臣胡惟庸诛灭九族？
公元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胡党、废掉有着1600年之久的丞相制度，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事件。设计了胡惟庸的朱元璋，本来是从“结党营私”下手，但杀了胡惟庸后，深感意犹未尽，于是挖空心思，给死去的胡惟庸又扣上了两顶里通外国大帽通倭通虏，说胡丞相勾结日本人和蒙古人，不仅是我朱元璋的敌人，而且还是民族罪人。
那么这两顶帽子扣得准不准，胡惟庸里通外国这两件事存在吗？
所谓通倭案，就是林贤案。
林贤是谁？明史没有这个人的列传，只说他是朱元璋任命的明州卫指挥史。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是明中国东海门户。拿今天话来说，林贤身份相当于中国东海舰队司令。
明朝对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一个很诡异的“谍战”故事
这位林指挥史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早在进京述职时，胡惟庸就吃定了他，准备将他发展为自己死党。如何利用这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为自己所用？有一次，胡惟庸给林贤设了个套，告诉他有一对日本商贡船要经过他的防地，让当做倭寇船打击，出动官船去火烧一气，然后，向朝廷报告“抗倭大捷”。结果，一心想邀功求赏的林贤如是这般做了，不料胡惟庸背后捅刀子，向朱元璋揭发这起“火烧战船”的游戏，结果林贤遭到重罚。处罚的方式比较诡异撤了职，没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是发配日本。而更诡异的是，过了三年，胡惟庸派人去日本，暗自将林指挥召回，威胁加利诱，使林贤别无选择，成了胡党一员。胡惟庸与林贤共商大计，主要思路是借兵日本，里应外合，阴谋颠覆洪武政权。于是，林贤领命，回到日本开始准备。
随后，这起谍战剧除了胡惟庸和林贤外，出现第三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日本高僧如瑶藏主，这个人明为高僧，实际上是高级刺客。在巨大的物质利诱下，这个如瑶藏主与林贤一拍即合。杀手嘛，出个好价钱就干。两人筹划配合胡惟庸变天的一条毒计：带四百日本武士，扮成僧人模样朝贡大明，向朱元璋进献巨烛，也就是大蜡烛，里边藏着兵器暗器，伺机暗杀朱元璋。我们知道，日本武士搞暗杀可谓天下第一，他们一不怕死，二拥有对主人的绝对忠诚。如果这伙人真靠近朱元璋，洪武大帝还真凶多吉少。
但是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没等胡惟庸和日本人动手，朱元璋先下手了。于是这场暗杀流产。
通倭案排在胡党案第九系列。列入朱元璋亲自牵头编写的“反面教材”《大诰三编》，但细心的人们发现，此案有很多可疑之处，我归纳为三大疑点：其一，当时日本并非明朝藩属国，何以成为接受明朝官员流放地？其二，明初日本内战不绝，自己国家尚未统一，有何实力去颠覆他国？其三，时间对不上号。明史记载，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发，洪武十九年，“林贤狱成”，而日本史料记载，洪武十六年，如瑶藏主入贡大明。也就是说，这三件事，每个相隔三年，那三个人，谁也不挨谁。不能排除，朱元璋在定胡惟庸通倭奇罪时，发挥了丰富想象力，愣是把三个故事整合成了一个故事。
为了把胡惟庸里通外国的罪行做足，朱元璋不余余力地追查，并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结果又取得了巨大收获。查处胡惟庸不仅“通倭”，而且还“通虏”，就是说，胡惟庸不仅勾结日本人，而且还串通北元蒙古人。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就在胡惟庸死后十年，朱元璋挖出了他勾结蒙古人证据。元朝旧臣封绩被捕下狱，据封绩招供，说胡丞相派自己带信给蒙古，请他们和胡党内应外合，胡党举事时，请北元出兵接应。而据后来历史学家吴晗考证：封绩是江苏人，从未到过北边，但朱元璋及其御用大臣偏偏要逼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罪状，后来觉得有破绽，又将封绩改籍为河南人，把他的身份改为元遗臣。朱元璋不断即兴更改剧本，无非是想钩出更多故旧勋贵，把他们钉在汉奸耻辱柱上。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非要把胡惟庸和日本人蒙古人连在一起呢？
深度挖掘这段历史可知，所谓里通外国，实乃一石二鸟之计。胡惟庸被告发谋发时，据称他的宅院里旌旗招展。而区区一宅之地，能有多少兵力？可能朱元璋觉得这样定个兵变也不好意思，所以要给他增加些外国势力。
再加明朝初期，国家安全尚未保障，主要外来威胁就是北边北元和东南日本，号称“北虏南倭”，谁与这两个国家勾结就是大汉奸、民族罪人。于是，朱元璋就适时地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又当了一把民族英雄，特意给胡惟庸加上了“四百日本精兵”，还预备若干蒙古铁骑，从而将本国奸相和敌国贼寇一勺烩，取得了尊王攘夷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