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干了些什么事情，让东晋门阀登上了政治舞台？｜文史宴

文/晴明

东晋门阀，是一个很多人听说过但不知其详情的概念。我们打算详述门阀中最典型的琅琊王氏的家史，来呈现门阀政治的运作形式，希望大家喜欢。

本文欢迎转载。

优势互补的王敦与王导

公元307年，西晋永嘉元年，徐州下邳。

王导、王敦等兄弟关上家门，秘密召开了一个家族会议，主题是讨论在眼下乱世中，他们琅琊王氏应该何去何从。

唐人刘禹锡有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王”指的就是琅琊王氏。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甚至被称为“华夏首望”。

这一年王导30岁，王敦40岁。对男人来说，都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候。

根据历史记载，王导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嗅觉敏锐，身段灵活。

《世说新语》曾有这样一条记载：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说的是王导后来官拜扬州刺史时，宾客数百，济济一堂，王导都能一一接待，人人有悦色。唯有一个来自临海郡（今天浙江临海市）的任姓客人和几位西域僧人没能融入环境。

王导就走到任姓客人前，说道：“您来到我这里，那临海就没有人才了啊。”

客人大悦。

王导再走到西域僧人面前，弹着手指说：“兰阇，兰阇！”

“兰阇”（lan lan，二声），梵语中的褒赞之辞，弹手指大概也是当时对待西域僧人的礼节。

僧人大笑，四坐皆欢。

关于王导，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翻遍史籍，很少有他发怒的记载。大多时候，他都是一种笑而不语的状态。

他的族兄王敦则截然不同，经常发怒，甚至动辄杀人。《世说新语》曾记载过这样一条细节：

王敦、王导年轻时候去西晋首富石崇家里做客。石崇有个劝酒的毛病，但凡客人不喝，他就杀掉劝酒的侍女。

王导素来不擅长饮酒，但为了避免侍女被杀，每次都一饮而尽，直至酩酊大醉。但等到王敦时候，他却不喝。

石崇果然杀掉一个侍女，王敦还是不喝。石崇再杀一人，王敦仍然面不改色。如此杀掉了三个侍女。

史籍最后也没说明杀掉3个侍女后，王敦到底喝了没有。但大概率是依然没喝。所以回家之后，王导忍不住批评他说，你今天确实有些过分了。

王敦却说，他杀自家人，与我们何干。

原话是“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这至少说明两件事：

一、王敦是个残酷的人；

二、王敦是个自我意志非常强大的人。他其实会喝酒，但就是不接受别人的道德胁迫。即使对方身份、权势都比他高出许多。

无论是身段灵活的王导，还是意志强悍的王敦，都是适宜乱世生存的人。而现在，他们整个家族都正面临灭顶之灾。因为他们支持的西晋王朝因为刚刚结束的八王之乱，正走向崩溃的边缘。

王导是东晋建立的关键人物

他们正在开会时，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突然出现了。

东晋人裴启所写的《语林》记载道：

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

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

遽而纳之。

这里的大将军指的是王敦，丞相指的是王导。

突然出现的人叫王旷，字世弘。他可能不太为人所知，但他有个很出名的儿子——书圣王羲之。王旷也是琅琊王氏人。

上述引文翻译过来就是：

王敦、王导等兄弟在家中密谋出路。

王旷突然出现，众人怕事情泄漏，将其拒之门外。

王旷就扒在墙上，往里窥视，大喊道：“如今天下大乱，你们是不是搞什么阴谋？我这就去官府告发你们！”

他说着就装作要往外走。

王导等人害怕，让他进屋。

王导等人不知道的是，让王旷进屋这一个决定，不仅将改变来琅琊王氏的未来，还将影响整个天下的走向。

因为王旷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计划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交代一下八王之乱，以及它给西晋王朝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八王之乱与中原残破

关于八王之乱的历史记载很多，简而言之，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血腥、残酷的皇族内战。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这个由司马懿奠基的帝国结束了三国乱世，是东汉末到隋初400多年乱世中，唯一的大一统政权。

