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历史典故。该典故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商纣王腐败残暴，耗尽国力对外征伐，同时修筑豪华宫殿，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还施用酷刑残害人民。于是周武王联合其他诸侯，共行天罚，与商军在牧野决战。商军痛恨纣王，阵前倒戈，周军兵不血刃灭了商朝。”这个带有强烈道德说教色彩的故事，主要取材于《史记》。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商周鼎革，并不是这种面貌。

「武王伐纣」是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历史典故。该典故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商纣王腐败残暴，耗尽国力对外征伐，同时修筑豪华宫殿，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还施用酷刑残害人民。于是周武王联合其他诸侯，共行天罚，与商军在牧野决战。商军痛恨纣王，阵前倒戈，周军兵不血刃灭了商朝。”

这个带有强烈道德说教色彩的故事，主要取材于《史记》。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商周鼎革，并不是这种面貌。

一、商、周冲突已久

《史记·殷本纪》里记录了一个传说：商朝国君武乙，曾亵渎周人信奉的天神。后来，武乙在黄河与渭水之间打猎，被天雷给劈死了。黄河与渭水之间，是周人统治的核心地区，武乙被雷劈死在这里，意味着他受到周人所奉天神的惩罚。

传说之中的情节未必是史实，但传说的存在仍可以传递出某些信息。在日本学者白川静看来，周人有一种“对天的信仰”，武乙在周地被雷劈死的传说，“可视为其宗教纠纷的表现”，透露出周人和商人之间曾因宗教问题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先秦史学者许倬云则认为，在这个传说里，武乙跑到周人的地盘上打猎，“多少有以兵威镇慑周人”的用意，他被雷劈死的结局太过古怪，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他的真正死因。

不管真实情形如何，“武乙在周地被天雷劈死”这个传说，至少可以说明商、周之间早已存在矛盾。

另据古本《竹书纪年》，商君武乙统治期间，周王季历在位。他率领周人，不断对外开疆拓土。先是奉商的命令，去征讨西北的鬼方，归来后得到了商君武乙的赏赐，“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疋”。之后又率军征讨戎狄，因功被信任商君文丁（武乙之子）封为“牧师”，也就是诸侯之长。文丁七年，季历率军“伐始呼之戎”，胜利而归；文丁十一年，又率军“伐翳徒之戎”，俘虏了敌方的三名重要官员。周人的不断扩张，让商人倍感威胁。商君文丁遂设法囚禁了季历，然后又杀死了他。

季历死后，长子姬昌即位，也就是后世通称的周文王。姬昌继续扩张周的势力，且在商君帝乙二年，发动过一次意在复仇的伐商战争。帝乙选择与姬昌联姻作为安抚手段，化解了这场冲突。帝乙死后，纣王即位，封姬昌为“西伯”，即西部诸侯首领。再后来，姬昌触怒商王，一度被囚禁在了羑里。脱离囚禁回国后，姬昌继续维持对商的表面臣服，同时积极扩张，先后灭了密、黎、邘、崇等诸侯。

二、「替天行道」不如「解决饥荒」可信

按照《史记》的描述，周武王率军伐纣是在替天行道。

为凸显“天道在周”，太史公记录下了“孟津观兵”这样一个故事。其基本情节是：周武王与各路诸侯率军在孟津相聚，其他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是时候讨伐商纣了，周武王却回应说天命未到，“未可也”。直至两年后，商纣杀害比干、囚禁箕子等一系列恶行传来，周武王才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已到了不能不讨伐的地步，继而打出了“共行天罚”的旗号。

这段故事，在事理上有许多不可理喻之处。一者，“孟津观兵”本就是为了伐纣，即便只是“军事演习”，也仍形同对商的一种武力挑衅。二者，周及诸侯之军群集孟津并不是一件易事，且不论局势瞬息万变，此刻的盟友一年后、两年后未必还是盟友，单就人力物力的消耗而言，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周武王率性擅自解散联军，既等于放任敌人充分备战，也等于无故消耗盟友国力，几与“烽火戏诸侯”不相上下。鉴于“孟津观兵”一事在《史记》之前不见于典籍，事理逻辑又如此不同，其真实性可以说相当可疑。

