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世界观之他的人生观
东晋一代，在统治阶级内部，朝野上下，浮华奔竞，风俗淫僻，耻尚失所，道德惊人地堕落。这种社会风气的出现与当时政局的动荡、上层集团的腐朽以及当权者诛杀异己的恐怖政策都直接有关。生活在污浊的社会环境里，陶渊明由于深受儒家严于律己的修身之学的影响，坚持操守，而无一般士大夫卑鄙放荡的行为，实践着顺应自然的人生哲学，保持了高尚的人格。
在此之前，秘康曾有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劝人越出名教的束缚，不要为了务虚荣、贪富贵而鲜廉寡耻，两人所面临的处境近似，在处世哲学上都反对虚伪狡诈、钻营驱进的极端利己主义，可以说都是时代使然，陶养了听任自然的人生情趣。
他的归隐，除了这个原因外，厌恶违背自然本性、矫情自饰的官场生活，也是重要因素。彭泽归来，他情不自禁地高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返自然”三字，确是一语道尽了他的生活理想，揭示出其人生观的真谛。
陶渊明的人生观中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评价，一为“任真”的思想，一为“委运任化”的态度。昭明太子称许陶渊明的人品时有“颖脱不群，任真自得”(《陶渊明传》)的赞语。陶渊明自己除说过上文提到的“任真无所先”外，还多次表露过这种胸襟:“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
“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这两句既是对心地朴素、天性真率的上古之民的遐想，也是对“弱不好弄，长实素心”(颜延之《陶征士诛》)的自我性格的写照。
就连社会上浮虚放诞之风的流行，陶渊明也归之于失“真”的结果:“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序》)，崇真尚朴的观念如此淡薄，历来人们多把陶渊明的“真”的观念与《庄子·渔父》对“真”的涵义的阐发，两者混为一谈，肯定陶渊明的“真”也是一切顺应自然，不要有所作为。
我们认为陶渊明所谓“真”的人生，乃是指自然的人生，真实的、有意义的人生，与之对立的是虚伪的、“适俗”的人生。不应把它理解为人生的自然无为。由于对陶渊明“真”的、“返自然”的人生观的不同认识，可以直接影响到对一系列陶诗的不同评价。
试以对《饮酒·结庐在人境》诗的评论为例，古今许多人所看到的都是陶渊明为眼前景物所感发，快活得飘飘然的意趣，认为它是赞美隐居的清幽闲适和人生的自然无为的绝唱。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乍读此诗，虽觉境既闲寂，神亦游于天外，一片和平宁静气氛。
细读之余，透过这层迷人的闲寂的外衣，立即可以观察到陶渊明深埋内心的难言的苦闷，难道他不正是为了排遣这深刻的矛盾和痛苦而“结庐”、而“采菊”、而“望南山”，以求解脱的吗?