但它的国运并不长久。

35年后，司马炎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司马衷，那位因为问老百姓“何不食肉糜”而名留青史的弱智皇帝。

为了帮助儿子巩固政权，司马炎大量分封同姓叔伯兄弟子侄为藩王，试图以地方拱卫中央。

这很快就被证明是他的一厢情愿。新皇帝司马衷登基后，第一个来夺权的是他的妻子贾南风。这个在历史上经常被跟吕雉、武则天相提并论的女人，据说拥有令人吃惊的丑貌，炽烈的权欲。她先后杀掉了皇帝的太子、辅政大臣。

司马衷的兄弟叔伯们以此为借口，从地方起兵，攻向中央。据统计，前后至少有60个藩王参与了这场角逐。其中7个藩王曾短暂夺取最高权力，但又很快被后来者杀死，执政时间大都不超过一年。

其中长沙王司马乂被“炙而杀之”，也就是被当做烧烤活活烤死。他的惨叫声在整个敌营传开，敌军都为之垂泪。

《三国全面战争》之八王之乱

内战之惨烈，就连亲身参与其中的人都曾感叹：

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

自从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皇家骨肉之间的残杀，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惨烈，真让人感到悲哀啊。

直到306年，最后一个藩王司马越打败自己的兄弟、子侄，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司马越是司马懿四弟的孙子，皇帝司马衷的族叔。在众多司马氏藩王中，他可能是在性格上最接近司马懿的人，生性狡诈，长于隐忍。他在诸王混战的末期突然崛起，打败其他的兄弟、子侄。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被内战掏空的西晋。

在这场长达16年，动辄伤亡10万多人的混战中，中央和地方藩王都被严重削弱。地方叛乱趁势而起。如今的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四川、江苏等地都烽火四起。

就连远在西南边疆的宁州，也就是今天的云南都发生了少数民族动乱。《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么一个令人唏嘘的细节：

宁州刺史李毅病笃，不能抵御叛乱，给朝廷上书说：我平叛无能，只能坐以待毙。如果朝廷的援兵不能赶来，至少派一个官员过来把我斩首。如果我已经死了，尸首还在，请求斩尸。

但朝廷忙于内战，没有回复。

但真正带来灭顶之灾的，是少数民族的迅速崛起与南侵。其中匈奴的威胁尤其严重。

这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在西汉前期曾对中原造成巨大威胁，甚至一度将皇帝刘邦围困在今天山西大同的白登山上。经过两汉的武力攻打、和亲拉拢，匈奴逐渐衰弱。

西晋前期，匈奴残余势力至少在名义上归顺了中原王朝，他们的首领接受朝廷的官职任命，居住在今天的山西一带。

但八王之乱给了他们进入中原的机会。

内战末期，司马越的政敌，也是他的侄子成都王司马颖为了对抗司马越的鲜卑族骑兵，向匈奴求援。

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向来以骑兵见长。此时发展成熟的高桥马鞍，更让骑兵如虎添翼。

在高桥马鞍出现之前，骑兵不能很好地固定在马背之上。远程骑射时，剧烈的抖动会影响射箭的准确度；近距离厮杀时，骑兵也需要腾出一只手控制缰绳，只能用一只手拿刀劈砍。

这种情况下的骑兵面对步兵，大多只能凭借良好的机动性，攻击敌人的尾部和侧翼，而不敢进行正面冲击。

两汉时期，中原与匈奴战事频繁，马具得到大幅改进。马鞍前后被不断加高，让骑兵更稳定地坐在马背上。

双手被解放出来的骑兵，既提高了远程骑射的精确度，近距离冲击时，也能使用更长、更重的长矛等武器，对步兵展开正面冲撞，造成更大杀伤。

再司马颖战败后，原本作为协助力量的匈奴势力并没有退回山西。他们看到“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入侵中原的大好时机。

