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咧两晋（十八）司马睿拒绝勤王并非因兵力不足，是意图争夺皇位
在西晋灭亡前夕，被刘曜的匈奴大军围困在长安的晋愍帝司马邺曾下达诏令，任命偏安江南的司马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命其率兵赴洛阳勤王。然而这个诏令被司马睿无视了，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北伐，眼睁睁的看着刘曜大军攻破长安城，司马邺成为汉赵的俘虏。司马睿的做法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南下避难的北方各大门阀贵族。很多历史学者却为司马睿辩解，认为他在江南的确没有力量北伐，算是有心无力，所以不能算罪。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很显然这是托词，司马睿如此操作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对于晋愍帝司马邺下达的诏令，在当时的晋朝响应的官员非常少，各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找各种理由拒绝。但也有极少数个别的积极勤王，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豫州刺史祖逖。祖逖是在南下后进入江南的，因为在路途中表现出色，庇护了大量的南逃门阀和百姓，于是被推荐为流亡晋朝北人中的行主。
因此司马睿积极招揽了祖逖，先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将他纳入自己的班底。然而得知司马邺的诏令后，祖逖却积极上表北伐，为此公开的慷慨陈词，多次劝谏司马睿。可是司马睿以各种理由拒绝，最终只能将祖逖任命为豫州刺史，让他带着千人粮饷北上，自己募兵北伐。
从这个史料的细节可以看出，司马睿在北伐勤王的态度上是极为消极的。祖逖仅仅有千人的粮饷，都能自己募兵北上，最终打下了黄河以南的几乎所有土地，与后赵皇帝石勒的大军隔河对峙。由此可见北方少数民族的大军并非想象中的强大，而晋朝在江南的实力也不是想象中的弱小。祖逖为一代名将，他对军事的判断一定是有据可考的。他敢于带着一千新兵就北上，正是看出了北方的混乱局势有机可趁。而司马睿集合了江南的各方门阀势力，组建了自己的执政团队，手下荟萃了南北门阀的精英，难道就看不出这些么？
实际上当时的局势虽然混乱，西晋国祚岌岌可危，但胡人的势力还远不如后来强大。汉赵刘氏匈奴虽然建立国家，但占据的地盘并不大，北方大部分地盘都在晋朝地方军阀、流民和杂胡军队之手。这些军队在匈奴与西晋的战争中出于观望态势，谋求着渔翁得利的打算，所以才对司马邺的勤王诏令无动于衷。而刘曜大军虽然围攻长安，但在关中晋军内讧的情况下仍旧打得非常艰苦，可见战斗力不是想象中的强大。而王浚、刘琨等地方军政势力占据着幽州、并州、冀州等要地，直接威胁着汉赵匈奴的后方，所以形势上不是最坏。
在这种情况下，祖逖分析当时的局势，认为五胡乱华不是在于胡人军队的强大，而是在于藩王和门阀的内斗。因此他认为江南只要组织一支强力的军队北伐，招揽和收纳被匈奴军队打乱的晋军溃兵，联合占据战略要地的各地晋军抵抗势力，就能够将地盘和人数处于劣势的胡人赶出中原。实际上从后来祖逖北伐的效果来看，他仅仅用了很少量的军队就在河南打得有声有色，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几乎所有土地，当地割据的豪强都纷纷加入其麾下。如果司马睿能够充分的给予祖逖信任和权限，祖逖率军渡过黄河收复长安和洛阳并非是不可能的。
司马睿麾下人才济济，不但有江南门阀的精英，也有着北方门阀南逃的子弟，这些人都是他政治团队中的核心。实际上从八王之乱开始，司马睿就找机会南下，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治团队。他当时是琅琊王，便也封地的琅琊王氏联合，开始为乱世中谋取政治利益做准备。
琅琊王氏虽然当时还不是最大的门阀，但王衍、王导、王敦都是朝廷重臣。尤其是王衍还是太子的老丈人，又与掌权的贾南风有密切来往，影响力在洛阳非常大。匈奴皇帝刘渊派刘聪攻打洛阳时，王衍被推举为防御战的最高指挥官。东海王司马越去世后，他也被推举为领兵元帅，可见王氏在洛阳的势力不小。
王衍在洛阳掌权时，他将自己的弟弟王敦、王导安排到各地的重要官位，很明显就是利用权力增加家族掌控的国家资源。而当时司马睿已经与王导、王敦兄弟在政治上达成了联合，开始了后来被称为"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联盟。因此在永嘉之乱后，司马睿和王氏兄弟利用乱局很快控制了江南的大量势力，成为了偏安依据的地方政权。由于江南在八王之乱中置身其外，所以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其战争潜力远远强于北方洛阳、长安、邺城等地。后来王氏兄弟就是利用这些战争资源平定了江南豪强和门阀，为东晋打下了基础。