结尾“真意”“忘言”、戛然而止，也并非全是一派心旷神怡、飘飘欲仙的神韵。“真意”所包含的对人生真正意义的认识中，不能不包括对“车马喧”的仕宦生涯的痛苦回忆，对现实世界还普遍存在的“大伪”的冷静思索，万千思绪，一齐出现在残留着昔日创伤的诗人心灵，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苦恼人的淡然的微笑，此中深情幽意，只有诗人自己能够领会，又何必去辨别和用言语去表达呢?由于把这种痛苦的微笑，“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说·企羡》)这种高门望族穷奢极欲的豪兴，或与晋简文帝“一入华林园，直觉鱼鸟来亲人”(《世说·言语》)这种万物供其御使的欲望得到满足的乐趣等而视之，就不足为奇了。
陶渊明“任真”的人生哲学，并非自然无为，还可以从他对待现实人生的一贯态度加以说明。综观他的一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是有目共睹的。早年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且不提，历经沧海桑田、人世忧患之后，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也始终未曾松懈。直至晚募，还在吟咏“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甚至通过对桃源理想的精心描绘，寄托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
虽然落后的朝政，社会的黑暗，生活的重压都令人喘不过气来，看不见光明和希望，但他并不因而无虑无营、流于颓唐，而是置身陇亩，从辛勤的劳作中寻求人生的乐趣。诗人掷冠弃禄后一仍旧章，自强不息，怎能还说他“是靠自我麻醉来填补灵魂的空虚，完全失掉了一个人生活的意义”呢，
委运任化是陶渊明自然化迁哲学思想在人生实践上的具体化，是陶渊明后期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陶渊明四十岁时就有了较为明确的委运任化的思想打算。对这种人生态度，建国以来的论陶文章，几乎异口同声地予以全盘否定，什么它使陶渊明“陷入宿命论的泥淖”，“对贵贱穷达采取委运任化的态度，就不可取”等，这类批评是欠公允的。
我们认为陶渊明的委运任化，既有反抗世俗、不满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表现了诗人坚持操守、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又有委曲求全、逃避斗争的消极情绪，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委运任化思想的进步意义主要还在于批判和抵制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对此历来却无人论及。
《形影神序》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惜生”已成为晋末一种社会通病:“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真是恰中时弊。道教提倡的导养之术、长生久视和佛门劝人苦修善行、为来生计等种种谬说，都是贴着不同标签的“惜生”之谈。
反驳统治阶级凭借这种理论，飞黄腾达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穷奢极欲，尽情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以供养自己“千金”之躯，悲观失意者则可以心安理得地遁迹山林，放浪形骸，祈仙求道，或专心空门，重金施舍，以资冥福。
这些私欲熏心的利己之徒，在斗争中必然是尔虞我诈，杀伐篡夺，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出剥削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曾经作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的陶渊明，一反常情，出污泥而不染，视官场富贵如身外之物，“穷通靡彼虑，颧颊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穷通憔悴，皆不在怀，听其自然而已。
他对富贵的蔑视，实际上是对封建世俗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蔑视和否定。在那惊涛骇浪的年代，他坚持文人的气节，毫不动摇，险夷窥隆，独立不惧，批判的锋芒何等鲜明艺，绝不可拘泥于字面的含义，甚至误解为听天由命、坐以待毙。这些宣扬委运任化的人生的哲理诗，我们必须从反对风靡当世的“惜生”之论的角度去肯定它的思想价值和积极意义。
委运任化的思想也包含有消极伤感的没落意识，需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予以指出。陶渊明认为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短暂而且空虚:“一生能复几，倏如流电惊”，没有必要辛苦忙碌，“寓形宇内复几时，易不委心任去留”，宣扬一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有时心灵上还闪现过“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之类虚无主义念头。
这些虽不是陶渊明人生观的主导方面，但也正是这些思想上的阴暗东西，使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最终不能不走上“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归隐之路，这充满恬淡的情趣、融合着乐天知命的哲理的诗句，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矛盾和痛苦的内心世界，雄辩地说明了委运任化并非解除人生烦恼的灵丹妙药，在今人看来，它就更非什么健全的人生观了。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元末农民战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这样的表述，我们以为至少是不确切的。毫无疑问，元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元朝的领导，使它的统治难以维持下去，但是，真正结束元朝统治的，是朱元璋领导的封建统一战争。显然不可以把封建统一战争和农民战争混为一谈。
在元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朱元璋对于反元斗争可以说是一贯消极的，对元朝的态度也是很暖昧的。元末起义军(特别是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宋政权和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天完政权)对于动摇元朝的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元璋实际上充当了农民战争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为了自身的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利用起义的成果，进而取元朝而代之。元朝的推翻，明朝的继起，是地主阶级的胜利，不是农民的胜利。
有不少论著把朱元璋说成是元末农民战争的杰出领导者，而把他的转化归之于不可避免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其实，从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的表现来看，他对农民的起义斗争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至于他对地主阶级的态度，大体上也和对元朝的态度差不多，这一方面我们将另加论述)。他之所以成为新的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难免要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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