他们从山西、河北两个方向一路南下，逼近河南洛阳，也就是西晋首都所在地。

匈奴人杀进中原

从政治角度来看，洛阳位居天下中央，符合皇权“天子居中央，以治四方”的正统观念。自周朝以洛阳为东都起，这个地方就逐渐积累起它超越其他城市的政治影响力。

但从地理角度来说，这里并不是建都的理想场所。

它虽然北有黄河天险，南有崤山、熊耳山、嵩山等群山环绕，但封闭程度不及关中，山川河谷之间尽是出口，很容易遭到外敌入侵。

建都洛阳的东汉为了抵御黄巾之乱，曾在洛阳周边建立八个关卡。这恰恰说明洛阳地形破碎，关卡分散，难以聚集优势兵力抵御外侵。

更重要的是，帝国建都大多依托一个广阔平原，以获取充足的粮食、人力供应。

比如北京所依托的河北平原，广达15万平方公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面积3.9万平方公里。而洛阳所在的洛阳盆地只有1000平方公里，不到关中的十分之一。

地狭物薄，洛阳的人口、耕地就相对有限，难以获得足够的兵力、粮草供应，一旦陷入包围，难以进行持久战。

更重要的是，囿于狭窄的地理空间，洛阳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不能建立多层防线，一旦敌人突破最外层关卡，洛阳就首当其冲。

古人常说“无事则都洛师，宅中土，以号令天下；有事别居关中，阻四塞以自守”，洛阳只适合大一统的和平帝国，战乱时代，则是四战之地。

越是乱世兵争时代，地理条件对一个国家安危的影响越是关键。

匈奴看准了洛阳的这个弱点，从黄河以北的山西兵分两路发起进攻：

一路南下越过黄河，进攻洛阳的西面、北面；一路向东越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再南下扫荡洛阳东北方向。经过不到两年经营，匈奴就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并阻断了外部势力的兵力、粮草支援。

匈奴灭西晋之战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5个少数民族的铁骑从来没有像此时一样如此深入中原，这个南侵过程，以及稍后对中原更为残酷的蹂躏，被称为“五胡乱华”。

公元306年，当司马越以惨烈的代价结束八王混战的时候，西晋王朝内有地方叛乱，外有异族入侵，风雨飘摇，千疮百孔。帝国的20个州中，至少有11个州都卷入战乱。

此时距离西晋吞灭东吴，统一全国还不到30年，汉末三国以来的乱世烽火将再度燃烧。

根据历史经验，每到乱世，总有一股势力应运而生，重整乾坤。可能是藩王、外戚、权臣、地方军阀等上层力量力挽狂澜，也可能是来自底层的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重起炉灶。

但在西晋末年，承担这个使命的是一股全新的力量——世家大族。

自东汉以来，“世家大族”这种全新的权力组织逐渐孕育成型。它以宗族为核心，家族中世代有人做官，甚至都官居三公九卿。比如袁绍所在的汝南袁氏号称“四世三公”，家族的四代人中，都有人官至三公。

其他如东汉司徒王允为代表的太原王氏（大司马按：太原祁县王氏因王允、王凌两次被杀，早早没落，魏晋时比较发达的是太原晋阳王氏王昶的后裔），曹魏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荀彧背后的颍川荀氏等等。都是名动天下的世家大族。

从汉末到魏晋，这些家族都是帝国的组织核心，上到中央的三公九卿，下到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多为大族把持。就连以用人不拘一格著称的曹操，在政治上也主要仰仗荀彧代表的颍川荀氏、崔琰代表的清河崔氏。东吴政权，更是依靠江东顾、陆、朱、张四大家族的支撑。

在东汉末到隋唐初的这400多年乱世中，传统意义上的皇帝或许仍然站在舞台中央，但真正左右天下形势的，是隐藏在背后的世家大族。

王导出身的琅琊王氏正是这样一个家族。

这个家族崛起于琅琊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东南部的临沂市。三国诸葛亮的家族也发源于此，史称“琅琊诸葛”，但若论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琅琊王氏还要远远超过琅琊诸葛。

家族的奠基人是王导的叔祖王祥，就是那个因为“卧冰求鲤”而被画入二十四孝图的著名孝子。

但历史上真实的王祥却并非这个模样。

欢迎参加征文大赛！奖金多多！

欢迎关注文史宴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