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灭亡后皇室还藏有多少钱？

溥仪(前坐)、溥杰（右二）、载涛（左三）与来访宾客合影

三、参与张勋复辟后，溥仪心虚难安，秘密将上千件文物偷运出宫

1917年张勋复辟，使《清室优待条件》遭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很多人认为，既然清室参与复辟违约在先，则原来的《清室优待条件》也当废除。如参与讨伐张勋的冯玉祥，即主张驱逐溥仪出宫。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告终，对清室怀抱同情的总统徐世昌辞职。溥仪心存恐慌，开始筹划偷运宫中文物，以备不测。

溥仪选择的偷运方式名曰“赏溥杰”。据参与其事的溥佳（溥仪堂弟）披露，具体操作方式是这样的：

“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未雨绷缪，作了一些准备。从1922年起，我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扰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我们满以为这样严密，一定无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长，数量又多，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监和宫伴(宫内当差的，每天上学时给我拿书包)问我:这东西都是赏您的吗？……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详细数字记不清了)。……全部存在13号路166号楼内。”⑤

当年清查文物时，每一卷轴、册页、古籍，均按照其价值做了标记。价值最高者画5个圈，最差者画1个圈。溥杰、溥佳偷运出宫者，即是从画5个圈的文物中所挑选。据“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依据“溥仪赏单”等资料核对统计，溥仪此番总共偷运出历代书画手卷一千多件，册页、挂轴两百多种，宋元版珍贵图书两百余本。

四、1924年溥仪被逐离皇宫时，带走的私产，主要是银两和日用品

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政变，曹锟辞去总统职务。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召开国务会议，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立即搬出皇宫。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第五条规定：“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首次认定宫内所藏存在着“公产”。在被记者问及公、私产的区别时，国民代表李煜瀛如此回答：“公私产之区别极为明白，决无混乱之虞，公产者如宫城、建筑物，及历代之至宝，其他各种即属私产。”舆论对公、私产如何区分，也有相似的意见，如《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认为：“至各种宝物何者应归溥仪，何者应归民国，则纯以有无历史的价值，及与文化有无关系为标准。大抵小件珠宝金银皮货绸缎之类皆可划归溥仪。而大件重器及与历史文化有关之金石书画等等则无非数千年国宝所流传，与爱新觉罗全无关系，断难据为私有者也。”⑥

11月5日，溥仪被迫搬离紫禁城。宫内尚存的绝大部分关乎历史与文化的文物，被保留了下来。交由溥仪带走的主要是珠宝、银两、日用品等私产。其中银两一项共计十一万余两。除留下数颗篆刻有福禄寿喜字样的元宝以供展览之用外，“清室善后委员会”将余数全部交给了溥仪。但藏在溥仪行李内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仇十洲《汉宫春晓图》被搜出并扣留了下来。敬懿、荣惠两太妃出宫时，她们在宫中所存银两三万五千三百两及衣服、用品、家具等，也都全准带走。⑦

1925年2月，溥仪逃往天津，定居于日租界。此时其所能依赖的财物，主要是之前以“赏溥杰”的形式秘密偷运出来的故宫珍宝。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五、伪满洲国覆灭，溥仪沦为俘虏失去所有珍宝，皇室资产归零

天津期间，溥仪继续靠变卖文物维持日常开支。不过手笔已远不如在皇宫之日阔绰。据溥仪自己讲，1924年5月31日，内务府曾一次性与北京盐业银行做过一笔金额高达80万元（银元）的交易（当日著名的中产鲁迅，年收入不过3000-5000元），溥仪提供的抵押品包括共计重达11万余两的16个纯金钟，共计重达1万余两的皇太后、皇后金宝、金册、金宝箱等，珍珠1900余颗，宝石180余块……⑧这样规模的交易一年会有好几次。但在天津，溥仪手头文物数量远不如前，卖起来也不太顺利，曾被当地古玩行联手做局，统一口径压价，使其五个圈的珍品只卖了6万元的低价。直到遇上法国商人罗森泰，将一批文物卖了60万，才算度过了经济难关。此一时期，溥仪常询问下人购物有没有“打价”（即讨价还价）。⑨

天津七年，溥仪究竟卖掉了多少珍贵文物，已不得而知。但大部分从故宫偷运出来的文物，似仍被保留了下来。据其侍卫、负责管理这批文物的严振文披露，1932年溥仪潜往东北时，手中仍“有法书名画1300件，约30箱；法书名画册页40件，共4箱；书画挂轴31件，装1箱；宋元版书200部，装31箱；殿版书装3箱；大金库两个，内装皮匣两个，手提小金库30余个；皮货200件，装8箱。”至1935年，这些文物始秘密运往长春伪满皇宫。⑩

1945年日军投降。溥仪从这70余箱书画中勉强带走了10余箱，自长春踏上逃亡列车；在通化大栗子沟，因伪满货币无用，曾用部分文物向当地百姓换取食物，搭乘飞机赴沈阳时，又因载重只选带了两皮箱书画和珍宝；抵达沈阳机场后，被苏军俘虏。丢在长春的文物，遭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哄抢，很多传世名作被撕抢成数段乃至粉碎。被苏联收缴的两皮箱珍宝，1949年后曾还给中国一部分，其中有《清明上河图》。在苏联做囚徒期间，溥仪利用箱子的夹层、暖瓶、肥皂等，仍藏有小件宝物如珍珠、钻石等数百上千颗。期间为防被苏方发现，亦丢弃不少。1950年8月，溥仪被引渡回国，上缴了最后的“夹层宝物”486件。（11）

以上，乃是大清灭亡后，爱新觉罗皇室的资产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如此清晰，自是绝无可能存在什么“后裔”、“格格”仍手握藏宝图，拥有巨额“皇族遗产”之事。至于吃了长生不老药300岁的乾隆皇帝，如果有人信，那只能是智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