对比事情发生的时间线，可以看出当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遭到刘曜大军围攻，下诏令让各地军队北上勤王时，正是司马睿和王氏兄弟平定江南之时。由此可以看出，司马睿拒绝诏令，敷衍祖逖提出的北伐建议，并非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是他将自己的战略目标设置为平定江南，而非北伐救国。这个战略目标是从八王之乱就开始谋划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根基服务的，所以他不会轻易放弃。祖逖提出的北伐计划，明显的打破了司马睿原有的打算，自然得不到支持。而司马睿又不便于公开反对勤王，所以用一千粮饷让祖逖自己去募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司马睿拒绝北上勤王的理由根本不是兵力和粮饷不足，而是他有着更大的野心。他对祖逖的搪塞只是托词而已，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他把本来可以北上救国的军队用于平定江南，用祖逖的一千新兵来敷衍各方政治势力，是有着更大政治图谋的表现。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记录来分析，司马睿当时已经在作着谋求皇位的打算，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个野心展开的。而琅琊王氏作为支持者，也是积极配合司马睿的这一野心。这既是王氏兄弟对家族利益的考虑，也是各自对权力欲望的表现。
司马睿和王氏兄弟拒绝北上，从当时的情况看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司马睿不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后代，也不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后代，在皇室中排名不高。实际上司马睿的爷爷司马伷只是司马懿的庶子，皇室地位上与司马昭和司马炎比较疏远，所以在新皇帝即位排名上非常靠后。晋惠帝死后，继承皇帝位的司马炽和司马邺都是晋武帝司马炎一脉，所以司马睿北上争夺皇权的成功率非常低。所以从皇室继承的法理看，司马睿要上位，必须司马炎这一脉的子孙死光了，否则他没有一点机会。
在晋怀帝司马炽被汉赵皇帝刘聪处死后，司马邺成为司马炎一脉最后的子弟，也是唯一的继承人。司马邺在长安遭受到刘曜大军围攻，对于司马睿来说是乐观其成的。如果司马邺在长安被杀，那司马炎这一脉绝嗣，其他疏远的皇族都有了皇位的继承机会。而司马睿自己在疏远的宗室子弟中势力最大，又有琅琊王氏兄弟支持，自然可以凭借这点轻松登上皇帝之位。从东晋的建国历史来看，也是走的这条路。在司马邺被杀后，司马睿堂而皇之的当了晋王，最后登上皇位，开辟了东晋的半壁江山。
其次，从统领江南各门阀势力的角度出发，司马睿根本不敢让江南军队与司马邺接触，更不敢让司马邺南下。司马睿赖以控制江南的势力并非他自己建立的，而是利用八王之乱的权力空白期夺取的。这些势力的建立者也与琅琊王氏关系不大，而是淮南王司马允和吴王司马晏。
司马允和司马晏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的弟弟。他们被封在扬州、江州、吴郡等江南地界，统领原东吴的地盘，所以麾下吸纳东吴就门阀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司马允在八王之乱中被杀，地盘和势力被司马晏所接收。而司马邺却是司马晏的儿子，也是江南各大势力的合法继承人。
如果司马睿让江南的大军把司马邺从长安抢出来，那司马睿自己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江南门阀中对于司马睿和琅琊王氏不是没有反对者，只是没有合理合法反对的由头。司马邺的身份可以合理合法的剥夺司马睿的权势，让他回到琅琊王的地位上，这就对其势力形成了很大的削弱，更谈不上登基做皇帝了。毕竟司马睿和琅琊王氏只是外来户，在江南根基不稳，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司马邺接触。因此偏安江南的司马睿一伙人不但不能支援司马邺，还巴不得司马邺赶快死去，不要当皇权路上的挡路人。
可以说对于司马睿这种趁着乱世夺去私人利益，最终走上皇位的皇帝来说。国家和民族、百姓的利益都是次要的，个人的权势才是核心。他们不会理会乱世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只会考虑乱世的扩大给自己带来的政治机会。这种以为了小集团利益牺牲国家利益的做法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在现代的国际争端中也屡见不鲜。而这种将私人利益放在国家之上的战略考虑，也注定了东晋不可能成功北伐，更不可能完成复国大业。因为他们本身就站在国家的对立面上，国家的强大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