如果替天行道、共行天罚之说不成立，武王伐纣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

《左传·僖公十九年》中，记录了一个很重要的史实：

“昔周饥，克殷而年丰。”

民国历史学者张荫麟，据此在其《中国史纲》一书中推测认为，牧野之战很可能是一场“周人掠夺粮食、竞争生存之战”。

考古发现证实，商末气候恶化，确曾发生过干旱。比如，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已发掘的墓葬和水井，呈不断加深的倾向，这说明地下水位在持续下降。在甲骨文中的卜辞里，也能见到：自商君文丁开始，商人祭祀用的牲畜，最多只有“三牢”或“五牢”；在此之前，商人一次祭祀所使用的牲畜，往往会有数十乃至数百头。牲畜的减少，或许正与气候干旱水草退化有关。古本《竹书纪年》里的“洹水一日三绝”，《国语》里的“河竭而商亡”等记录，似也与上述气候变化相吻合。

长期研究西北历史环境的学者王晖与黄春长认为，干旱迫使商人向东南发展，也迫使周人不得不一再向水资源较充足的地方迁徙。资源短缺带来的竞争，最后引发了商周之间的牧野决战：

“周人克商的牧野大战发生在大旱之年，其直接导火索是为了解决因旱灾发生饥荒的生存危机，是周人为了寻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举动。”

“解决饥荒”之说，虽不是百分百的定论，但它有史料和考古佐证，也符合事理逻辑，显然要比用道德说教构筑起来的“共行天罚”之说更为可信。

三、兵不血刃只是幻象

为了凸显“天道在周”，《史记·周本纪》里还记录了一则“商军倒戈”的故事，说联军来到牧野时，商军全都没有战斗的欲望，反希望周武王赶紧入城灭了商纣。这些人“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纷纷调转兵器的方向，去给灭商联军带路。

民国史家吕思勉认为，商君倒戈的内容并非史实，而是太史公为了对后世的统治者做道德说教，自己加上去的。他更相信《逸周书·克殷》里对牧野之战过程的记述。那里面说：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

周人与商人竞争交恶，已有至少四代人的历史。商人不会对周人掉以轻心，周人也不会幻想商人会拥戴周武王。相较之下，《尚书·武成》说牧野之战“血流浮杵”，《春秋文耀》说“牧野之战鬼哭”，这些与《史记》大相径庭的记载，显然要更合情理。

先秦知识界否认牧野之战“血流浮杵”，大约始于孟子。因为渲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有助于佐证孟子一派“仁者无敌”的政治理念。

其实，孟子否定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理由，可谓简单粗暴。他在《尽信书不如无书》篇里说，完全相信《尚书》，那就还不如没有《尚书》，对《尚书.武成》篇里的记载，我只信其中的两三块竹简。最不信的，就是里面说牧野之战血流漂杵：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的用意是好的。他想要用“仁人无敌”这样的说辞，来诱使自己所处时代的君王们，都来做仁者，不要做暴君。但他的论证却毫无逻辑可言“仁人无敌”是一个需要被证明是否成立的结论，并不能直接拿来做论据，进而否定牧野之战的血流漂杵。孟子玩了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牧野之战周武王兵不血刃”证明了“仁人无敌”；“仁人无敌”证明了“牧野之战血流漂杵是不可能的”。

鉴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太多仁者被残暴者击败的案例（当然，这并不是说纣王是仁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尖锐批评过孟子的上述论断。他直言，“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较之道德说教构筑的兵不血刃幻象，梁启超更愿意相信《逸周书》里所记载的“武王残暴之状”。

因为后者更合事理逻辑，在历史上更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